当诗人与世界遭遇（自序)
我是一个农民。这不仅是我的现实身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我的精神标签。但我并不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更不是一个合格的农民。这不仅在于我从不热心于耕云播雨或春种秋收的田间劳作，以及一切与农事、农务、农村、农业、农民生活息息相关及其延伸的各种形态。我常常情不自禁和不由自主地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转移或投入到与一般的农民身份和农民生活毫不相干的领域里去！——我总是习惯于在诗歌与哲学的世界里冥思苦想，我总是喜欢在文化与精神的国度里徜徉逡巡，我总是像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在身，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肩一般去思考民族与人类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未来。由于这种精神倾向，诗歌和哲学曾经深刻地影响着我的命运，并将继续干预着我的生活。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甚至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家。但时至今日，恐怕只有少数人会承认或暗暗惊讶我还是一个不错乃至比较优秀的诗人而已，尽管我现在基本上只能在网上发发作品，从来没有上过大型的、正规的、官方的刊物或选本，以此得到报酬或奖掖。所以我无论如何地自信和自许，只能是一个乡野散人式的、囚徒式的、苦行僧式的、狂人式的民间思想者和写作者。
我必须就我的这三重身份予以自我确认、澄清、辨认、乃至辩护。
首先，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个农民。这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更没有什么值得可耻的。奇怪的是，我从来不是一个称职的农民。我不仅不喜欢种地，而且也不喜欢学手艺，不喜欢经商，甚至不喜欢任何的体力劳动，不喜欢经济生活，乃至讨厌物质和金钱。这岂止不像一个称职的农民，简直不是一个称职的人了！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人，只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命蹇时乖，钢不能用在刀刃上。我总是以心灵的最高理想来指导自己的生活，耽于为国家和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而殚精竭虑，而一向疏于自我反省和自我救助，更不善于夤缘取巧、逢场作戏。这些农民本性里的东西，在我的天性中却找不到一丝一毫。我讨厌虚伪的生活，哪怕仅仅是一种态度、一种作风。
但我又仍然必须承认在我的骨子里永远抹不掉农民的影子，农民的本质！这包括一些好的东西，如本色、本分，也包括一些不好的东西，如保守、怀旧、吝啬、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等等，这些都是本质性的东西，它们却根深蒂固地植入了我的骨髓，流淌在我的血液里。
而作为诗人，我却曾经是一个有着超前意识的写作者。我不仅多愁善感，嫉恶如仇，而且思想敏锐、包容、开放、激进、活跃。我曾经写过好几百首旧体诗和上千首现代诗，写过生活流，写过政治诗，但更加吸引我的还是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歌，特别是西方的。学艺不久，就投奔到现代诗的写作道路上来。
我自以为天生具有思想的悟性。这在我的诗歌里时有体现，我的这种敏感甚至多于诗学的和美学的敏感。从小我就有严重的逆反心理，并觉察到人性的肮脏与黑暗。但因有严重的自恋倾向，不敢像海子和戈麦那样自决。对于社会和人性的鞭挞，在我的早期作品里曾经多所表现，有些篇什简直有如诗谶，以致我怀疑自己是否具有某种预感和预言的天赋，想过学易或以占卜算命为业，结果发现自己终归根底太浅，记忆力又很差，连八卦也经常搞混，更不是具有特异功能的灵异之人。我性格怪癖，喜欢独思独行，结果只能是为世所弄。
作为一个思想者，我喜欢中国古代的老庄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尽管我没有学历资质，没有文凭职称，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却有着洞若观火的见地。我敢说，我的一些思想、言论、见解、分析、考察，就是那些学院派的资深学者也没有想过和触碰过。因为他们多数都已经堕落了，不管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高官厚禄者，他们骨子里其实都浸透了小农意识，他们的人生哲学，与那些市井小人、贩夫走卒无异，甚至他们的灵魂与那些娼妓瘪三也没有区别！他们的人生哲学无非是犬儒哲学或菜农哲学屠夫哲学罢了。而我这个乡野散人的思想却有着某种创造性和建设性。
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国民，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市民都仍然是农民，至少是骨子里的农民，生存背景上的农民！所以在这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现代，越来越先进，越来越“文明”（除了开放和现代，恐怕统统都得打上引号)的社会和时代里，农民就意味着落后、愚昧、保守、封建的同义语。但农民之所以不喜欢甚至讨厌而弃之如敝屣自己的农民身份，主要是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偏见和俗念。是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个庞大的国家编制队伍及其优越于体制外人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保障系统，也即是其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
其实，农民和一切体力劳动者一样，与知识分子，尤其是精神创造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没有闲适的本事！(尼采语)我也没有闲适的本事，却有渴求闲适的天性。我对尼采所谓“闲适的本事”是这样理解的：一是指某种生活本领，一是指从事艺术和精神创造的本领。作为生活本领的“闲适的本事”我从来缺乏。我认为这种本领必须仰仗某种过人的生存技能，或者靠控制和驾驭，占有和转移他人的劳动成果才能获得。我偏偏一向不喜欢，且很隔膜任何的工匠型技艺，所以最后连基本的谋生手段也没有。
而作为精神创造的“闲适的本事”，却是我天生的禀赋。我天性喜欢散淡、闲适、放浪，乃至浪漫，这些都不是一个农民的本色本性，而是一种小资情调的东西，但我一向不修边幅，邋遢不拘的行止，又完全是一个中国古代落魄书生的意气，这也与一个农民的本色不沾边。尽管我在思想方面有一种超常的敏锐乃至某种超前性，但由于我个人气质方面的抑郁素质，在为人处世上又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迟钝、颟顸，甚至迂腐；最不可饶恕的致命性弱点，就是经常情绪化，乃至任性。所以长期以来，我一直生活在一种不伦不类的角色当中。
当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个诗人时，已经是不惑之年，当我领悟到我命运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本质上是个诗人，已是知天命之年，我不止有一种美人迟暮的感觉，而且只能听任自己的枯萎。而我仍然必须以一个小商贩的身份讨生活，为了生活上的责任不得不继续听凭那些世俗小人的羞辱刁难和奸恶之徒的玩弄欺凌。对于我这样的诗人来说，不啻于灾难！
2015.5.1.
所以，当我带着这三重身份与这个世界遭遇，就必定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更要命的是，我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另一个身份——厌世者！我敢肯定这世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诗人是厌世者，或者有厌世的倾向。但世上没有绝对的厌世者，他们厌恶的只是俗恶不堪的物质世界，同时在心里幻想和构筑着自己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并不仅止于精神世界；而且厌世者往往更热爱生命。他们热爱的是随时可以触摸着自己灵魂的生命！——我的生命既然有这样的四重身份，这本身就带着一种悲剧的色彩。当它与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碰撞之后，就必定演奏出别样“美妙”的四重奏！但我的幸或不幸主要还得归于我的诗人视角，虽然也是一个“私人视角”。这种诗人视角（或私人视角）必然焕发着别样精彩的生命神秘光芒！
与其说诗人与世界遭遇，毋宁说是与世俗遭遇——这是一个世俗世界被无限放大的世界，大到足以遮蔽所有思想者的孤独，足以让一个诗人寝食难安！“悲痛时握不住一滴泪水”，更不用谈一支笔、一叶诗稿！我就是在这样悠苦的心境中，筚路蓝缕地挣扎坚持了几十年！
不言而喻，人微言轻是一切大的时代的通病；“所幸”的是我们尚能放声歌唱，这应该是这个大时代的仁厚了。我悠苦的生命既可以自我放逐，也可以一路高歌。现在正好是一个政治相对宽松期，又是网络时代预热期，像我这样的边缘人才能有写作和发表的权利，而不仅是悲伤的权利、思想的权利，我的墙角思考才不至于完全变成抽屉里哭泣的文字。无论如何，都要感谢这个“大时代”——它给了我别样的人生！还要感谢上苍给了我这别样的命运！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我奇崛的生命才会有所升华，同时我的孤独和痛苦才有了出路。我深知众声喧哗、信息强加加强了这个时代的健忘和冷漠，但我仍然觉得有必要呈现我所看到的生存乱象，有必要发表我所感受到的别样的生命体验。
虽然我跟所有草民一样生存在话语权的边缘地带，却能够观察和感受到中心的溷浊和炽热。正是这种观察和感受常常让我手舞足蹈，眼高手低，左顾右盼，总是有一种奔走相告的冲动！我常常情不自禁地对那些颟顸的草民展开布道式的或启蒙式的宣讲，渴望为他们立言建言；我甚至敢于跟那些权势者公然辩驳，对话语权的制定者大张挞伐！虽然我收获的只能是嘲笑和鄙视，只能是无动于衷和恬不知耻，但我至少还能呈一时口舌之快，让我似乎找到了苟活于这尘世的理由。不过，我确实感到了世俗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强大和骄横，随时可能遭受无妄之灾。但我已经不能自已了，只能继续高蹈不停，即使是自我毁灭也在所不惜。这样总比被时代的病毒侵蚀阴损而死好过一点。这种奇怪的想法真的能给我带来一丝快感，多年来已成为我写作的全部动机和目的，虽然我知道批判他们其实也是批评自己，揭露他们同时也暴露了自己。
我曾在九十年代入选有我作品的《中国后现代主义诗选》的尾页空白处写下这样两个警句——诗人枯于才气，哲人穷于思辨。/哲人有大喜，诗人有大悲。结果成了自己的诗谶。
我早已看到了人类的悲哀，也看到了自己的悲哀。当然我个人的悲哀必定先于人类结束，这是否又是一种喜剧性？——也许正是这些理由，无知无畏的颟顸之辈才会天天载歌载舞，醉生梦死！
2016.4.13-14.
***这是拙著《中国现代化运动批判》之自序 |
发表于 2018-11-21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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