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世界以颂，颂是我们必须的言辞
—赵目珍散文诗集《无限颂》浅析
潘志远
题目《无限颂》，第一辑《孤独者》，第二辑《闲情赋》。觉得怪怪的，扯不到一起来；与一个80后诗人，与一个职业学院的副教授身份不符，又似乎有某些暗联和密码。就这么疑疑惑惑，读完了全册，至后记《散文诗的常道》，再返观回思，顿时豁然。我似乎触摸到什么，这什么应该就是把握它的机关。
想到泰戈尔《飞鸟集》中的诗句“世界以痛吻我，我要回报以歌”。①倘若抱定此心态、此胸怀、此境界，“痛”便不再重要，也可以抹去，不必怨天尤人，不必津津乐道；剩下的都是“歌”，这才是高尚的文字，美的文字，读者愿意阅读的文字。歌即颂，或者两者孪生。在诗人看来，这无限世界的无限事物，被造物主创造出来，或流逝，或在流逝中存留下来，冥冥之中，世界早已为它们准备好了颂歌，等待激活，等待发现，等待我们用言辞表达。更多人不能领悟，不能心有灵犀，而诗人领悟到了，并付诸行动，这或许是此散文诗集的初衷或主旨。一一累积，汇成《无限颂》出版，飞到读者手中，飞到我的案头，让我得以咀嚼，并在咀嚼中领略其深长情思和题旨。
我佩服诗人的散文诗观，赞同他对散文诗的梳理和体认。他批评“散文诗介于散文与诗之间，具有散文与诗的双重表征是一种非常浅陋的观点”，②认为“散文诗别具一格，它是独立于散文与诗之外的一种体裁，尽管它最终的精神导向是诗，但它并非诗的附庸”③“散文诗有它独立的精神和气质所在，这种精神和气质根植于人类性情的萧散以及诗意栖居的理想欲求”④“它的出现乃是艺术之神对汲汲于存在之镜像的人类心灵感应的一种无限靠近，是一种基于心理同构的文学抚慰，是一种原始性的精神款待”。⑤无限靠近故而有无限颂，我揣测这应该是他散文诗集命名的由来。
无限颂：颂是颂，疑是颂，咒是颂，颂是言辞抵达的最高境界
在诗人看来，“散文诗一定同时具有古典性和现代性，也惟有如此，散文诗才能打通过去、当下和未来三个时间之维”。⑥他极推崇陶渊明，认为《归去来兮辞》是人生体验的典范之作，是对散文诗独特气质的一次完美呈现。他还认为“李白歌行体中激越的抒情成分对散文诗的萧散是一种催化，苏轼散文中旷达的意味却正是诗意栖居的思辨诉求”。⑦在笔者看来，庄子的散文，陶渊明的文赋，李白的歌行体，苏轼的文赋，都是极好的散文诗，只不过那时没有散文诗的说法及概念，但与散文诗的本质是打通的。靠什么打通，即人类的精神和体验，而不是借助命名和所谓的理论观点。那种用现代国外舶来的散文诗名称来梳理对比古人作品的做法，无疑是削足适履和刻舟求剑，是愚蠢的，也是荒唐的。而以国外散文诗理论来甄别筛选我国古代诸多有散文诗之实、而无散文诗形式特征的作品，说三道四，甚至予以否定，是典型的数典忘祖、崇洋媚外，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软骨病。正是基于此认知，赵目珍散文诗创作，不是根植于波德莱尔和埃德森，走对他们的效仿之路；而是根植于传统，《击壤歌》《山中》《高轩过》《卿云歌》《感士不遇赋》《云泥诀》《打开陶渊明的诗二种方式》《在伶仃岛》《渔父》都是此种情怀的集中体现和展示。撇开具体篇目和篇目中言辞不谈，返观庄子、陶渊明、李白、苏轼，表面上看，他们都是世道的不合作者，他们的言辞大多不合时宜；他们或颂、或疑、或咒，究其本质还是颂；他们过于清醒，有着对世道的大爱，冷眼向洋，言辞诡异多变，不管以何种形式、何种态度呈现，都掩盖不了颂的实质。颂是爱的正面，不一定是真爱，更遑论大爱。一味颂，会滑到它的反面，倘若不是阿谀谄媚，便是别有居心。而疑和咒，表面冷漠，言辞激烈，是爱之深恨之切，是大爱挚爱，是爱应该抵达的最高境界。我不想一一指认篇目和摘引言辞，但诗人的情怀和宗旨都着眼于“颂”，也归结于“颂”，已毋庸置疑。
孤独者：孤独不代表无语，沉默至极，必然爆发内心激情的狂欢
这里的孤独者，肯定是泛称，也包括诗人。大凡孤独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寂寞。孤独是遗世独立，是特立直行，是思想者的代名词，因为思想使他们与一般人区别开来。孤独又寂寞者，必定抑郁，时间久了，成自闭症，再久了，便自虐，终极是自己消灭自己。孤独者少于言语，多于思考，多于寄托；寄托于户外运动，寄托于某些嗜好，寄托于琴棋书画，寄托于言辞的宣泄和表达。孤独沉默至极，必然爆发内心激情的狂欢，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具体到诗人身上，当他静默于《击壤歌》时，他的内心正游离于古人的投掷游戏，彷徨而另有所思“我们都不过是造物主流放到大自然的种子。/面对每一个即将离去的，我心急如焚；面对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我忧心忡忡”，对逝者追思，对生者自省。在《孤独者》中，他宣言“孤独的人很快就占领了夜晚。这样的细节看起来如此宏大。/他拼命模仿夜晚的神秘，但最终一败涂地”，孤独者亢奋于思，也倦怠于思，越倦怠越思，越思越亢奋，循环往复，乐此不疲，直至生命终结。这是一切孤独者的宿命，也是一切思想者的骄傲。我思故我在，在这里，我似乎也看到了诗人的缩影。“在镜中看见自己的容颜，不如在万物中看见另一个羞涩的自己”“万物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被替代，更不能被亵玩”（《万物生》），反思自身，推己及物。“闭门谢客，就是与万物建立另一种灿烂的关系”（《闭门谢客》），辩证而又逆向思维，正如著名诗人方文竹在一首诗中所言“我关门，世界大大；我开门，世界小小”，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突然为广袤的大地而哭泣。孤独，绵延万里。/这些时日，我只看见，我只听见，孤独已成了问题”（《途中》），则活画出诗人的状态。是的，“孤独已成了问题”，那么思就不会成问题，言辞就不会成问题，便有了诗意和含金量。而这一点，在诗人诸多散文诗辞章里都得到验证。如《退藏于密》中“我们与白驹过隙的关系如此密切”，《深潭》中“风，很快就吹出了历史的疲倦。/血液和骨头均已荒芜”，《所居》中“一切都包围着我。一切都在我心的包围之中”，《逃亡》中“荒野上的星空，纷乱如战国的时代”，《死亡》中“时光将带走所有，莫让恐惧覆盖了我们，消灭恐惧是唯一的正途”。梁简文说：“诗者思也辞也，发虑在心谓之思，言见其怀抱者也。在辞为诗，在乐为歌，其本一也。”⑧表象上看，诗似乎是意象衍生、语言生发碰撞的产物，追溯其本质，还是奠基于思。外表的平静与内心的躁动常成反比，孤独于物，必然多思于心，寂寞于口头交流，也必然多于肢体的发泄，或文字的汩汩流泻。正如晋陆机所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⑨是也。
闲情赋：虚拟对话，思辨诉求，没有一处闲情是真正的闲情
这一辑是散文诗集的重头戏，诗人却称之“闲情赋”，可谓别具匠心。闲，有轻而小的特点，但也常有以小见大、举重若轻的特征。开篇《楚魂》里“楚魂毅然在汨罗的江水中勇武地沉浮。/带着阴云密布，带着一个国家的哀愁。/那沉重的落水和有力的下垂，使大楚的精神遽然上升到灵魂的高度”，《闲情赋》里“听石头的人，在荒野隐匿了自己的手掌。/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河流之子已重返人间。/在怪诞的圆圈中，你和我相互接骨”，不仅不闲，反而大重，捶击着读者的视听和心灵。《打开陶渊明的十二种方式》则还原了陶渊明辞官归隐后的生活轨迹，写出了他精神苦扎和心胸豁达、淡然生死的历程，其中“你向澄明奔走。即使环堵萧然，不蔽风日，又有什么可以畏惧？/你幽深的雅态，正荡涤青云。/青丘有奇鸟，只为过失的人而生。/桑麻稼穑是最不荒谬的情事”，没有一句闲情，且都掷地有声。《十一日谈》让人想到意大利作家乔万尼.薄加丘的长篇小说《十日谈》，想到小说内容博大庞杂、思想复兴先锋，散文诗《十一日谈》当然没有它那样的承载，但口吻和旨意绝不会闲虚琐屑，“当虚无变得灿烂，人世的劳作便也接近尾声。/一切雨的发生不需要被肢解得井井有条。/安享溢美之词，然后成为最不合时宜的标尺”，诗人不断虚拟变换自己的身份和角色，完成与古今万物的对话，在思辨诉求中，突出一个思想者的站位。还有一些闲情，散落在其他篇目里，如《第十四天，致女儿》中“你的呼吸当中，不时穿插着一些莫名的英雄之气。/从此，家庭中的分歧也变得统一”，《小小的黄昏》中“昨日运斤成风。襁褓中的荷花，恰如我两个月大的女儿”，《冥思》中“我要你俯下身来对一片萎黄的原野进行哀悯”，《归途》中“深入茂林修竹，或者屈服于山冈，则是我们最后的了断”。黑格尔说：“个性像白纸，一经污染，便永远不能再如以前的洁白。”屠格涅夫说：“一个人的个性应该像岩石一样坚固，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建筑在它上面。”闲情是个性的，个性中折射出的共性更可贵，更有审美价值。那些动辄喜欢写大素材来表达大情大爱的，往往失之虚空和矫情。在这一点上，诗人是聪明的，也是高明的。何况闲情，也只是一个说辞，一个策略，因为从来没有一处闲情是真正的闲情。
一本厚不足100页、区区47章的散文诗集，翻阅起来是容易的，可一位智者思者之诗，每一句言辞都是耐人寻味的，耗人脑力的，体味起来，又变得困难和捉摸不定，所以我的浅读肯定有失之偏颇和很多不到之处，深为遗憾。
搁笔之前，我又回到后记《散文诗的常道》，为诗人对散文诗写作没有临履之忧者的批评而激赏，为诗人“扩大散文诗的表现范围和拓宽散文诗的表现手法已成为散文诗写作的一种亟须”的呼吁和警醒而感同身受。他对散文诗文体的认知，对散文诗精神气质的追求和实践，已远在很多散文诗人之上，祝愿他在这种理念引领下，更辛勤耕耘，写出更多风格卓荦的新作，以飨对他充满期待并寄予厚望的散文诗读者。
二0一八年十二月八日夜于霞蔚居
①引自泰戈尔《飞鸟集》
②③④⑤⑥⑦引自赵目珍《无限颂》后记《散文诗的常道》
⑧引自唐成伯屿《毛诗指说》
⑨引自晋陆机《文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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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6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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