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赵敏俐、吴思敬教授主编，国内10余位著名学者参加的《中国诗歌通史》，经过近8年的精心编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国家社科重点研究项目，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诗歌通史”。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上古歌谣、《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今天的新诗，诗的传统源远流长。进入当代，随着工业化发展，加上网络等各种新兴传播工具的不断壮大，诗人逐渐淡出公众视线。有媒体曾一度高呼：诗歌已经死亡！那么诗歌在当代是否已经死亡？诗人的生存状态又如何？
本专题采写及图
记者吴波
八百万字学术巨著
本书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赵敏俐、吴思敬两位教授主编。分卷撰写，作者阵容强大，主要成员包括李炳海、钱志熙、吴相洲、韩经太、张晶、左东岭、王小舒、王光明、梁庭望等著名学者。他们执教于国内一流高校，研究成果丰富，是中国古典诗学研究领域内最为活跃的中青年专家，也是当今古典诗学研究领域内的中坚力量。据悉，该书的完成出版，填补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项重要学术空白，它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贯通古今、涵盖各少数民族、兼及港澳台诗歌的多卷本中国诗歌通史。赵敏俐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诗歌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诗的数量浩如烟海。中华民族又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文化系统，其他少数民族的诗歌传统与汉民族诗歌一样久远绵长，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诗歌总体，成为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核心要素，渗透于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
赵敏俐告诉记者，《中国诗歌通史》共十一卷。分为：先秦卷、汉代卷、魏晋南北朝卷、唐五代卷、宋代卷、辽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当代卷、少数民族卷。通过对中国各历史时期诗歌特征及其演变脉络的梳理，完整地展现中国诗歌数千年的历史变化，确立新的中国诗歌史观。本书各卷既是独立的一代诗歌发展史，每卷之间又有相互关联，起承转合，把丰富多彩的中国诗歌现象与近百年来中国诗歌研究方面的成果完整地反映出来。
诗歌并没有死
《中国诗歌通史》的出版反映了中国诗歌古今的繁荣发展历程，可喜可贺。大家由此关注诗歌的创作者——诗人的生存状态。如果说中国作家的收入普遍不如白领的话，那么诗人的收入又如何？连续几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来看，至今从未有一个诗人上榜，有媒体曾高呼：诗歌已经死亡。
针对诗歌已经死亡的说法，赵敏俐认为，诗歌死亡之说不知道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得出的结论。很多人只是觉得诗歌从新兴和主流媒体淡出，就以部分诗人的生存状态来昭示诗歌的命运，这是不科学的。诗歌的繁荣和部分诗人的生存方式无关。
他认为，诗歌是最美的文学样式，其审美也是很个体化的抒情，是沉浸于个人空间的。随着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的发达，诗歌作为比较个人的抒情文学样式，受到了传播渠道的影响。跟古代相比，现在的艺术表达手段更多样化，因为很多内心的东西与当代的传播渠道是有抵触的地方。
赵教授告诉记者，其实当代诗歌一直是在隐秘地繁荣。这跟诗集是否畅销无关。据他们诗歌研究中心的调查，每年有大量的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有数百万人因为诗歌情结而自费印刷诗集。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国内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创作古体诗，当然写新诗的也很多。
诗人的生存状态比想象中好
中国作家富豪榜榜单制作人吴怀尧告诉记者，“在连续四年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名单里，没有一位纯粹的诗人上榜。但事实上，这些年，诗人就‘潜伏’在你我身边。他们在各行各业活跃着，并成功着。”中国作家富豪榜的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对诗人‘穷困潦倒、不切实际、邋遢、没有责任感、无聊’，甚至‘精神有问题’的印象，是一种严重的误读。”
据中国作家富豪榜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仅在网络上就大概有500万人从事诗歌创作，诗歌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一些优秀诗人从商后，已经腰缠万贯。耐人寻味的是，在全国各地的随机访问中，透露自己有过诗人梦的人数比例高达85％。
本报记者首先追访了当年有“城市诗人旗手”之称的张小波。在20世纪80年代，他是上海“城市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现在，他是一个“千金散去还复来”的成功商人。这样一个商人身份的诗人，并没有失去诗歌情怀。记者获悉，张小波每年都会免费为有作为的青年诗人出版诗集。
记者也追访了著名的当代诗人沈浩波。
沈浩波1996年开始诗歌创作，1998年发表了《谁在拿90年代开涮》并在诗坛引发了诸多争议，后成为“民间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沈浩波曾经获得2000年《作家》杂志年度诗歌奖。这样一个诗人，数年前记者认识他时，他已经成功进军出版业了。不到10年的时间，他已经将自己的出版公司经营成中国最大的民营图书出版机构之一。
对话吴思敬：
入选教材的诗篇有时是相对平庸的
广州日报：不少读者觉得经典的现代诗越来越少了，您怎么看？
吴思敬：经典需要时间的考验。当代为什么没有经典？那是因为还没经历时光的磨砺。诗歌经典不是诗人自封的，也不是哪一位权威“钦赐”的，而是以诗歌文本为基础，在读者的反复阅读中，在批评家的反复阐释中，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建构而成的。就新诗而言，与其说已诞生了可垂范百世的经典，不如说新诗的经典还在生成之中，而且这一经典化的过程崎岖而漫长。
广州日报：我们在读书时代，课本里入选了很多经典的现代诗歌，但现在新诗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相对少，你怎么看诗歌进入中小学生课本？
吴思敬：诗歌文本进入教材，尤其是进入中小学教材后，将获得几乎是全社会适龄人口的读者，这将有力地促进其“经典化”。但是进入了基础教育的语文教材，并不意味着就具有了“经典”的身份。编教材要考虑到作品的思想教育内涵以及学生的可接受程度，这样一些创新性强、实验性强的作品反而不易入选，而入选的有时倒是相对平庸的诗篇。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不属于他最重要的作品，比起《女神》中脍炙人口的《天狗》、《凤凰涅槃》来，其思维的独创性和内涵的丰富性都有相当的差距。但由于这首诗运用了广为人知的神话传说，线索明晰，容易为读者接受，从1949年开始到新世纪初，曾十余次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拥有数以亿计的读者，似乎坐稳了“经典”的位子，但却不断遭到评论家与教师的质疑。
高考亮“红灯”使学生离诗歌越来越远
广州日报：高考作文好像一直回避着新诗。您怎么看待？
吴思敬：现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加上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诗歌走向边缘化。一部分学生会认为，高考用不上的东西，学它何用？本来我们的教材中所选诗歌特别是新诗，已经是少而又少的了，高考对诗歌又亮起了“红灯”，难怪学生离诗歌会越来越远，这对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素养与审美素养是不利的。
实际上，一个国家的重大考试考什么，对一个时代人的精神风貌会有重要影响。古代的科举考试是有诗歌写作在内的，考官或以古人诗句，或以事物为题，让考生作五言排律六韵或八韵，题目上冠以“赋得”二字，这就是所谓试帖诗，亦称赋得体。我国的唐代，称诗歌的黄金时代，文人之间、官员之间经常唱和酬答，社会上读诗写诗风气大盛，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当时科举考试的引导作用，恐不无关系。当然，历史在变化，试帖诗的时代毕竟过去了。
那么，对今天的高考作文与诗的关系该怎样看呢？我的基本想法是：第一、高考作文不必要求学生写诗。高考作文是偏于实用性的写作，以检测学生基础写作能力为主，而诗歌是一种个人化的有独特审美要求的文体，判断好坏很难取得一致意见。第二、高考作文不必特意规定不准写诗。一般情况下，高考作文题目并不适宜写诗，绝大多数学生也不会去写诗，但是难免会有个别学生敢剑走偏锋。为了给爱好诗歌的学生一个显示才华的机会，高考题“不要写成诗歌”的禁令还是废止为好。总之，高考作文应该允许写诗，写得好还可以得满分，这样才可以给那些钟情于诗的学生一个展示其独创性思维的机会，这对于诗歌在青少年读者中的普及，无疑是有意义的。
当下诗歌写作的问题是跟风
广州日报：您怎么看待网络诗人？
吴思敬：网络传播打破了传统的期刊投稿制度，给诗歌写作带来了自由。新世纪之后，出现了很多诗人，尽管这些诗人中有的水平不高，但这种诗人频出的现象跟网络传播是有关系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目前的网络写作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多媒体写作阶段，真正的网络写作是临屏写作：文字、声音、画面都应跟屏幕紧密结合在一起，多媒体诗歌的制作和欣赏都不能离开屏幕。台湾现在就有一批人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大陆目前能进行这方面尝试的人不多。
广州日报：你觉得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问题是什么？
吴思敬：每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都会有自身的问题，因为好诗人好作品毕竟总是相对少的。如果说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问题，我认为是跟风，现在很多诗人跟所谓“先锋写作”的风，本质上都是平庸写作。要写好诗很难，诗人必须是一个语言的天才，但又不仅仅是语言的天才，他还必须面对自己的时代、社会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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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4 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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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4 1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