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教育部名栏• 现当代诗学研究奖”在京揭晓

长江两岸

首届“教育部名栏• 现当代诗学研究奖”在京揭晓 (阅142次) 2012-11-06

2012年10月22日，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的专项工程之一，由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主办的首届“教育部名栏· 现当代诗学研究奖”颁奖仪式在北京“大成路九号”举行。       洪子诚、潘国琪、唐晓渡、臧棣、汪剑钊、敬文东、钱文亮、西渡、张桃洲、张洁宇、姜涛、段从学、陈均、黑丰、林喜杰、赖彧煌、彭敏、张光昕、赵飞等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作家出版社、中国计划出版社、诗刊社、北京文学杂志社、北京海淀区教科所的专家、学者和诗人以及主办方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仪式。       颁奖仪式由《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主持人刘洁岷主持；江汉大学校长助理邵红代表江汉大学为颁奖仪式致辞，表达了江汉大学对诗学名栏一如既往的重视和支持，并以诗的名义热忱祝贺五位获奖者！同时由衷地感谢莅临仪式的嘉宾和没能光临的所有支持过栏目建设的作者与学界专家；张桃洲作为诗学栏目特聘主持人发言；仪式结束前，由年轻的在校博士生张光昕作为作者代表发言。        颁奖嘉宾臧棣、朱现平、邵红、潘国琪、洪子诚分别将奖杯、证书和奖金（每人5000元）颁发给了赖彧煌、姜涛、西渡、钱文亮、唐晓渡五位首届“教育部名栏· 现当代诗学研究奖”得主。       江汉大学学报创办的“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是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名栏建设工程两批近三十家学术期刊中唯一的诗学研究类栏目，“教育部名栏· 现当代诗学研究奖”也是海内外首创的汉语新诗诗学研究类专项大奖，其学术性、开放性和公益性得到了莅会嘉宾的高度赞誉。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在颁奖仪式上感言：“诗歌理论批评是一个独立于诗人的行当，理应获得自己的荣耀。设立一项诗歌批评大奖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心愿，很高兴今天圆了我的这个梦！”第二届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会长潘国琪主编感言：“《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创设八年来以200篇优质论文和近五十个诗学专题将现当代诗学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此次颁奖会非常成功，是名栏建设首创之举，很值得向其他正在建设中的教育部名栏推广。” [img=721,541]http://www.poemlife.com/data/ups/images/1赖IDJ[9%60F16Y@_@)JQNLZVAHV(3).jpg[/img]                                                                                                                                          赖彧煌受奖辞——                 获悉被授予“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不胜荣幸，也倍感惶恐。我是一名新诗研究领域的初习者，从《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受益良多。作为标示新诗研究动态的重要风向标，它持续推出的专题，成系列又葆有开放性，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一些关键性诗学命题的关注与思考。我从中真切地感到新诗研究扎实、有序，日渐走向深入的节律。它体现出来的成果，既令我振奋，也让我感受压力与鞭策。         在研习新诗的过程中，我时刻感到自身的种种欠缺。面对新诗近百年的实践，尤其当代诗歌多维面的书写提供的丰富能指，我未能有效地穿透它。几年前我的学位论文以近现代诗歌为探讨中心，从那时起的一段时间里，我幻觉地以为，“现代”比较“学术”，“当代”是“批评”的。但轮到对当代诸多鲜活的现象与话题进行发言时，力不从心之感尤为突出。这不是说，我对现代部分的探讨是成功的，它甚至连部分的成功都算不上。相反，将视域伸延到当下诗歌，使我有机会反省自己在新诗研究上的迷思、不足与困境。 作为一种论域，现代时期的新诗看上去与“理论”、“学术”更为匹配，据说由此更能彰显甚至提升新诗研究的品格，譬如与文学理论、美学观念的进展接轨。然而，举着诸种理论的放大镜，结果却目无所见。或许这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也和理解的精准与否无关。理论的本性如此强硬，它要按逻辑进行演绎，奉某种悬设的形而上学进行自我生产。这似乎命定了它只能自说自话。它的“孤僻”与封闭惯于把问题固化为给定的对象，并让这些对象成为被殖民的客体。当理论的“给定性”与“现代”会面——在时间上“现代”似乎是完成的，因而也是给定的，它们体现出的殖民性就是双重的，“现代”的那种似是而非的给定性就被强化了，我稚拙运思的结果终于沦为空洞、抽象、两张皮等等。        这让我焦虑。面对丰富的、不断生成中的当代诗歌，这种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它也变得更加紧迫。于是我有重重的疑惑：也许新诗研究本质上是反理论的，它反理论的“绝育性”。在后理论或理论之后的更大视域里，或许，通过对“当代”尤其是当下诗歌的关注，新诗研究恰恰可以实现对理论的丰富——而不为某几种时髦的理论所抽象，最终冲决理论的闭抑性与自足性，以此真正伸张新诗研究的崭新理论品格？是否更应该面向“生成性”的而不是“给定性”的对象，更多面向当下而不只是过去，进而既开放了对象也开放了运思方式？这个正在生成着的当下或许是理论最棘手的“对手”，在此，或许可以梦想一种与“当代”有关的“批评”，它超越了随便的感兴、见木不见林等等，也不只对某种必要的批判性予以营建，而且是，在一个值得期待的高度，它面向值得珍视的“思想”而不是观念，或者毋宁说，这种反理论的“批评”面向着某种“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对我而言，就是希望对此前不成功的研究作出一定的纠正。         也许因而值得尝试一种认识上的倒转：如果“历史”被某种理论所删削、所给定，然后独断地“生产”“当代”，那么，不断走向“生成性”的“当代”恰可以包容和发现过去，进而真正实现充满可能性的历史化？          从意义生产的角度，新诗书写包括新诗研究，其内含的价值也值得肯定。在一个意义过剩以至滑向到虚无主义的时代，意义被竞相争夺又被专断裁决，在此背景下，发掘或拟设一些新诗研究的议题，显得更为隆重和急迫。新诗以其微弱乃至分散的，但丰富多面的实践，给人们提出的巨大挑战是，如何深入到充满意义甚至多义的这个文类中，以抗衡有意的消弭和视而不见，彰显其意义生产的结构与机制，这或许是介入世界的一种可能的途径。尽管介入非常有限和间接，并终归是文化策略上的。         在文学研究的大系统中看，较之其他文类研究，从事新诗研究也许更让人觉得适得其所。通过许多学人的著述，包括这个栏目，可以看到，新诗研究取得的进展绝不逊色于小说、散文的研究。新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实践，更深地卷入了现代中国的复杂经验，并借助它的符号与象征系统予以了深刻凸显。新诗提供给人们种种“前见”，包括它的局限，以及它有待张扬的未来，是我们得以反观、理解和展望这个世界的最好视窗之一。这已足够令人激动。我本人因为禀赋、才力等多方面的制约，正处于如何研究新诗、怎样对诗发言的学步阶段，只能提出一些切身的疑惑与困顿，我期待着更认真地研读、追踪各位专家学者的著作，汲取启示和教益，使我的研究有所进阶。谢谢大家！ [img=721,541]http://www.poemlife.com/data/ups/images/2，姜涛@%7D)Q8P8%60D%7DU[3C(1).jpg[/img]                                                                                      姜涛受奖辞——                 今天来领取“教育部名栏：现当代诗学研究奖”，坦率地说，心里诚惶诚恐。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领域，云集了众多名家、好手，我虽然已年过不惑，但总感觉还是个新手，距离成熟的思考，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近年来，断断续续写出的一些新诗批评，多半出于朋友的邀约，少半则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困惑，有时难免会唐突、误解了写到的诗人，内心的忐忑其实更多。另外，《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这个栏目，创办已有八年，回想起来，我的贡献也十分有限，发表的文章不过两三篇，更多作为一个读者，关注着栏目的发展。相比之下，在座的很多朋友贡献更大，除了不断提供自己精彩的文章，还有一些背后的无声支援。总之，来这里领奖，我是有些惭愧的，但我想洁岷、桃洲二兄商议设立这个奖项，目的不仅在于认可、鼓励少数几个人有限的工作，他们可能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一种氛围、一种风气，从而提振、激活诗歌研究、批评这个行当。         毋庸讳言，我们这个“行当”现在面临一些内在的困境，这包括研究方法、框架的老化，批评的主体意识不够强劲，与当代其他思想、知识领域缺乏关联感，等等。相关的从业者们，即使十分勤勉，也难免心思散乱，失去了热情投注的方向。在这种情势下，如何突破既有的历史认识，在变动的当代情境中提炼出有效的问题，如何使批评摆脱对诗歌风潮的依附，恢复一种“批判”性的位置，如何寻找充满活力的方法和语言，为写作和阅读打开前瞻性的视野，都是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难题。因此，我个人揣测，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应该有更大的计划要展开，而颁出的这个研究奖项，也只是这个计划的某种前奏或铺垫。我很荣幸能够被他们“招募”，并希望能和在座的同道一起，振奋精神，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 [img=721,542]http://www.poemlife.com/data/ups/images/3_西[Y[_Y%7BKLITOGRS(_A%60TGZJV(2).jpg[/img]                                                                                                                                        西渡受奖辞——               我此刻站在这儿的心情，既高兴又惶恐。听到授奖辞的过分誉扬，更增加了这种惶恐。我想它不是对我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和肯定，而是对我提出了一种期待。我会把它作为一个仍然处于远方的目标，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努力去接近它。        19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新诗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不凡的成就。众多优秀诗人抒写了中国诗歌新的光荣，创造了和正在创造着中国诗歌新的辉煌。我们正处在又一个诗的南北朝时期——一个诗的疆域不断拓展，诗的可能性不断被发现和激发，诗的技艺不断成熟和完善的时期，一个向着未来而存在的时期。正是南北朝的诗歌发现，酝酿了此后唐朝的诗歌繁荣。后来的人们也许会看到，我们时代的中国新诗正走在通往自己的盛唐之路上。         然而，当代新诗取得的成就远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公正的评价，众多的优秀诗人和作品仍处于无名的地位，当代诗歌对于公众乃至广大知识阶层仍然是一个沉默的存在。因此，诗歌批评在我们的时代应有所为，也必有所为。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应该互相召唤、互相激励。在一个产生了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江淹、庾信的时代，也应该产生自己的锺嵘和刘勰。当代诗歌批评在发现和推广当代诗歌的价值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但与当代诗歌已经取得的成就相比，这种努力的付出和成果都还是初步的。当代诗歌的历史性进展召唤更多热爱诗歌的人们投入批评的事业。我愿意和所有从事诗歌批评的朋友一起，为发现、阐发、推广当代诗歌的成就竭尽绵薄之力。        已故诗人骆一禾说过，生命是一个大于我的存在；已故诗人海子也曾在诗论中期望超越诗人的自我，走入宇宙的殿堂。我想说的是，诗是一个大于诗人和批评家的存在。一个从事诗歌批评的作者，应该热爱诗歌，甚至是敌人的诗歌，而不仅是自己和朋友的诗歌。我从事诗歌批评，完全是出于对诗歌的感激。生活在一个诗歌发现的时代，和众多的诗人和批评家成为朋友，一起为中国诗歌的新生而努力，我深感幸运。为此，我一直心怀感恩。这种感恩也是一种鞭策，催促我继续为诗歌、诗歌批评勤勉工作。        接下来，请允许我表达对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江汉大学学报》、《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和它的两位出色的主持人——刘洁岷先生和张桃洲先生的由衷谢意！《江汉大学学报》是我最重要的发表园地，我至今已在学报上发表论文六篇，其中有多篇万字以上的长文。我现在说学报慧眼识珠，好像是在自我表扬，但事实是，我的有些文章确是在被其他刊物退稿之后转投学报，而在学报刊出后产生了反响的。我还要感谢学报编辑认真、细心、谨严的编辑工作。作为作者，在学报发表文章是最省心又最放心的。你只要把文章写好，其他的事情，放心交给编辑好了。而一般刊物的通例是发给作者一个格式要求，让作者自己去做本来应该由编辑完成的工作。这个给作者带来很多麻烦。因为作者不一定熟悉编辑工作，更不可能熟悉每家刊物的格式要求。学报这种编辑作风保持了前辈编辑大家的遗风，到现在已经是孑遗而很难找到他例了。此外，作为读者，我也从学报“现当代诗学栏目”受益匪浅。这个栏目发表的文章大都眼光敏锐，对当代诗坛纷纭的诗歌现象各具洞察，对我的工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所以，我也要感谢所有为这个栏目撰稿的作者。         最后，衷心祝愿《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越办越好！谢谢！                                                                                                                                                             钱文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受奖辞——              能够获得“教育部名栏· 现当代诗学研究奖”，我深感荣幸，并对主办单位和诸位评委深表感谢！       自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投身当代诗歌的尝试与探索以来，诗歌这一古老而崭新的精神形式，就一直在鼓舞着我奋力摆脱生命中的愚昧黑暗，向往着成为布罗茨基意义上的“文明之子”。正是这种如蒙神恩的幸福感，使我对于自己的诗歌工作一直有着恋爱般的珍重，希望以自己诚恳、专业、独立而正直的声音，为廓清弥漫在诗歌领域中混乱和轻浮的话语迷雾，帮助当代诗歌迈向无蔽而自由的澄明之境，奉献一己之力。       也许因为自己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热”、“美学热”的亲历者，也许还因为自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60后，我在自己的诗歌研究中，一方面坚持并强调以诗歌在美学与伦理上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为底线，但在另一方面，我更倾向于在总体性的历史文化视野中来理解和把握新的诗歌现象和诗歌思潮的出现和变迁，倾向于将中国当代诗歌的问题与中国人当下此在的历史与现实命运相勾连，在貌似纯粹专业、实际饱含情怀的努力中，帮助个体生命中人性与诗性的双重提升，帮助中国诗歌朝向未来的艰辛而执著的努力。      我非常欣慰地看到，十多年来我在诗歌研究方面的尝试和抱负，得到了不少同道的鼓励和肯定，更主要的是得到了《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的鼎力支持。可以说，我最长的诗歌论文都是在这个栏目发表的。本来，像我这样兴趣广泛的学术“游击队”，随时都可能被别的东西所吸引，而事实上我这些年一直在做胡风年谱，应该说难得分身写诗学论文；但就是因为这个栏目的主持人桃洲兄、洁岷兄的热情邀约和主动勤勉的工作，还有洪（子诚）老师主持的《新诗评论》的创办，使我这个1980年代初开始写诗、学诗不成又转而学批评的老大学生诗人，能够在“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这个平台上，对1980年代以来我在诗歌实践中的摸索与困惑做一些反思与总结，进而在帮助自己的同时帮助诗歌同行清理一些问题、增进一些认识。可以说，因为这个栏目对于我在诗学方面有关感受和思考的激活，我对自己这几年诗歌研究方面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如果没有这个栏目的召唤，我的流浪的诗心这几年还真不知道沉默于那一个角落蒙上厚厚的尘土呢。由衷地感谢《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感谢江汉大学从校方领导层到学报对这个栏目八年如一日的支持和呵护！这个栏目能够坚持到今天，除了兼具诗人灵气和理工科严谨思维的洁岷兄具体负责的组织运作，江汉大学从大环境到小环境的“人和”特别重要。       最后说两点稍稍跑题的话。       第一点，由江汉大学上上下下对这个栏目的精心经营，我想到中国大学的改革问题。也是在这个栏目上当特约主持人组织讨论“学院派诗歌”问题的时候，我阅读了一些研究国内外大学发展的专著，非常痛切地感受到目前国内大学的“同质化”、行政化问题非常严重，表现在如林的高校学报上也有“同质化”的问题。实际上想改革的人很多，但一蹴而就的方案似乎很难有。但据说国家教育部有一个精神，以后将不再搞“211”、“985”这样的分级，而把重点转向扶持、资助各个大学的特色院系、特色专业，以特色专业论英雄，以特色专业促进不同大学的特色，而不是一刀切地搞什么大学的三六九等。我觉得这算是能够取得实效的很好的思路，真正能够激发大学自主创造、错位竞争的活力，破解中国高校严重的“同质化”问题。从这一点上说，江汉大学对这个栏目的用心可以说是前瞻性的，已经在“同质化”的高校学报中破开了一片新天地，已经开始在培育自己学校的特色了。而且，“现当代诗学研究”这个栏目的设置眼光非常好，恰好处于1980年代以来的诗歌经验需要沉淀、转化的关键期，有大量的遗产和问题需要专门深入的处理和研究，结果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只有江汉大学让“现当代诗学研究”这个栏目应时而出，把国内七零八落、不成行阵的诗歌研究人员凝聚了起来，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切磋的平台。这件事做得非常有学术眼光和学术敏感。善莫大焉。         第二点，由这个栏目的成功，我想到湖北人的能干。主持人桃洲兄、洁岷兄都是正宗的湖北人呵呵。昨天我和姜涛还说到这一点，湖北人想干的事总能干成。这不是客套话。因为我在湖北武汉生活了有十多年，当然接触到很多湖北人，有体会。另外，我专门做过胡风研究，毫不夸张地说，湖北蕲春人胡风当年，就是靠他一个人，还有他夫人梅志帮忙，硬是把《七月》杂志、《希望》杂志办成了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相当于是一个人就培养出了1940年代影响最大、人数最多、最有锐气的文学流派——“七月派”，好生了得。好像《七月》、《希望》这两个杂志实际坚持下来的时间也是八年。所以我也从这一点上认识了《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当代诗学研究”栏目的意义。         因为这些，今天我既要对江汉大学、学报和这个栏目表示感谢，也对他们未来的成就和荣光寄予很有信心的期待。谢谢大家！ [img=697,523]http://www.poemlife.com/data/ups/images/QT1OCPY0%7DZT1$6%60_LZUB[93.jpg[/img]                                                                                                                                                                    唐晓渡受奖辞——               获奖总是令人高兴；但冷不防地、纯然意外地获奖，却也令我同时感到某种惊惶和不适，其情形仿佛天上真的突然掉下了个馅儿饼。请原谅这比喻有点俗，再说也不足以表达我内心所受到的激励，为此我要格外大声地表达我的感谢：感谢“教育部名栏· 现当代诗学研究奖”评委会的各位评委！感谢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感谢诗——不是因为她帮我获得了某个奖，而是因为她允许我在其庇护下安身立命。是的，安身立命，这是我作为一个诗歌从业者三十年来最深切的感受。三十年前我还没有力量这样说，三十年后我或已没有必要这样说，因而现在说出来可谓正当其时。这是在说我和诗之间的一段缘分吗？也许吧；但倒不如说是我的一段福分。         就诗学研究和诗歌批评而言，我所从事的工作始终具有业余的性质；而我之所以三十年来一直扑腾其中，半是因为别无所长，半是因为诗的吸引。听说中央电视台最近有一档匪夷所思的节目，就是随便拦下一个路人，劈头就问“你幸福吗？”有闻于此，我庆幸不是那个被“剪径”的倒霉蛋。不过，假如剪径者问，“为诗工作，你幸福吗？”我将会毫不犹豫地予以首肯；同时我会指出，这里的幸福必与困惑和痛苦相通，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        幸福也好，困惑、苦痛也罢，都是我所谓“安身立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所指首先是我的个人经验，但显然也会牵动授奖词中说到的“当代诗歌困境”。确实，如果说在我服务于诗的三十年生涯中有什么是一以贯之的话，那就是对这一困境的思考和应对，据此凝聚了我对语言、人生、命运及历史的思考和应对。我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出之处，事实上许多同仁都比我做得更好；对我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过程本身，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步领悟到，接受诗歌的教育是一种更好的自我教育，而在一个信仰缺失、理性残废、方生方死、嘻皮笑脸的世界上，坚持与诗对话，与困境对话，或许是追求精神自治的最佳方式了。        一个人与诗结缘往往伴随着诸多偶然因素的合力，但最终成为必然，热爱大概是最核心的要素。然而，热爱越深，对困境的体验就越深。反之亦然。困境从来就没有外在于我们；它和我们之间的关联，乃是一种自我相关和自我缠绕的致命关联。诗的困境说到底是人的困境，人类文明的困境。意识到这一点不会使我们陷入彻底的无助，却足以令我们慎言“破解”，因为钥匙或密码并不掌握在谁的手里，而且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钥匙或密码。我听说有关癌症最前沿的破解之道是与之共存；尽管我对医学一窍不通，却也能理会到，这里的“共存”决非莫可奈何之下的苛且选择，其中蕴含着有关生命和存在的大智慧。它不是意味着丧失立场、含糊其词，而是意味着洞幽烛微，知己知彼；不是意味着随遇而安、无所作为，而是意味着因势利导、进退有据；它不谋求毕其功于一役的决战决胜，而致力于在韧性的博弈中不断达成危险的动态平衡。       这样的破解之道，这样的生命和存在智慧也适用于诗的困境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所做的，包括试图做、应该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也仅仅是为了配得上诗。谢谢！                                                                         颁奖嘉宾与诗学大奖得主 （来自诗生活论坛）

严家威

祝贺！

刘光荣

祝贺{:soso_e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