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声再见与一世风流——当代诗歌写作伦理与世俗精神雅化之关联
作者：原散羊
我们已经习惯了时间的暴力，并且按照时间暴力的逻辑叙说我们并不见得高尚的文学走向。公元2000年这个时间点似乎是一场新的革命的标识，人们在新的世纪里徒劳地谈论着正义、友爱、死亡及其他，似乎到了这个时间点我们都要重新定义自己，肯定自己然后风风火火的实践自己。诗歌写作者就是一群这样的红色贵族，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充满着春天一般的革命欲望，随时都可能变成一群斯文的暴徒进行花色各异的破坏活动。这是一个诗歌暴徒的时代，而不是诗歌大师的时代，我们唯一要做的是让诗歌回到艺术之躯，把它从暴徒的手中点燃，升腾出新世纪诗歌的祥瑞之气；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自我拯救，绝不向诗歌作为艺术以外的任何倾向投降。
□价值断裂时代的“伦理困境”
反思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迷津异途，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让我们不安的现象：我们一直憧憬着并乐观地认为，众声喧哗的当下诗歌写作就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多元化写作局面，但事实是这只是一个混乱不堪的表面假象而已，其实质是个体精神无所寄托的一次次的异化分裂的诗歌践行而已，“这种分裂既是话语的分裂更是精神的分裂。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生活在一系列两两尖锐对立的话语方式之中无能无力甚至习以为常：知识分子话语与大众话语、通俗话语在各自的空间流行；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可以从同一张口中在不同的场所自相矛盾而又自然而然地说出来；每个个体自由空间的扩大与心灵空间的不自由，同时向相反方向疾驰。”[1]为什么说这不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因为“‘多元化’的一个基本前提与特征在于，多元中的每个‘元’之间除了平行运作之外，更有着彼此影响或相互转化或相互理解的良性关系，有‘对话’与‘沟通’存诸于此。”[2]而我们现在的“多元”却是不堪的对立，“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完全向两极而动，二者之间非但看不到一丝对话的沟通，而且格格不入，彼此拒绝，互相嘲讽。主流话语与民间话语、政治话语与私人话语之间完全处于二律背反的怪圈”[3]，因而这是一个“断裂时代”，而20世纪末的那场“盘峰论剑”正是诗歌进入“断裂时代”的极好宣言。上面说的还只是共时性的断裂，实际上从中国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过程来看，我们还是没有脱离断裂的喜好，每一次貌似的多元都是一次新的断裂的开始，每一次新的断裂又在不久以后堕落塌陷成为被推倒的对象。诗人王楚对此有个形象的描述，“中国诗歌圈子近几十年所作所为就是一群人把另一群人从东部赶到西部，从南部赶到北部，是圈子对圈子的战争，是主义对主义的战争，是立场对立场的战争。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需要的只与诗歌本身有关。”[4]这是历时性的断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写作伦理之规范，亦即百年汉诗写作一直深陷于“伦理困境”之中。因而诗歌评论家的职责不仅仅是对于现象的梳理评析，更要的是在这个价值崩溃的时代里给予诗歌写作以诗学高度的引导，也就是不能“只送温暖不送医”，要有“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5]的精神。
中国现代汉诗在这一百年里一直都以断裂的方式一次次地告别，这一次我也送上三声告别用来表明自己向诗歌作为艺术的皈依。“三声再见”之后我不是要去做“文学的启蒙”或者“人性的启蒙”这样的工作，而是要寻求设立价值标准，以诗歌之身去雅化世俗精神，引领一代风流。
□第一声：向市场经济说再见
市场经济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我们对于“没有市场经济会怎样”有过举国躬行的极端实验，得到了一个举国受难的极端结果，而当我们重新回到这条路上之后，市场经济又创造了一系列的神话。在这个前提下一度形成了以哈耶克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市场经济被视为是一把万能钥匙可以打开我们通往富足天国的任意一个大门，甚至于在考察政府政绩时政治理性被经济理性所取代。这种经济理性主义，只讨论有没有效率，而不作价值观的判断，这是另一种狂热。
诗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近乎理性的狂热的影响，而出现一些时代病特征的“症候式写作”。这样的写作由于主体性的丧失，导致文本思想穿透力缺乏、想象力匮乏、语言水平太低等等一些列问题。市场成为继政治之后文学的又一大权威，“从出版体制到诗人、读者、评论家心理都发生了变化”[6]。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诗歌写作者受到世俗潮流的影响，开始制造市场兴奋点，所以就有“下半身写作”、“垃圾写作”、“裸体保卫诗歌”等现象出现，说穿了这是诗歌向消费主义的投降。“消费主义”是比经济理性主义更为可怕的病毒，消费主义“把世间万物，包括政治人物、性别、生命、历史、信仰，统统视为消费品，不仅如此，还把这一倾向提升为现代生活的基本方式，把它提升为‘主义’，当做一种‘价值’来追求，并且愿意为获取这一价值而放弃其他价值。”[7]消费主义把诗歌作为消费品来开发其消费价值，消费品批量生产的重复性注定了如此诗歌写作的艺术价值性的弱化或递减。伊沙“饿死诗人”、“车过黄河”之后，基本上就是在自我重复，为什么呢？因为有消费者还要消费此类作品，他出于“尊重广大的读者”而停止了对诗歌艺术的继续探索。其他年轻诗人看到了这种取消诗歌的深度追求、放弃诗歌对终极价值的追问的快感写作的可消费性，于是趋之若鹜，出现一大批“饿死”、“车过”这样的诗歌，形成了一个没有艺术个性的诗江湖。
诗歌是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反市场经济特性的，因为“市场生活不必然导致但却可以导致消费主义的人生态度，因为市场倾向于把一切价值，不论它们多么崇高或邪恶，都拉到同一层面上来交换。”[8]诗歌是有价值关怀的，而不是价值混淆的艺术。诗歌的价值关怀在于诗歌是对世俗精神有雅化之职能的，而不是被俗化，所以伊沙之流是逆艺术行事，必将被艺术所抛弃。
所以我的第一声再见送给市场经济——我们在市场经济里生活，却不必为市场经济生活；我们要从经济理性中超脱出来达到艺术理性；我们不做词语的贩卖者；我们既不创造读者，也不迎合读者，敢于打破读者的审美习惯和惰性；我们要超越这个时代的最大理性以表达对诗歌艺术的尊重，这是绝对的冒险与必要的承担。
□第二声：向日常生活说再见
诗歌走进日常生活是对的，但不修边幅的日常生活跑步进入诗歌的现象的出现，则是诗人和社会的双重不道德使然。现在流行的所谓诗歌的“日常生活”，是“人民大众”这一极具意识形态含义的词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消费主义媾和而来的变异之卵，这是个隐蔽性极强且易于被广泛接受的光滑的词。从此“人民大众”与“日常生活”在诗歌领域交叉跑动，不但让后来的诗人受其蒙蔽，甚至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诗评家也被耍的团团转。比如说“下半身写作”的出现就是迎合与投机这种“日常生活”的典型。他们这种搞法表面上是逃避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迎合新的意识形态。所以主流话语迅速接纳和消化了“下半身”的诗作，也说明了“下半身”与主流话语的同构关系。
有鉴于此，我要给文学“祛魅”[9]，文学的“祛魅”，是指统治文学活动的那种统一的或高度霸权性质的权威和神圣性的解体。祛掉近百年来压在诗歌身上的由“人民大众”与“日常生活”共同组成的话语霸权之魅。这种不修边幅的话语霸权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唯口语化。语言是以共相的方式表达在日常语用中的，因此语言向我们的呈现都是以公共意义发生的。并且，人们通常认为，我和他者之所以可以在语言中达到共识，这种共识必然不是纯个人所能提供的，而是出于个人之外的共同原则。但公共语言不一定象人们所确信的那样实在，公共语言具有不准确性，因为公共语言在传播过程中有散逸、失真等现象发生，导致沟通效率下降。口语作为公共语言所具有的不准确性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鼓吹“唯口语”为诗的诗人们都明白口语化的危害。但因为这是一种低值写作[10]，诗歌写作门槛低，他们更愿意在诗歌界出现“人尽可诗”的场面。也就是说从公共语言的不准确性角度去考虑，“口语诗”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命题，“诗歌这种十分复杂的精神活动和高超的用词技巧，跟‘口语’有什么关系？”“诗既不是‘口语’也不是‘书面语’，诗就是诗；诗既不是老百姓的语言，也不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它是诗人的语言。诗歌是一种让事物的功用和权威失效的艺术；它是一种能突然让事物改变性质，并给人以惊喜和战栗的东西。”二是非诗化倾向。日常生活只是琐碎的诗歌的材料而已，本身就是非诗的存在。诗人的创作就是要对日常生活进行诗性观照，也就是使日常生活审美化。之后，日常生活转化为诗人的内在自然，“日常性”和“诗性”才形成语言层面的诗歌，而不是材料自行的直接进入诗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事实许多诗人都不予理睬，他们认为诗歌已经发生多么重要的转型，从意象到事态，要重视欲望叙事，身体写作如何如何了，一切以“新”以“异”为贵，这是我们的谬误的历史观，就是所谓的“文化进化论”。事实上是对于任何自称推陈的新事物我们尤其要擦亮眼睛，看看他们究竟是“新”了还是“非”了。诗人雷平阳的《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一诗全诗35行，写的是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
澜沧江由维西县向南流入兰坪县北甸乡
又向南流1公里，东纳通甸河
又向南流6公里，西纳德庆河
又向南流4公里，东纳克卓河
……
……
又向南流48公里，澜沧江这条
一意向南的流水，流至火烧关
完成了在兰坪县境内130公里的流淌
向南流入了大理州云龙县
北大学者臧棣认为，“《澜沧江》一诗对地理事实的罗列包含着一种强烈的意蕴。在它的固执的罗列里，有一种固执的不同寻常的诗意。”《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也对该诗予以肯定，他认为，“其独特的个人经验与地域特征结合得精微得当，但同时又有某种大气象。”读者朋友们，我想不用我多说您也看出来了，这只是日常生活琐碎的材料而已，很难称其为诗歌。它既不是“具有诗性的诗”，也不是“徒具诗形的诗”[12]，这首诗是超出诗意警戒线的写作。这样的诗歌写作在当下比比皆是，赵丽华的“梨花体”诗歌亦是如此，所以被恶搞是必然的。
因而向日常生活说再见是在这一层面上提出来的。但是发出这种声音是艰难的，因为无论是在意识形态话语时代还是在消费话语时代，你要说诗歌不是大众的要脱离日常生活，都会遭到猛烈的抨击。然而我还是要固执地说，我的诗歌写作要脱离大众，我不是人民的诗人，我不属于任何人，我不为任何人写诗，我只为忽然间的自我写诗！诗歌写作与政治大众的期待是两回事，诗歌写作与消费大众期待是两回事，诗歌写作与社会任何一种存在的大众期待都是两回事。在这个空前的盛世里，诗歌写作的普世价值并不存在于未经关照的日常生活之中，而是存在于祛魅之后分立自治的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所以我只能表现我个人的饥渴，而不再被统一的日常生活的权威所笼罩。
□第三声：向语言时代说再见
20世纪80年代以降，当代诗歌出现了一次语言学转向。本来“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这个词是用来标识西方20世纪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之区别与转换的一个概念，即集中关注语言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语言不再是传统哲学讨论中涉及的一个工具性的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在中国诗歌界“语言学转向”意味着更为深刻的文学整体观念的变革——从“语言工具论”向“语言本体论”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就是受到语言学转向精神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持续20多年的诗歌写作的语言时代，其理论典型如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以及非非主义的“前文化”理论等。大家严肃而又虔诚的在玩语言的游戏，至此诗歌开始了它的语言时代的鼎盛时期。
这里所说的语言时代既不是与大众传播兴盛之下的读图时代相对应，也不是与“诗歌进入到写作时代”相呼应。看着当代诗歌在语言的泥坑里兴高采烈的打着滚，看着诗人们越来越窄化自己的艺术经验直至窄到只能在词语里流浪，看着词语的能指与所指在诗歌里的互相杀戮，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让人痛心的现象——当下诗歌写作伦理已经失去了对诗歌的约束力。原来是生活的丛林里长出词语的蘑菇来，现在是在词语的丛林里种植并希望收获生活。鉴于此学者周雷提出了“新人本诗潮”理论，认为当下诗歌应该有新一轮的转向，“从语言向精神的转换。”[13]他认为新人本诗潮的写作特征是精神内容的提升，“经过第三代诗的语言实验，当代诗学的建构已经转变为精神的回归。语言形式的突破宣告结束，精神的提升便上升到首位。第三代诗的语言实验，不再成为当代新诗潮的主导倾向。”[14]当下诗歌语言失范，精神缺席，这是诗人灵魂溃灭的死寂。重建个体精神也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周雷对于精神内容的提升尤其强调非断裂性，也让我们看到了周雷先生的学术理性所在。
重建个体精神不是“二次革命”，它针对的是“精神腐败”与“精神危机”。可以这样去理解“精神腐败”，“对于很多人来说，在利益与物欲的诱惑与驱动下，精神的制约往往是失效的，或者说，在这些人的精神深处，无限膨胀或充斥着的，往往只是利益与欲望。”[15]而“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建立一个较为有效的‘现代性的精神根基’，一直处于‘无根性的精神危机’中。”[16]所以重建个体精神不是“人本”与“文本”的二元对立，而是对所有写作类型的精神关照。
新型的诗歌力量已经形成并在想象新的公共领域，同时标志着诗歌的精神转向。诗歌不仅仅只是语言的修炼，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重建，不仅仅是道德感的复活，以道德之身活在世上，而是个体精神之重建。所以我要大声地对诗歌的语言时代说：再见！
□一世风流：当代世俗精神的雅化
“三声再见”之后，就是关于当代世俗精神雅化问题了。我想通过苏轼与宋世风流的个案研究来论证一下世俗精神雅化及其可行性。什么是宋世风流呢？所谓宋世风流是指汉唐政治本体意识的消解，宋学与禅学的入世转向相融合，政治-文化政策和经济-商业政策的宽松，传统规范与现实风情的融汇，士林风流与市井风俗的合拍，使得宋词在应歌便唱之旨与吟咏自足的撞击、融合中呈现出了缤纷的异彩，既有婉约、豪放的不同风格，也有合乐歌词与格律诗、娱乐要求与诗教规范的矛盾，这使得宋词在三百多年的历程中创造了几可与汉唐诗千年辉煌媲美的成就。
苏词对宋世风流词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词的雅化，而词的雅化的本质是使宋代的世俗精神雅化了，使对现实的执着走出了感性享乐的泥淖，把现实生活提升到了生命本体的高度。苏轼为宋代的世俗精神找到了感性的理论依据，雅化的词才真正成为表现宋代世俗精神的艺术形式。
传统文化发展至宋代，汉代以来所建立的政治—哲学观念已经失去了对人的内在约束力，但新的文化—哲学观念又尚未建立起来，整个社会处于价值的空白带中。这一使使人们普遍感到价值的空虚。苏轼作为时代的诗人，以其超乎常人的敏感的心灵，得时代风气之先，最为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思无所依的时代情绪。但在苏轼的时代又不可能构建起新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先于时代觉醒的诗人，思无所依是其必然的生命状态，其实，这种生命状态也是宋代文化的一个特征。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境遇与苏轼所处的时代的境遇何其相似！文学的共时秩序一览无余。当下诗人的诗写所表现出的价值空虚，是这个时代价值缺失的非常凝练的体现。这同样是一个思无所依的时代，同样需要新的价值观的确立，同样需要对当代世俗精神进行雅化。这里面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是当代世俗精神的成熟度或饱和度问题，也就是当代世俗精神是否具备了雅化的量的积累。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当代世俗精神呈现出可以分为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第一个十年这样的阶段性飞跃。尤其是80年代，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整理所谓“80年代风度”了，如2006年查建英编写了《八十年代访谈录》，这是下意识的对世俗精神进行雅化的尝试。
二是空间资本是否攒足，也就是诗歌发展是不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却无法完成自身突破的问题。据张立群研究，“在2005至2006年，‘新世纪诗歌’终于攒足了‘空间资本’后登陆文坛，一批相关文章的出现以研究的方式将其坐实，并进一步演绎近几年诗歌的独特所指。”[18]如此看来这两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所以雅化当代世俗精神不是价值预设，是时代赋予诗歌和我们的使命。
这是一个思无所依的时代，人们道德焦虑而不知何为道德，文化困惑而又在破坏文化建构；旧的诗歌写作伦理已经失去了对诗人的内在约束力，新的诗歌写作伦理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大家纷乱地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价值，哪怕是一种态度也好。但整个社会的价值真空状态，使诗人的具体创作表现出无所适从的空虚感。无论如何，诗歌作为艺术是诗人从感性的人到理性的人之间的一个必然环节，是人生艺术化——雅化当代世俗精神的一面——最美的一条路。就像苏轼为词立法一样，我们需要为新世纪诗歌立法，也就是雅化新世纪诗歌，雅化当代世俗精神，强化诗歌写作伦理；同时要将其置于艺术之高度去构建当代风流。那些伟大的诗歌，必然因带着沉思而飞逸的灵魂的深度，带着优异耐磨的本质和韧度，坦然地面对新世纪的火焰和水逝，创一世风流的气韵激荡后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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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8 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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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8 1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