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首被解读无数次的诗谈起

冰雪客

从一首被解读无数次的诗谈起

文/冰雪客

当我再次拿出张枣的诗歌成名作也是代表作《镜中》时，这首诗已经诞生整整36年。它自写出的那天起，就显示出其有如神助般好诗的强大存在。直到今天，说诗的人仍然高频提及并被拿来例证某一类好诗的存在样式。对这首诗的解读以及相关的延伸已经远远大于诗文本本身，而这种诗歌评论格局正好印证诗本身的诗学张力和内蕴的丰富。当然也有认为蜂拥而起解读一首诗，这其中必有不少过度解读、误读，有不少牵强附会以及借题发挥。在众多解读的聚焦之下，评价的拔高和解读的越界变得更有可能。对此发表看法的数量也是个超乎想象的量级，是诗歌兴起的现象还是缘于好诗太少的原因？这些都可以引发思考并得出相应的不同结论。也因此，无论怎样再来读这首诗，都已没有了新鲜感，也难产生更有价值的发现。所以，再拿张枣的《镜中》说事，并非一时兴起，除了勇气，实际上也有着不得不说的想法积累，有着对比当下诗歌写作现状一些观照。产生极大影响的诗歌的写作背景、生成机缘以及对诗歌创作者的启发都应该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作为诗歌爱好者，在此仅以一位读者的视角说说所思所想，算是对这首诗不断滋生出来的触动作个总结。

一、第一次读到张枣的《镜中》

第一次读到张枣的《镜中》这首诗时正是诗坛北京盘峰论争之后不久。盘峰论争对一个诗歌爱好者的触动还是很大的，一直习惯于心无波澜平静读诗，但后来在看一首诗的时候似乎多了一个纬度，背后仿佛多了一双眼睛，带着这样的状态来进入一首诗。当读完《镜中》时，还是被这种诗的气质吸引，绵延而深邃的诗意扑面而来。再后来再接触到一些对此诗的解读，那就形形色色，天马行空，几乎无所不指，乱花渐欲迷人眼。幸好这首诗的作者没有对此作过多的发言，否则许多的解读可能会坍塌，进而对原作进行反噬，造成文本被挤压的实际效应。从发生学角度和文学活动规律来看，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一则更说明文本的可解读性高，二则说明文本的出现已引起深度的注意。
《镜中》就是典型的一首短诗，列12行，116个字，略有韵，全诗如下：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着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南山
诗中最为表象的诗意是借用古典文学中的素材和意象，传递着主体不明、暧昧不清的一种情绪，充满语义之外的玄机。因为诗中结构的精巧和选词的文化意涵承载的厚度，本诗就具备了无限阐释的特质，读来是言不尽意，意味深长。
我认为诗中每一句都能找出自己能想到的刻骨铭心的事体来。细读之下发现一首诗放在阔大的人生际遇之下也显得张力十足，激活读者深埋内心的隐痛或悔意，发挥出文字强大的穿透力和唤醒力量。由此不禁要感叹诗歌可以有这样的魅力，吸引有文艺情怀的人们走近诗歌一探究竟。诗中一句“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后悔的事在生命生活当中几乎不可避免，一旦发生，便留下深刻的烙印。“梅花便落了下来”，梅花落的情景无论是在古诗词还是现实的所见，都不代表世俗的琐屑发生。“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能看她游泳到另一岸的必不是一般人员，必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成员，而看她游泳到另一岸这件事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这个意象可谓是横空出世，乍一看显得突兀。在诗中，断然不是单指登上一架梯子。在生活中，登上一架梯子一样上升且冒险的事绝不是小事。“危险的事固然美丽”，把危险和美丽并置在一起，就有着惊心动魄的阅读体验，想象既危险又美丽的事又是对生活经验或者阅读经验的一次检索。“不如看她骑马归来”，骑马归来是结果，这背后一定会令人想到她骑马去哪里，骑马去做什么事情，而看她骑马归来的状态又是怎样的内心起伏波动。“面颊温暖/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这一句的意味也是读者们津津乐道之所在，皇帝一词的嵌入，让解读的张力陡然升高。“一面镜子永远等候着她”，只有在这一句，出现诗题上有“镜”的字眼，那么镜中之像和像外之镜的无限解读空间被营造出来，把诗境的可能性拓宽到了极致。“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这一句出现“窗”的字眼，把诗境进一步扩大，从实体的“窗”到如窗之物，再到精神、思想、文化上的外溢，诗人的诗意场景布置得隆重而富丽。“梅花便落了南山”，这一句与前句的梅花落下来不同，增加了一个位置限定词“南山”，南山也是古典诗词常见的词汇，这与诗的古典气息相吻合。
特别地，在我国新诗发展开化近七十年的当口，古典诗意在现代诗文本的承接和化用，这首诗堪称典范。这也是一首连接古典传统与现代新诗创作共和并隐藏着无尽写作密码的诗篇。但当下的诗歌写作者们，对古典传统的意象素材的借用并不少见，巧妙化用出新却鲜有出人意料的效果，停留在对传统经典的引用、阐释或者只与之成为互文者多。再者，由于当下诗歌写作者眼界逐渐开阔和现代意识的觉醒，大量接受西方诗歌文本和理论的洗礼转向自觉，以国外诗歌为圭臬者似乎愈加蔚然成风。因此可见在当下的诗歌写作现场，呈现出多样式、多元化、多流派的情景。拿如《镜中》这样的深度意象抒情诗置于今天的写作背景之下，其重要性和意义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比较不可同日而语。是不是就应该在文学史的语境中来谈这首诗的价值班呢，我认为也不至于如此固化，这首诗在当下仍然有其积极的参考和启示意义。

二、由《镜中》而说起一首诗的生成

在谈一首诗的生成机缘和机制之前，有必要了解《镜中》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张枣这首诗最初的手写稿是在1984年10月产生，当时张枣拿了这首和另一首诗给柏桦看，柏桦一看就为之震惊，并建议保留诗中“皇帝”两字。在经历三十多年的时间冲刷和掩埋之下，柏桦的这个建议显示了其敏感度，也佐证一首好诗生成的诸多偶然因素。柏桦写道：这婉妙的言词组成的元子，这首眷恋萦回的俳句式小诗，在经历了多少空虚和往事的邂逅，终于来到感性的一刹那——落梅的一刹那，来到一个陈旧的词语——“镜中”。我还记得我当时严肃的表情，我郑重告诉他：“这是一首会轰动的诗……”他却犹虑着，睁大双眼，半信半疑。柏桦的描述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同时表明这首诗的第一位读者的反应是如何的震动，他是见证并辅助完成了一首终究要写入诗史的好诗。这首诗的出炉的确对他产生了深深地震撼，击中到他内心深处并产生深切的共鸣。在今天看来，这个过程似乎有点戏剧性，特别是对词句的推敲，至今仍可在张枣的手稿上看出定稿和原稿之间的差异。每一首诗的成诗经过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触发因缘不同，心灵反应的强烈程度不同，表达样式不同，最终也就成了每一首诗的不同。
让我们看到，在一篇诗歌短制上，也有着词句的推敲，反复的修改，直到最后定稿。推敲和修改的动作，这在古人诗词创作上也常有类似的记载。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贾岛的僧“敲”月下门，等等。这在今天看来，认为远未过时，一篇作品最终会是什么样的格局、面目、气质，有时一字一词之间便会有所不同，这也是无需多举例子的定论。通过有限的观察来看，对诗歌创作修改推敲上的态度，与作者的写作自信和对诗歌作品的期待有直接的关联。在诗歌写作上表现出充分的自信，相信自己的诗意捕捉能力和词句的调遣能力，当然这只能说是主观上的认知，那对修改推敲的态度往往会偏于消极。作者更相信直觉和已成的词句安排，这种习惯的好处是，诗歌的内部气息会更为连贯而统一，也是最接近作者最初的本意；有可能的不足是容易出现粗糙的底色，遗漏使作品走向更好的机会，失去进一步向更深化推进的可能性。但如果一位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抱有很高的期待，无论是对内心还是对读到作品的读者，他背上一种责任和担当，就会对自己的作品持谨慎而尽善尽美的态度。有了更高的期待，对作品修改和推敲便顺理成章。我们所说的苦吟诗人即属于这种态度。
张枣的《镜中》背后更多的当然是他的诗学主张和文化素养，也包含了诗人的人格气质和人生际遇，这是在综合而宏观上的考察而言。任何一位诗歌写作者也莫不如是。也因此，一名诗人，要在文本上落实其抱负，在文本上体现出高水准不同凡俗的艺术魅力，诗外的功夫和造化显然非常重要，甚至这才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于后来者，在诗学探索上的触角可以延伸得更为广阔，特别是国外的诗学理论和经验被广泛地借鉴应用，使得当下的诗歌文本样貌极为丰富、芜杂，也正说明每一名有特殊秉赋的写作者都有其相应可发挥的诗歌样貌方向。
那么这样一首诗是不是要归结于其偶然性呢？纯粹归为偶然所得，也并不符合事实，虽然偶然性的成分一定不低。固然这首诗跟张枣其他诗歌作品相比较，在底色、修辞、气息也有类似的地方，代表了张枣这个时期统一的用词格调和习惯。比如他的《何人斯》、《十月之水》等。这首诗对后来诗歌写作者的影响也有显性的一面。比如诗中出现的两个“比如”，后来的诗歌写作者也多见使用，认为《镜中》的“比如”起了重要的引发示范作用。又如这种前后呼应出现相同相似句式的结构，也常在后来的诗歌文本中出现。另外一点也不可否认，由于这首诗在化用古典诗意素材的成功，后来者作相同尝试的诗篇不在少数，不胜枚举。

三、由《镜中》来看诗歌难度写作

据张枣的好友钟鸣分析，诗中出现有八种具有隶属关系的人称指称，这不可谓不繁杂，不可谓不是难度的一种。在今天的诗歌写作向度和维度上，难度写作一直有人主张是诗艺成熟与否的标准之一。如果说这首诗体现了诗歌写作的不低难度，相信没有人提出异议，这在海量的解读文章中也多有提及其难度上的体现。而诗歌的难度写作包含的选项往往也各有看法。就大体上来说，语词的新鲜，切入的脱俗，意涵的丰沛，指向的陌化，修辞的妙用，这些方面中的至少几个选项应该得以体现。从这点来说，当下诗歌写作现状奉难度为指针的并不多见，这当然与写作者的诗学观念有直接关系。对于一种日写十几首甚至几十首诗的作者，去强调难度写作简直是一种冒犯。而由于诗歌写作路数的繁多，其中有些路数天然地可以随意而零碎地呈现。相反，现今的苦吟诗人并非没有，只是数量极其有限，他们在诗歌写作上有意或无意地保留对难度上的追求。而难度写作在这首诗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体现。张枣的其他诗歌作品几乎都很好地保留了技艺上的追求痕迹。从诗艺的角度以及诗人成其为诗人而言，难度的要求都是应有之义。《镜中》这首诗，在多个维度上展现出其难度系数，不管生成这首诗文本是在苦心孤诣下还是妙手偶得之完成，我们都不能否认其文本上的难度。一首没有内涵没有在某些方面有着深入掘进的诗也不可能引发这么多的解读和评论。读者如果从诗艺难度上来考察这首诗的提供率，也是有趣且有益的思考。
在再三探究之下发现，这首诗无论在结构、音律、节奏、用词、气息都堪称完美的诗，似乎什么也没说明白，我们只是在读一首诗，我这样说，会不会认为说得过于玄乎呢？更进一步说，一首容量够大的作品也具备元诗的特质，即用诗的本体生发诗意的内核，并投射到人与社会的种种现实中的可能，它可以包蕴人生哲学和文化理念。不过如果顺着这个逻辑说下去，可能会引出什么是好诗的标准这样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则兹事体大，容易陷入不胜枚举的黑洞之中，所以就此打住。在诗文本的意味之中寻找各种可能性，有时是读诗的魅力也是解读的方向。与“诗无达诂”之谓略可契合。
可不可以从《镜中》看过去，提炼出一首抒情性好诗要具备哪些特征呢？认为首先要有明显的情绪特征，但这种特征并不是诗人直接呼喊出来的，它隐藏在词的背后，以一种词语渗沁出来的方式体现。在《镜中》，几乎全诗的每一句都渗透出了怅茫的情绪，在不需明晰每句句义的前提下释放出来的情绪特征，有诗的整体气质的统一性要求。再则以诗语言为筏，能够摆渡到阔大的诗意空间，抵达有深度的体验，建立立体的而不是扁平的诗意指向。
钟鸣曾经认为，张枣在诗歌写作中，几乎所有的词汇都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每首诗的词汇只对这一首诗负责，同样一个词（当然指涉的是诗中的主要词语），用到另一首诗中，含义是不一样的。他的这种说法当然是有根据的，这在张枣数量并不太多的诗歌作品中可以发现。做到这一点，除了说明张枣在诗艺上的严苛追求之外，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歌创作锤炼方向的多维性。

四、《镜中》及当下诗歌现场的表达方式

有一种观点认为抒情达到饱满高点之后，往往转而走向叙事，这在唐代的李白到杜甫，到后来的宋词元曲似乎也可以得到印证。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朦胧诗，也正是抒情意象诗的黄金时代，产生过许多流布甚广的抒情诗。把目光转到当下，这种纯粹高亢的抒情诗歌体渐次式微，叙事性为主的趋向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当下口语诗写作的兴起当属叙事写作类型的显性表征。但这些都是表达方式上的变化起伏，仍不能据此断定哪一种方式之下诗学诗艺成就的高下。诗坛还是存在某一种表达方式代表先进性而另一些表达方式代表落后性的看法，以是否具有现代性、先锋性的取向来判断诗写路数的先进或者落后，认为这是需要深入再考察的问题，仅在一片喧哗声中得出结论为时尚早。
这首诗再次拿出来审视，不单是诗文本上的美学意义，也可对照当下的诗歌写作现场，并从中找出诗歌发展活动中有启示意义的部分，校验诗歌写作者个体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否偏离自己的美学追求。比如说这首诗代表的纯抒情性的、深度意象的、脱离烟火气的，而当下的诗歌写作绝大部分正好相反，充斥着日常的、世俗的、琐碎的、直白的诗歌写作取向，当然这种取向如前文所说的“民间立场”写作。单从表达方式上来说，认为没有高下之分，任何写作最终要落实到表达效果，这才是评价的最终落点，而不是从表达方式开始就走向评价的分化分离。在此有必要说到1999年的盘峰论争和2018年的曹伊之争。1999年的盘峰论争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发现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并没有尖锐对立的文本和逻辑基础，也即最终指涉的还要看写作的效果（写出了什么）。至于2018年曹伊之争，刚好我在点燃论争导火索的那个诗群，见证了事件的开端，并关注后续双方你来我往的交锋。有争鸣一般认为是诗歌路线发展的好事，它会在论争的过程中亮出核心主张以及主张的支撑论据，让旁观者对照考察自己的诗学观点和诗学实践。由于我并不属于双方任何一个阵营，在看双方抛出来的观点时相对超脱而中立，最终的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哪一方都没有占到绝对的论辩优势。抒情诗写作和口语诗写作，浅白地讲就是怎么写的问题，从表达效果来看，两种写作方式没有先天的对立基因，因此可以想见，论争的结果还是不了了之。那么回到诗歌写作本身，哪一种流派和表达方式，都存在产生极致好诗的可能。只不过，持其中某一种写作方式的作者，要相信其他的方式并不是自己要超越或者消灭的对象，各自写出极致好诗让时间来作出选择。
    意象诗的写作者们有他们坚持的理由。况且，在这首张枣的《镜中》面前，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否认当今意象诗再写下去的合法性。即使到了今天，仍然还可以听到比较极端的观点，有人认为诗歌的最终出路是深度意象写作。意即只有使用再构建一个深度意象的诗歌世界的表达方式，才可以建立指向无限可能的诗意感知的另一个对应的境界，而这个境界才是诗艺的终极高度。只能说这也是众多诗观的一种，其最终或许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得到答案。
抒情诗和当下甚为热闹的零度诗歌两者是矛盾关系还是共生关系呢？在今天诗歌路数万派林立的现状之下，确实这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当诗歌写作者选择某一种方式之后，对其他写作方式的态度和观察，也直接体现他对所选择的写作方式的态度。虽然有人在诗歌创作的不同表达方式上自由切换，但更多的是守住并坚持一种，排斥或者保留其他方式。

五、《镜中》作者和诗歌现场的写作者们

据说现在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众多迹象表明，这种看法比较接近真实情况。最为客观的条件因素是诗歌发表和传播已无障碍，写作几乎没有门槛，任何人有以诗歌形式作表达的都可以迅捷完成，并在特定的空间传播开来，只不过流传的范围具有不确定性。但作为诗人受尊崇的程度，现在已完全不能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较，那时的诗歌火热和诗歌爱好者的狂热与现在相比较也有天壤之别。张枣《镜中》的诞生也有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一首诗受重视受青睐的程度简直无以复加，那时作为有影响力的诗人受到的明星般的待遇，是今天人们无法想象的。那么，当今诗人何为？如何作出选择？诗人的选择与其诗观和生活境遇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把写诗当作生活之余的精神活动调剂方式的诗人和一个把写诗作为生活的延续的诗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当下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有些搁笔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诗人重又恢复写诗，不管怎样的机缘使然，都要看作是诗坛上活跃起来的良性回归。
粗略地对写诗的百万人众作个分类，大抵有如下几种：一是纯粹以诗歌作为一种表达方式，不追求达到怎样的诗艺目标，创作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这种类型以向自己的内心交代为主，甚至以记录为主，这种类型在所有诗歌写作者中为最多。他们活跃在形形色色的各大诗群、论坛、博客之中。二是把诗歌这种文学形式当作生活生命中比较重要的精神追求，关注诗歌动态，用心提高自身的诗艺水平，其诗歌创作有相对稳定的特点，无论是写作数量和质量他都会有自己清晰的要求，也常在其诗歌写作样式上看到变化。这部分作者会以相近的诗歌理念为公约数建立诗群，并在诗群内开展一些与诗歌相关的活动，共同提高诗艺。这部分作者数量庞大，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职业，在总的作者数量中居第二的位置。三是可谓是专业文学工作者，他们中不是写诗就是从事别的文学体裁的创作，有文学刊物编辑，有文学院签约作家，有大学文学类老师，有文学研究机构人员，有作家协会会员等等。这一类的存在感当然是最为明显，在作家诗人中的声量也最大，相应地，这一类作者个人创作量相较前两类要大得多。
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诗歌作者，都背对着一个诗歌大国的渊源，爱诗的人也不可能人人成为诗人，但可在诗歌活动中成为文艺复兴的积极分子。不可否认，新诗一百年已过，对汉语新诗的发展现状的评价极端悲观的有，极端乐观的也有。在诗歌写作导向和标准问题上，曾经有过的权威渐已丧失，诗歌写作现场有极为宽松的自由度，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这种状况更应让每位诗歌写作者保持警惕，方向、路数、样式等等诗观的选择最终影响诗文本的效果，所以提高眼界扩大视野可应成为诗歌写作并行作业。以此产生当下的好诗，当然跟四十年前的好诗会不一样。
不管一首诗的影响有多大，不管从中可以提炼出多少典型的启发和参照意义，也不管它是否代表了某一种诗学实践的高度，但它终究只是一个个案，同时也是正在远去的时代生成物。在当今诗歌活动场域中对诗歌发展程度和方向的判断存在莫衷一是的差别之情况下，回头看并还原它的本来性状，发挥一首经典诗歌的积极作用，也算是我们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