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19世纪英国诗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本选集收录的诗人均为英国人，出生于1770年至1870年间，收录的诗歌均初版于1800年至1900年间。即便如此，仍有未尽公允之处。克雷布[2]最好的作品出版于1800年以后，但他出生于1754年，就不符合这个要求。同理，豪斯曼最好的作品直到1922年才得以面世，我也不得不割舍。
另一方面，对于“谁是大诗人，谁是次要诗人？”这个问题，基本不太可能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有时候，大家会认为这事只与学术风尚有关：在一般大学英语系的课程设置上，如果有一门课专门研究某位诗人的作品，那他就是大诗人，反之，就是次要诗人。有一点至少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无法根据纯粹美学的标准来加以区分。我们不能说，大诗人就比次要诗人写的诗更好；恰恰相反，大诗人一生中写的坏诗极有可能多过次要诗人。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件事也不能取决于个别读者的阅读感受：雪莱的诗我一首也不喜欢，威廉•巴恩斯[3]的每一行都让我欢喜，但我清楚地知道雪莱是大诗人而巴恩斯是次要诗人。在我看来，要成为大诗人，须具备下列五个条件中的三或四个才行：
（一）他必须多产。
（二）在诗歌题材和处理手法上，须有广泛的涉猎。
（三）他的洞察力和风格必须有明晰可辨的独创性。
（四）他在诗歌技巧方面必是一位行家。
（五）就所有诗人而言，我们分得出他们的少年习作和成熟作品，但就大诗人而言，这个成熟过程会一直持续到老。读到大诗人的两首同等品质但不同时期的诗歌时，我们能迅速区分哪一首写得较早。然而，若是换成次要诗人的两首诗，尽管都很优秀，我们却无法从诗本身判断它们创作的先后。
我前面说过，不必兼具五个条件才能成为大诗人。譬如，华兹华斯算不上技巧的行家，我们也很难说斯温伯恩[4] 的诗以创作题材丰富见长。模棱两可的情况，在所难免。大多数现代批评家都视霍普金斯为大诗人，但他的诗作数量果真担得起这个地位吗？依我所见，梅瑞狄斯[5]的《现代爱情》无疑是一部重要诗集，但梅瑞狄斯本人的诗坛地位又当如何呢？因此，公平也罢，不公平也罢，下列诗人都被我当作大诗人排除在这本选集之外了：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济慈、丁尼生、勃朗宁、阿诺德、斯温伯恩、霍普金斯、叶芝和吉卜林。
为某位知名大诗人编诗选，编者常会假定他的读者已看过这位大师的所有作品了，即使没有，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去看（唉，多么一厢情愿的误解）。而为次要诗人们编选集，相比前者而言，却要肩负更多的责任：他不得不假定他所遴选出的次要诗人的代表作品，都能符合普通读者的阅读兴味。他的偏见，他的误判，或有失公允的遗漏，很多年之后才有可能得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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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是奥登为其编辑的《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Minor Poets，1966）撰写的序言，余光中先生曾在1972年写了一篇文章《大诗人的条件》，翻译了这篇序言的第2至4段，将奥登有关大诗人的见解创造性地浓缩为“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十个字，并深度阐发了自己的观点。
[2] 即乔治•克雷布（George Crabbe，1754-1832）。
[3]即威廉•巴恩斯（William Barnes，1801-1886）。
[4]即阿尔加侬•斯温伯恩（Algernon Swinburne，1837-1909）。
[5]即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1828-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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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8-9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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