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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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陋的诗坛
汉语境集体遭遇丑陋这个词，是八十年代在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当时的文化发展面对的虽然是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大背景。但汉语的思维定势却还没扭转。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一下子把一坛酱缸文化展现在国人面前。一套教课书所传播的优越感和荣耀感被扫荡得颗粒无存。表面上看，多数人对《丑陋的中国人》是拒斥的，但丑陋作为一种美学评判的语汇却根深蒂固地进入了汉语境的思维。
诗歌，一度被看成是逃避丑陋这个词汇的洁净之地。一个神圣的汉语言家园。可是当近些年来梨花体，揪揪体，羊羔体。以及诗人插花般的各种行为艺术，一次次光怪陆离地上演之后。当与多种诗歌奖项有关的抄袭事件惊人地曝光之后。我想起捷克著名的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七十一个词中，对他的小说《布拉格之恋》的女主人公特丽沙对布拉格这个城市的情感变化，所做的一段分析：
“在自己的丈夫有过多次不忠行为之后，在与警察有过那么多棘手的麻烦之后，特丽沙说：布拉格变丑了。一些译者想用可怕、难以忍受代替丑字。虽然把一种道德处境用美学评判来表述不合逻辑。但这个丑字无法替代：在现代社会，丑陋无处不在它被习惯仁慈地遮掩，却在所有不幸的时刻忽然出现。
汉语诗人们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时刻。与诗歌有关的一切忽然变得丑陋起来，丑陋成了一个无法用暄嚚，浮躁置换的词。它从表象世界进入到了汉语诗歌传播的通道，它随时随地以丑陋的面目，上演荒谬怪诞的情景剧。
我觉得汉语诗人需要读一读米兰.昆德拉的七十一个词。因为词性的光芒对现实有极强的映射作用。我挑选出了几个：
圆顶帽：它代表一种魔物。在昆德拉的梦中，一个十岁的男孩在池水中淹死了，头上仍戴着一个圆顶帽。在我的理解里，它与意识形态的潜流相关。它是控制人群的咒语。
在自己那里：昆德拉解释为“我所属于的地方，地形的界限皆由心的意志所决定”。一个诗人在自己那里，是他的立场和写作的方位感。是一个诗人独立的人格之所在。
挺起：不是说男根，昆德拉强调说这个词是“母语挺起来的感觉”，一个让他感到骄傲和有尊严感的词。也许，大多数的汉语诗人还没有找到。
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词，其实我在网络上，在某个诗人的文本中曾读到过“集体无意识合谋”这个短语，这是个很接近状态的词，但没有推移到个体。不如米兰昆德拉的词到位和觉醒。米兰昆德拉说的是：
合作分子：米兰昆德拉说，在反对纳粹的战争期间，合作分子的意思是：自愿为一个政权服务。一个词一旦被找到，人们便日益意识到它的特点。所有对大众媒介的喧哗，对广告愚蠢的微笑，对不正当和邪恶方式的依附，都可称之为现代性的合作分子。
这让我想起一种迎合的姿态，后面还有那强暴和被强暴的，羞辱和被羞辱的。现象和现象背后的，一起合成了一个画面：丑陋。
事件的首要分子和次要分子。
有意识的合作者和无意识的合作者。
丑陋的制造者和需求者。
在场而不自省的人都是丑陋的。我首先看到了自己的丑陋。在代雨点映抄袭事件惊曝之时，像一个曾经的纵火犯。令人羞愧地，以幕后推手的罪名被当众挂牌示众。风诗兄站出来为这件事辩护，并向受到牵连的我与汉家道歉，说明我与汉家对代雨映的点评，是受他所邀，为汉诗码头《中国当代诗人作品选集》这本书所写的文字。
可是我在诗歌评论上所持的独立、自主的立场，是否是挺起的？当我在对十七个诗人的文字点评时。是否有来自文本后面的权利意识的转移与暗示，而使我顺水推舟，到了今天，我不能不思考。
坦白地说。我在评读十七位诗人的诗稿之时。对代雨映的抄袭并非毫无所察。我发现她有一个长句子与苏浅的诗句巧合得只字不差。这到底抄袭，还是读过别人诗歌后在记忆中无意识的闪现？我当时主观地认为：可能是后者。
我亦和苏浅讨论了此事。以我俩素来对人对事的性恪，竟没有往故意抄袭上想。只在点评之时，有意写上了“她的恬淡与超然类似于苏浅”这样一句，做为对她的一个提醒，我以为凭她的悟性，就是有轻微的抄袭习气，也会有所觉悟。
万万没想，代雨映所有的诗歌竟全部来自抄袭拼凑，且是个一抄再抄之人。做为一个诗歌评论者，我为自己阅读面的狭小，与面对文本时不能完全辩别真伪而感到羞愧，为未能及时点醒她而后悔。此亦是我终生引以为戒的一个教训，提醒自己：要慎重，严谨地面对文本，保持自我独立的判断和尊严，不与丑陋相为伍。
乡原，中庸，怀揣厚黑学的人是丑陋的。从不反省的文化底色，让合作分子的潜台词映射到每一个人。让一些反对者的声音显得不彻底，不绝决。
同样的反抄袭和打假事件换一种文化背境，绝对不可能从现象去触及现象。它会变成一种倡义，一个仪式。直到所有反对者的名字签在一起。以不合作的声音。致使权利意志向一个群体妥协。
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进步。网络诗选这个平台的存在、立场和坚持，各种丑陋的现象已无处遁形。让诗歌以民间的面孔，维护了自己的尊严。（2012.4.23）
诗歌的敌人
现实是被当做秩序来接受的。
秩序像身体内部细胞的排列，它保证世界同草木一样，在宇宙中生长。
现实却是一种玻璃钢的结构，看似透明的规则下，有一个更大的暗箱。人们心里清楚却看不见操控暗箱的人。貌视真理的结论、判断，就在暗箱运动的结果中产生了，并且以真理的面目强加给了所有人。现实总是对的，它依附着强大的机器，它有力量反驳所有人。
诗歌有诗歌生存的秩序和现实。诗歌本身不会丑陋。丑陋的是诗歌流通平台上的种种现象。
昨天，在我写下丑陋的中国诗坛时，一个诗人给我发纸条说，抄袭不抄袭并不是灾难，对于中国诗歌来说，真正的灾难是，把一些垃圾硬是捧成了精品和经典。
如果诗歌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它肯定是打着诗歌的幌子，盗用了诗歌的名义，却以人所不齿的行径，亵渎了诗歌尊严的人。
如果诗歌有一个敌人，一定是一个强权意志所馔养的奴仆，他坐在每个诗人的心上，对着一个强大的机器运转机构顶礼膜拜。
我曾问过一个身为官刊编辑的诗人朋友，诗人所说的一系列潜规则存在吗？他说只要和功利有关的场子，都有潜规则。不要指望编辑和诗人活在真空里。潜规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楚，但真正的规则，只有极少的人看得清。那就是：历史会淘洗我们生命过后留下的金子和沙子。
真规则要强大的勇气和自信去支撑。要有独立的人格和审美自治能力所给予的底气。但是看上去很难。从代雨映事件中，诗人们“大炮轰蚊子”的表现上看，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诗人们发泄的是发表无门的郁积之气。
山寨版诗写和潜规则。还有炒作原理，现像都有它产生的根源。说到某位网络上恶搞不断的女诗人，至少有两三个朋友对我说过。她的诗写得不错，被恶搞的都不是好诗。这我相信。我也相信她能写出更好的诗。可是她需要被恶稿，从梨花体到揪揪体，还有大大小小不断的事件，把柄全是她自己抛出来的。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不以诗歌的名义被人咒骂，她会憋得慌。可能是典型的炒作依赖症吧。借用伊沙回答我访谈时的一句话来说：别人也得活，有人相信文本，就有人相信行为，他们至少让这个坛子热闹了一点。
不止是热闹，她一直把自己炒到了鲁奖的评委席上，把鲁讯也给狠狠地反讽了一把！
批评却一直没有出场。批评家缺席比在场的效果还好点，至少不会以批评的浮躁引发整个诗坛的浮躁。认真评估一下，现像学的命名给诗学研究和诗歌发展带来了什么？貌似严谨的态度，一种合法化的谎谬，公开设置的却是一个面对刊物，机会不均等的平台。
新红颜被命名出来了，一群年青且面容姣好的女性在博客上写诗，身份多是白领。评论家以为，中国女性千百年来都是一个弱势群体，这种现象需要关注一下。
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没有任何的界定性。这到底是什么命名？只要你是一个女诗人。只要你在博客上写诗，只要你愿意戴上一顶新红颜的帽子，不管是二十多岁，还是四十多岁，都是新红颜。
好像谁都能当批评家了，只要通过简单的身份指认，就可以没完没了地命名：中年诗写，老年诗写。蓝颜诗写，教授诗写，军人诗写……只要你有一个身份，或者说只要形成了一群体。
有批发一顶新红颜帽子的人，就有那么多的佩戴者。评论家说，新红颜选本全部来自女诗人们自发投稿。评论家说，她们很高兴接受，女诗人也站出来证实：我们很高兴，我们在诗写中不排斥女性的性别．
被命名的不是我的姐姐，就是我的妹妹，我不想从新红颜这个命名上做说文解字的分析。懵懂的人是无罪的，有罪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它什么时候都是向着强权意志的，它从不让人自我审视，只是教人怎么迷糊。开会学文件时不是在讲，要保持一持……
如果说评论家为了言说的便利，以某种现象为特点。对农民诗人，打工诗人给予命名，虽脱离了诗歌本质，不具备诗学价值，但对农民诗人，打工诗人这些生存艰难的诗人群体而言。尚有现实关怀上的意义可言。农民诗人张凡修，被众多的诗人们所熟知。现在广州市某作协就职的郑小琼，因为打工诗人这个命名而引发的社会关注，最终摆脱了生存的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现像学的命名，倒体现了一些文本价值外的人性关怀。
当然，郑小琼的诗写，的确出类拔萃，就是没有打工诗人的命名。她也不可能被埋没。新红颜的诗写中，让诗人们质疑最多的是文本。仅从现实关怀的层面上来说吧，显然也不具备这种意义。一些在网络上写诗的中老年女性，残疾女性，她们在家庭、事业、生存的多重负重下，她们艰难的处境，坚韧而美丽的坚持，倒是比那些外表年青美丽，生活在白领阶层的女性，更需要一些来自人性和社会的广阔关注。但反倒没有谁去关注她们。
要理解诗人们的愤懑：连表面上仅存的机会均等的原则也被剥夺了。不能一味地说诗人们虚荣和名利。也不能说他们对体制的过于迷信而产生了一种依赖发表的奴性。比较合理的理解是，文化人的地位根深蒂固隐藏在汉语言的文化传统中。文化人的身份代表了一种智慧和教化的程度。诗歌虽然边缘化了，诗写者通过诗人这个文化身份的自我指认，在精神上追求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从人的需求层面上来说，也无可厚非。
新红颜命名产生的唯一功效是，让庄重的诗写迅速和媚俗的娱乐现象所接轨，在一片哗然声中引发了诗坛的一场混乱，从而把整个诗坛带向喧嚣和浮躁。个别女诗人迅速地脱离文本而成名。会唱卡拉ok的都可以称为歌星了。会打蓝球就全是球星了。批评家被炮轰很正常，以一种潜在或貌似合法的手段，在发表、出版、获奖这条诗人们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上，设置路障的人，必然会成为诗人心上的敌人。
而不发表，出版，获奖又会怎么样？李白和杜甫在他们的时代，恐怕没有哪家刊物热捧过他们。他们的文字不也一样流芳百世了吗。
博客上的发表，网络上的发表就不是发表吗？在民间，诗人们自我对文本的认知就不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文本评价体系吗？诗人一味地依赖于外部世界，反而忽视了自我世界的强大。
我听见不合作者在感叹，一些发出了要离开的声音，有三两个诗人真的已经从这里走开了。我在黑暗中坐着，听见了罗曼罗兰的声音，他说：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一切真相后，依然热爱着生活的人。
我们都是足够勇敢的，也会成为自己的英雄。杀死坐在你心上的奴婢吧，杀死出买你尊严的那根软骨吧。
喧嚣也好，丑陋也好，不在一个维度上的人，怎么也不可能成为你的敌人。你需要做的，是调整一下自己行走的姿态。把自已放在一个不让诗歌羞辱，也不让自己羞辱的位置上。当你面对时间的时候，就只剩下时间这唯一的敌人了。
如果这样还不能让心放平稳。诗歌不写了也罢，不如低头看看草芥，仰头数数星星去。 （2012.4.24）
诗写的焦虑
为什么世界是这个样子的，而不是另外一个样子？
为什么我说的与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又与我看到的不一样？
诗写是一种抵抗，对你不想要的那个世界的抵抗。是对生命与身俱在的绝望、恐惧感的抵抗。在这个过程中。你感到的障碍物，像是心上贴着的一张狗皮膏药，时时提醒着创痛的位置。像一团摆脱不了的阴影，时刻在心中晃动,让人难以体会生命本来的快乐。
诗写的意义，就是对生命内在焦虑感的消融。
焦虑是在路上的感觉，一种欲达而未达的内心体验。
与生命存在的本来意义一样，诗写也有它本真的意义。我不知道别的诗人为什么写作。没有接触诗歌之前，我就发现了自己和周围人的不同。在一片金黄而热烈的油菜花前，我会莫名地泪流满面，说不出心中倒底是因为欣喜或是伤悲。经历中也有过许多月亮很圆的夜晚，一抬头，就会有一种凉丝丝的心惊，月亮中总有一张悠忽闪过的脸，在水面上摇着，忽然就碎了。我一次次问自已。她是谁。是一个唐朝女子还是宋朝的女子，是叫芦花还是蓝蓝？是不是也像我一样的，看过天上的这轮月亮？……
要是问一句：诗人们为什么诗写，可能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返回到自已的内心去。返回到生命存在的本身去。像是上帝在诗人脸上打过一个胎记，诗写的动力和意义是生命内部赋予的，如同呼吸和吃饭一样，为存在的本能所需要，而不带任何额外与附加的意义。
在我读到美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我为什么写作》时，我感到不可理解。谈到写作的动机,他说的是：
一．利已主义，博取风雅，引人称羡，身后留名。从怠慢你的人那里索回自己的应分。
二．爱美情操，感知外界美，文字美，语句和篇章的结构美。
三．历史冲动，想看到事物本来面目，留与后人借鉴。
四．政治目的，试图朝某一方向推动世界前进，改变社会观念。
他武断地补充道。掩饰这种动机，否认这些愿望，那是鬼话。
也许是我真的不愿面对自己的本能。这四个动机中，至少有一两个，我没产生过。比如三。仔细想想，当诗写进入到传播这种通道中以后，诗写的目的被异化很正常。汉语诗人的境遇一点也不比乔治.奥威尔更好，可能他们还要加上：创造一种新的诗歌美学传统的动机。建立一种文本评价标准的动机，找到诗写的价值和尊严的动机。
每一种动机的抵达过程和阻碍物的磨擦。都转化成了诗写中的焦虑。我看见了那种焦虑。一种危险的能量被妖魔或机器携裹着，偏离了人的本位，转化为与诗写相关的乱相与喧嚣。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怎么写都可以的时代。诗人有一个更开阔、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对个性化和个人经验的推崇，让人觉得诗写已经抵达了一种自由状态。可是这种自由，从西方的现代主义到后现代，已经把各种可能性演绎到了极致。最后是文化消费，爱滋病，冷漠。一个冰冷的碎片式的世界。
后现代在中国找到口语诗和行为艺术。也找到了后现代所要依附的叙述模式。从精神文化的传播开始，一个冰冷的碎片式世界——这也可能将是中国的模式。
汉语诗写需要从对政治的依附中走出来。回归于不卑贱也不放纵的人的本位。这是一个度。就像一个纵欲者的自由，会成为对他人家庭的伤害。任何一种偏离人本位的诗写方式都是这样，不是伤害自已、就是伤害他人。不是伤害诗歌、就是伤害读者。
潜在的危险正在于此：口语诗把诗写从政治对人性的至梏中解救出来，却带向了欲望对人性的操控。诗写的个性化和怎么都能写，却变成了欲望书写对汉语精神的伤害。
还有消费文化不断变幻的脸孔和一个等待填满的香喷喷的烤鸭形符号。欲望成了驱动诗写的原动力。欲望诱发了各种可能。废话体、垃圾派。下半身。没完没了的口语诗引发的纷争。谁也不知道，口语诗啥时才能从行为艺术的内在模式，回到诗本位来。
偏移了本位的诗写，多半是傀儡式的写作，不是被政治和权力所控制，就是被欲望和消费所驱使。当然，还有被那名利和虚荣所捆绑的。偏移了这么远，我们站立的本来已不是诗歌的位置，也就不必为这些喧嚷和纷乱而焦虑了。
回到诗写的原初，才能看见诗歌的本来面目。它所面对的“生命中的伤痛与阴影”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诗人存在的位置。真正的个人化诗写，就是从人群中返回到自我。又通过对自我的关照，去注目人类整体的生存境遇。
当一个诗人正视自已的影子时，他无疑已从这种注目中获取了诗写的意义。在《新约．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写得要更通俗一点：有一个妇人犯了淫荡罪被捉拿在案了，众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请求用石头打死她．耶稣说：想想看，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石头打她吧。于是，众人都走开了。
那些黑。那些罪孽。那些纷乱。那些丑陋。都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伟大的焦虑来自人性，俗浅的焦虑来自欲望。套用一个经典的句式说，如果你此刻怀疑诗歌，你将永远怀疑，如果你此刻不能安宁，你将永生不能安宁。
来源：樊樊新浪博客 |
发表于 2012-11-20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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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20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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