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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美文转载——诗评

已有 527 次阅读2017-7-1 06:23

 
 
 
 17《诗歌周刊》年度人物评审委员会认为:薄小凉的诗既有艳惊四座的古典之美,也有苦难哀伤的现实之痛。前者表现了诗人信仰不灭,后者昭示着诗人良知未泯。薄小凉诗中的古典之美,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伪美抑或别有用心的美化,而是建立在生活的阅历和向往之上,失望、绝望之后的心酸之美、反叛之美,每每透射出对封建皇权的蔑视和男权主义的嘲讽,也是对残存着些许善、些许真的尘世的哀怜,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黑的控诉。她诗中的苦难之痛,包含着底层生活的全部艰辛和不幸,这些可用血泪二字概括的艰辛和不幸并非是她一个人的,还同时是她身边的亲人、友人乃至陌生人的,也就是说,是属于当下整个社会底层的,因而有着厚重的情感底蕴和深刻的时代内涵。
  薄小凉的惊艳、苦难之作,以不加雕饰的白描笔法,以朴实的语言和简练的叙事,重构了一个虚幻的古典美境,并记录式地再现了与之完全相悖的现实世界,它们共同构成薄氏诗歌完整的审美风格和独特的语言魅力。

16  《学者诗人唐诗、马永波、普冬、沈奇的诗文本解读》
           张无为
唐诗的诗独异之处在于,同是乡村山水,属于他的,却大有“水往高处流”的那股劲,像是在暗中有许多水泵催动,使其诗总是以上升姿态盘旋出一脉新的景观
以如此沉重的大密度分子结构基质逆向于同类的走势,实现如何可能?我以为,只能凭借底蕴积蓄与运行机制。唐诗正是在更高层次去感受乡村,熔铸其“乡土情结”的,个中当然离不开亲情的唇齿相依与命运的血肉相连,但如此纠结的爱惜与困顿中的感应,是被作者在较新层面推进的,致使我们在解读此诗时,不会将其与任何乡土诗相混同。她更知识分子,更趋于纯诗,是作者乡村情结的学者化呈现。
作者的审美实践切实验证了层次的推进。我是支持作者对原有作品以改进的方式不断进行淘汰的,因为这可以昭示出作者的自我超越,至少是最佳表现之一。而许多人似乎都对此深有忌讳,其实往往会显得固步自封,因为除了个别的“神来之作”,大多难免有创作的客观局限,除非是他落入窠臼不能自拔。诗人只要在进步,就会感受到这点,即使擅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诗人或作家,也不例外。

在当下诗歌一方面是世俗化、欲望化泛滥成灾,另一方面是现代、后现代立场责无旁贷的生态下,普冬却选择回归田园浪漫,写出阳光的桦树,阳光的诗意。不过,他笔下的田园风光,并非旖旎,而是超拔;他笔下的浪漫情调,虽非玲珑,确乎剔透。

 
15《诗歌是用来救人的,不用来杀人》
        一牛道长
不用拆破败的老屋,老房子里一个诗人都没有,都是诗歌殿外的租客。

诗歌殿堂的大门挂了四把锁,打不开就进不去。写了几十年,还在外面绕,怪不得别人。锁在外面,只能自己打开,里面的人无能为力。

诗歌是工具,是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性工具。不仅诗歌是,人类发明的一切都为人的工具。艺术只是形式,本质是工具,核心是为人。神圣的不是诗歌,是诗歌为人的潜能。否定诗歌的功能性,就是在否定诗歌艺术存在的必要性。离开为人的根本,任何意象都是意淫,不可能是艺术。“让诗歌回归诗歌”,可以看作老鼠遇猫时的自正清白。

诗歌是为人的工具,语言是为诗的工具,把工具的工具当成目标,比迷失诗歌的本来还要愚蠢。所谓“诗到语言止”,实质是为回避风险找港口,不管有意无意,都会把为人的诗歌,转变成麻痹世人的工具。

与其说为人,不如说救人。诗歌是用来救人的,不用来杀人。写诗把自己写死了,趁早别写。海子用诗歌杀了自己,顾城先杀老婆再自杀,说到底,都是精神的病人,他们的死,如果不是自己造成的,只能视为时代的祭品。不反对继续献祭,想死的,早点死去。

认为读着舒服或者唯美才是好诗,说明心中有一个固化的美学标准,这个所谓的美学标准,不过是思想统一的派生品。美学一标准,美学体系即告崩溃!残留的粉末也有用处,可以制成奴役文人的迷药。

美的标准是美,丑的标准是丑,疼痛的标准是疼痛,美学从来就不该有一个标准!写苦难还在追求语言唯美、还在想着让人读着舒服,不是傻瓜是什么。愿意在语言里打坐,请继续念经,谁也拦不住。

语序、音节不同,怎么翻都要走味,糊涂虫才会崇拜翻译体。祖宗度不了你,洋人也做不到。中国诗歌的出路,只能依靠汉语自然新生,活着的一定活在当下。

尽早扔掉庙堂与学堂里的圣经妙语,诗是寸言土语。土语,就是来自本民族的生活中的活着的语言。平白如话不是话,不是话就是诗。寸语,就是要把诗往小处写,以不可再少为原则,写大了,不如写文章。诗歌向内收缩,文章向外延展,方向相反,不要弄错了。

讲到创新,其实不必,自然即会不复。关键是方向,方向错了,死路一条。拿着语言的刀,从外往里雕,怎么琢磨也是死物。跳进去,身入其境,从里往外写,让它自然生长,妙语自成,力量自发。花的生命与香味是从种子里面长出来的,诗歌的灵性与生命也是这么来的。

关于风险,根本不在文字上,其实是与生俱来的恐惧,是自己吓自己,即所谓“自我审察”。经过五千年驯化,别轻易把自己当个人,威吓之下,不颤抖的少之又少。诗歌不需要标准,更不需要权威,需要的是“跟我冲”,不需要“给我冲”,每个诗人去实践诗歌对人的承诺,最为重要。

先锋,并不是直白地喊口号,口号自有口号的表达方式,古人说得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是不说,是不说而说,说与不说,以听得到为标准。读者听诗歌的方式,不是耳朵,是心灵的直觉。

诗歌的力量全在诗意所指的高度和力度,不站到全盘否定的高度,即使写了一些苦难,也会流于哀伤怨恨,于醒世救人、追索根源用处不大。让读者疼痛之余,觉醒追索,才是诗歌的至高境界。

诗歌要告诉人们的是什么,无非做人的普世价值,了解、直到自觉追讨做人的权利。作为自由诗人,绝不可忘记自由诗的本意一一就是要以自由的表达方式追求自由地思想与生活的权力。只要有人想做天下人的主、做了天下人的主,人就做不了自己的主。

至此,我们应该明白,写诗不是写诗,重点是借诗写意。写什么远比怎么写重要,不解决写什么的问题,怎么写都是废话。诗歌没人读,别怪读者。诗歌从来没死过,死掉的,都是诗人。
 14
湖北。武汉—1979:残缺的《这一代》
             徐敬亚

     自由结社似乎是人类的一个自由基因。到1979年,大学生文学社团几乎遍布了全国各高校。而一旦结社,文学群落的更大联合,几乎必然。
     各高校联合的速度有点过于惊人。1979年夏,全国高校社团领袖“在北京聚会,共商大是”,消息传到吉大——发信者是武汉大学的高伐林、张桦。收信后,我与王小妮、吕贵品商量:决定由家居北京的赵闯同学利用暑假代表吉大参会。领袖,说得伟大轻巧。每月生活费20多元。就是去当总统,也愁路费啊。
     9月开学,赵闯带回了会议精神,也带回了一幅各大学代表合影。黑白照片拍得非常清晰。与会代表神情严峻,个个眺望远方,仿佛一副开天辟地的架势。
     会议决定:由武汉大学《珞珈山》发起,由全国14所高等院校学生社团联合创办刊物,定名《这一代》。创刊号由武汉大学承办。第二期由我们吉林大学承办。发起的社团分别是:中山大学《红豆》/中国人大《大学生》/北京大学《早晨》社/北京广播学院《秋实》/北京师大《初航》/西北大学《希望》/吉林大学《红叶》/武汉大学《珞珈山》/杭州大学《扬帆》诗社/杭州师大《我们》/南开大学《南开园》/南京大学《耕耘》/贵州大学《春泥》。
     ①、诗,成为《这一代》的重心
     《这一代》的征稿编辑,印刷发行,持续了1979年整个下学期。定价0.45元(含0.08元邮费)。吉大的征订由《赤子心》代办,并由我一本本收取现金。记得一共征订了200本。而当时中文系三届学生总数才160人,外系同学比例很大。当年的穷学生拿出来的,全是节省出的吃饭钱。
     创刊号目录上,赤子心占了不小比重。在《不屈的星光》栏目发了我的《罪人》和王小妮、兰亚明的诗。赤子心发刊辞《心之歌》也被当成诗入选。武汉朋友对吉大的抬举,似乎肯定了我们诗社的水平,让我们一伙人高兴了很久。
     其实,我们只是沾了一点光。创刊号真正主角是武大。那里的青年诗人更强、更猛——王家新的长诗《桥》和叶鹏《轿车从街上匆匆驶过》,以更显著的位置刊发在《愤怒出诗人》栏目。这两首诗,矛头直指特权,发力最猛,反响最大。
     ②、《这一代》出事了
     1979年秋凉时,接张桦突然通知。《这一代》出事儿了。听说与《桥》和《轿车》两首诗有关。后来慢慢得知,上面指示:停办。停印。
     11月,焦急中收到张桦寄来创刊号一本。由于临时匆忙抢救性装订,杂志缺少三分之一印张。这也是我今生今世看以过的惟一一本《这一代》。
     寄到吉大的200本,被有关部门封存。再无踪影。同学们所交200本征订费,由中文系公款退还。
     我手中仅存一本《这一代》创刊号(残缺本)――封面:红黑两色。上方:一组红斜格线象征道路。其间:几个黑色脚印,由近而远。下方:仿综艺体黑色大字“这一代”。封二:印刷空白。上面有几百字的《告读者书》,临时用钢板刻写、油印:我们怎么对得起……怎么对得起……最后一句意味深长:残缺的《这一代》,绝不代表着这一代的残缺……落款是:武汉大学《珞珈山》1979年12月。
     ③、残本传天下
     据说,残缺的《这一代》创刊号,共抢救出16000本。除西北大学与吉大外,残本创刊号在各院校均被一抢而空。
     在武汉,其一夜风糜三镇,洛阳纸贵。读者涌入校园,逐个游说有书同学,申述如何求之若渴。结果有的人竟被说动,把发给自己的那本也卖出。
     在北京、广州、南开等学校也都几小时一抛而光。在杭州大学,据说一同学摆开桌子跳将上去高喝:快来看,快来看,没有上一代也没有下一代的这一代呀!
     在南京大学,情况变得有点微妙。卖书同学担心意外,白天沉着不动,等到天黑才如无照小贩般悄悄在教室附近阴暗处开鬼市。没想到这并非故做的神秘,使人们更加趋之若鹜……据张桦多年后回忆,武汉黑市价涨到每本5元,超过原价10倍多。
2011-7 深圳-长春     
13《宿便有毒----简议神青赶〈方便〉》
        舟自横渡
  《方便》
神青赶

狗,牛,马
这些通人性的牲口
宰杀起来方便

(发表于中国诗歌流派网论坛微诗栏目2017-7-28 15:27)


         神青赶的诗以短小精悍见长,读起来很是方便,完全可以一目数行,就像此首《方便》分明就是一句话嘛,
而且是大实话,估计没有人不能懂的。
         自从“狗,牛,马”被人类驯化以来,一直陪伴着人类而无异心。没有比它们更忠实的伙伴了,没有比它们
更听话的奴隶了,活着可以役使,死了提供肉食,真正的奉献莫过于此啊。“这些通人性的牲口”彻底被驯服了,
想必这个被驯服的过程是异常痛苦的吧,以至于可以略通人性(这深不可测的人性连人类自己都未曾读懂),
按主人的好恶行事,要你左绝不会右。可是通人性又能如何?没有了原始野性,缺少了反抗精神,不过是被“宰
杀起来方便”罢了。记得小时候看到村民杀牛,几榔头砸下去,牛流着泪就是不离一步,倒是杀猪甚至杀鸡需要
找个搭手的人呢。
         因为要写几句感想,不免多读几遍,诗中的“狗,牛,马”渐渐地模糊起来,难道是我老眼昏花了吗?那分
明是“你,我,他”呀!一会儿是狗,一会儿成牛一会儿又变马,在不同时空轮番上阵,终究未见真正的自己。
哦!已经被奴化了,打小被灌输不可以自由奔跑,必须为今天的草料或者骨头感恩戴德,不允许有半点怨言,
活着只是等着被宰的那一天。做牛做马那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即便是追逐猎物、看家护院、排遣寂寞的狗腿
子也难逃被烹的命运。
        短短一句,寥寥数字,看似信手拈来不事雕琢,实则深思熟虑斧砍无痕。诗人以冷静的笔调简洁的文字对
通人性的牲口------不!是我们报以深切的同情与怒其不争的悲哀像陈年宿便一样痛快(不能说酣畅)地方便了
出来。带血含泪,撕心裂肺个中况味或许只有深受“便秘”折磨的人才有资格体会,显然神青赶做到了。这不正
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剂良方吗?
12
我们内心中被隐藏的部分

徐敬亚


“承担”与“见证”,这四个汉字,结实、有力,如同一对无法回避的、逼视的目光。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的当下,对于一位诗人来说,它不是两可之间的犹豫或选择,而是明晃晃的叫板与质问。
看看这个国家的诗,纸张上的,电流里的,一派平庸、无聊的气息。千人一面,万人雷同。到处是相似的表情,到处充斥着温吞吞的叙事、油腻腻的小聪明、打情骂俏的口水,或者像家庭妇女一样嘟嘟囔囔的、琐碎的日常絮语……诗那一根根敏感、尖利、触电般的神经正在向世俗的镜像投降,诗歌那颗忧郁、悲悯、神子一样的头颅正一天天低垂。30多年来,中国现代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聊、低俗与堕落。从诗学角度看,它积年累月形成的三大弊端,我早已忍无可忍:第一,诗人整体意识崩溃导致的碎片化;第二,诗人直觉系统的缺损导致的平面化;第三,诗人伦理人文价值的枯萎导致的空心化。
碎片化、平面化、空心化的诗,就不可能承担,不可能见证。不承担,就是放弃;不见证,就是无视。
为什么放弃,为什么无视——就是自我遮蔽,就是麻木。
一句话,就是内心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缺失。
下面,我想着重讲一下,我们的内心空间里究竟缺失些什么?也就是说,我想探讨一下,这些年来,我们内心中那些被隐藏不见的部分。
三十八年前的1979年,中国发生过三件和诗相关的事。
一个是,渤海二号钻井平台沉船事故,72人死亡轰动海内外,当时出了很多诗,舒婷写过《风暴过去之后》;另一个是,24岁的范熊熊四次写信10次去纪委揭发单位领导无果后,留下遗书跳海自杀,引起举国震惊,也出了很多诗。我还写过一首《海之魂》发在《诗刊》上。
那一年,还出了一首诗,叫《将军不能这样作》。只是因为某将军为了修别墅而拆了一座幼儿园,引起诗人愤慨,并继而全社会共愤……诗人叶文福因此遭受了半生的磨难。
如今,这些罪恶,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并且是百倍千倍增加。但这些屡屡发生在我们每天生存背景下的日常经验,我们视而不见,很少进入诗人们的写作。
有人说,写了《将军不能这样作》也没用。对此我曾写过一段话:“尽管被他所制止的,昨天、今天、明天仍将不断发生,但被制止过的历史将成为另一种有意味的历史。”
三十八年前,国人的心、诗人的心,还是鲜嫩的、敏感的,像眼睛容不得沙子。现在呢?我们每个人都该自问:我们的那些痛感还在吗?它们去哪儿了?如果在,它们被我们放置在什么位置?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如当头棒喝,甚至是一个人类范畴内的意识与思维方式的问题。值得每位诗人或者号称写作的人深思。
我前面所说的诗歌的三个美学缺失:碎片化、平面化、空心化,不只是简单的诗歌现状,它其实是当代诗人内心现状的一个折射。
多少年来,我们向往一种现代化的生活,但现代生活来临之后,我们忽然发现它的可怕。在每天像核爆一样的信息轰炸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仿佛被日夜追赶。我们的内心呈现一派碎片化的景象:一切感觉都是零散的、琐碎的、浅层的、表意识的、灵机一动的、随心的、未经智慧浸泡的、没有经过理性过滤的……等等。我们的内心也是一片平面:一切都按部就班,日常的、事务的、衔接的、无层次的、无波澜的……我们的内心日益空心化:无灵魂、无感觉、无直觉、无意识、无理性、无机智,一切全是冰冷的惯性排列的事物……
这,肯定不是我们的全部。与此对立的,是我们作为人的整体思维、整体意识、悲剧意识、人文意识,除了这些,我们还有悲悯,有敬畏,有恐惧,有怀疑,有勇气,有胆识……有作为完整的人而存在的包括历史记忆、现实直觉、理性判断等表层意识+潜表意识+潜意识在内的全部智慧空间。
我们那些非碎片、非平面、非空心的意识,是怎样被隐藏、被遮蔽,它们在我们内心中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我想到它大致有以下三种存在方式,与大家探讨。

1、那些沉重而阴暗的部分,被生存安全地遮蔽着

带着对父辈生存的深深恐惧,我们被猪狗一样的温饱生活迷惑着,那些粗励的、强悍的、激昂的情感,被深深地挤压着。盘点一下我们的感觉世界:味觉、视觉、嗅觉……一片平庸。我们已经没有疼痛、没有同情,只有忘记,只有消失。我们不是没有伤感与耻辱,但我们惟恐提起那些沉重而阴沉的往事。像诗人唐不遇写的那样:鞭子,早已“被烟熏成腊肠/鞭痕都已结痂”。顺从于惯性,对于诗人来说就是顺从于魔鬼。如果我们的记忆被隐蔽了,那么我们的历史就被隐蔽了,我们的一部分也跟着被隐蔽掉了。

2、那些敏感而麻烦的部分,被无形而严厉地禁止着

从我们降生起,就被告知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一系列事件、人物,甚至词语,成为几十年的禁区。在个人意识依附于整体意识的国家里,一条血管又一条血管被阻塞,不能不带来意识空间中大片失血的部位。久而久之,被禁止的部分慢慢失去现场感与真实性,直至失去意识自由的那种侮辱感也一天天淡漠。而与之相对应的悲怆意识、反省意识、怀疑精神在智力时空中逐渐被挤压,直至消失。禁止感的终极临床效果是,它的病人仿佛从来没有被禁止过一样。因此,可怕的,不是禁止,而是消失,而是麻木。

3、那些刚刚萌生的念头,被我们无时无刻地自我审查着、屏蔽着

所有的禁止,都是自我禁止。因此,“自我审查”便成为集权力量钻进每个人心中不知不觉的阴魂。在意识的深处,自我审查总是比禁止者早一步到达现场。它绝不讨价还价地代替着暴政行使着权利,无声地砍掉任何一个微小的念头,扼杀一切危险的意识信号。在自我审查方面,鬼精鬼灵的中国人的内心指针,远比西方知识分子更精准、更微妙、更灵动,永远微微颤抖。久而久之,每个人都成了展转腾挪的、自我泯灭的大师。一个向度又一个向度的思维屏蔽,必然导致思维空间的扭曲与感觉系统的残缺。可怕的是,自我审查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思维定式、生存定式。其结果,就如索尔仁尼琴所说:“任何一个胆小到不敢捍卫自己灵魂的人,就不配自称为学者、艺术家、将军、或者其他尊称。他只能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听话的人,我是一个懦夫。只要能够吃饱穿暖,让我说什么做什么都可以。’”
说到这里,我的心很烦乱。不要跟我侈谈什么大师巨匠,不要再说什么无聊的诗学不诗学。我们就是那个嘻皮笑脸的脑残者,我们就是连五脏六腑都不齐全的人。我们每个人被隐藏的、没有显露的部分,恰恰是我们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我们一次次用心智强力克制下去的东西,可能正是我们的立文立字的根本。伊凡•克里玛说:“没有历史,也就没有存在。遗忘是死亡的症状。没有记忆,我们就不再成为人……”不要再跟我谈什么反理性、反文化、反意象,反抒情,反来反去,使诗只剩下了干巴巴的一根筯。我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不是还有自由的灵魂。那些惊悚的、悲悯的、惊天动地的感觉还在不在?无效的冲动、无效的感觉,还是不是感觉?久而久之失去的力气还有没有?我们还能不能让记忆翻个身?内心深处风雪交加的寒暑攻袭还能不能出现?那些暗中的、神一样的委托还能不能送达?当逃避已经暗中成为个人伦理生活的主流,被一张又一张密集的筛网隔断的,还能不能从那些安居乐业的诗中泄漏出来?我们溃散的内心在不同的时间单元里受到的摧残还能不能康复?在我们内心形成的、纠结的内在逻辑和矛盾的构造会不会成为生物的基因遗传?
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我一生信奉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直觉即艺术”的观点。我不知道,当一个人的意识世界被七零八落地遮蔽、被隐藏、被禁止之后,残缺的意识怎样组织出一个完整的直觉品。当我们的认识因素与情感因素这两大直觉材质发生异变的时候,我们的原创力会怎样损失。那种纯属自发的表达,类似柏格森所说的生命冲动还有没有。我只知道,被压抑掉的,被隐藏掉的,可能是我们灵魂中活力与能量最大的一部分。
我曾说,这个五味杂陈的国家与时代,恰恰是诗歌最佳的受虐之地。但今天我说,我们拿不出与受虐者身份相对等的诗,正是我们早已经受虐自残的证据。
我知道,诗歌合法性的本质,就是没有阻力的无限想象与奔跑。在这个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向下拉坠的年代,我惟一的希望是:站在这股向下力量的反面,向这个世界讨回我们全部被隐藏的自己。

徐敬亚 2017/7/1深圳
 11  “民间诗刊”类型与“同人”标的
——兼就“民刊”“官刊”等关系新思考
   张无为


摘要:本文首先就“民刊”、“官刊”、“同人刊”等术语,结合它们在中国存在的事实进行了新界定,思考其彼此之间的实际关系;然后围绕“民间诗刊”等展开,重新规划了“民间诗刊”的类型(如“官刊”或有局部亦属民刊或同人刊)及同人刊、同人性在民刊中的作用与意义,以期引起人们对习惯术语应深入思考,并有效推进“民间诗刊”发展。
关键词:民刊与官刊  民间诗刊  标准与类型  同人性与意义

“民间诗刊”的“刊”,名词化的同义语大体是“杂志”,常与“报”并称“报刊”,彼此间主要差别只是版面与出版周期。进入现代,报刊几百年来一直是传递精神文明薪火的便捷信息源,尤其是展现科学之光、艺术之美等广博文化的观礼台,及人们舆论呼应、自由张弛徜徉的精神公园。
报刊是报纸、杂志的统称,其内容主体是新闻时事,并辐射到文学艺术、科技教育、文体娱乐、政治经济、道德法制、哲学宗教、日常实用等大千万象。其中,如文学等作为构成部分常常以副刊方式存在,有的报纸副刊可以独立发行。继而出现专门性报刊,如文学类报刊及经济类、法制类、娱乐类等等。
本文试图重新厘定“民刊”、“民间诗刊”及“官刊”等关系,并在新层面规划“民间诗刊”类型,考察同人性在其中的意义,由此期望“民间诗刊”进一步确认方向,实现有效推进与提升。

一 “民刊”、“民间诗刊”及“官刊”界定

关于民刊与官刊,同人刊与机关刊(还有商业报刊),主办与主管,统一刊号与内部准印,无号与套号、盗号,公开、内部与地下等术语,固然都约定俗成,但有些提法并不确切。对民刊与官刊的划分也并不科学,不过这种划分已经约定俗成,在学术界也有许多共识。故在此姑且沿用。
“民刊”之称谓已约定俗成,但其中“民”的内涵的确复杂,厘定颇难,有争议、有误区,但还是可以更确切把握的。傅元峰在《中国当代诗歌民刊文化身份考论》中认为,“‘民刊’,在广义上与‘民’的内涵相对应:在‘官与民’、‘民间与精英’、‘边缘与中心’的对应关系上,可分别为非官方、非精英、非中心的刊物。在‘合法与非法’的范畴中,还可能指‘非法刊物’。在狭义上,‘民刊’是指在中国大陆的‘民办报’”,是它们的简称。这是与文化制度密切相关的特殊称谓。在某些特殊语境下,“民刊”也被称为‘同人刊’、‘私营刊物’、‘地下刊物’、‘非法出版物’或‘非官方刊物’、‘非正式出版物’”[1]。以上思考应该说辐射到较全面的关系。不过,在广义上对应的并不确切;民办刊物也不必有狭义;“合法与非法”范畴也欠准确。还有,说“民刊”也被称为“同人刊物”、“私营刊物”、“地下刊物”、“非法出版物”或“非官方刊物”等都值得进一步考究。
民刊(包括“民间诗刊”)的标准与类型,目前在学术界尚均有争议。如张清华认为,“通过出版社名义公开出版,或属于官方作家协会主办,故不列其中。” [2]郁葱认为,“民间诗歌报刊”是“特指那些未公开发行的,由一位诗人或一个诗歌群体自筹经费创办的诗歌印刷品。” [3]其实,民刊中有许多诗歌报刊是自筹经费创办,通过出版社名义公开出版的;同样,党政机关也有一些印刷品并非公开发行。赵思运进而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民间诗歌报刊备忘》[4]中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民刊,应该是具有独立的诗学立场、文学立场和思想立场的同人联办的刊物。在这种意义上,《诗歌月刊•下半月》、《星星诗刊•下半月》、《诗选刊•下半月》乃至于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都可以划分到民刊的范畴。”由此可见,民刊不能以是否公开出版确认。“独立的”“立场”与“同人联办”肯定是民刊的重要特征,但除了那些真正达到“同人”高度的之外,并不是所有民刊都能做到的。说民刊“是具有独立的诗学立场、文学立场”的表述不严密,民刊除诗、文学之外还有政治类、经济类等多种。
赵所说民刊“以独立的精神方式,彰显民间话语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刊的存在方式和精神方式都具有“非体制性。”其中的“独立的精神”、“非体制性”肯定是同人民刊的重要标准。因此“严格地讲,那些地方文联、作协、大学生社团、企业社团办的报刊,即使没有公开出版发行的刊号,它们也不能称为‘民刊’”,“因为它们属于体制化范畴的意识形态。”这样说虽有道理,不过,将其理解为民刊范畴内的复杂性会更准确。况且不排除有非体制性“独立的精神”与体制内出现的偶合现象。
我认为,“民刊”的要义就是民办。“民办”包含两个基本实际要素:1、非官方(政府机关)具体主办(官方可能主管),包括主编、编辑有自主理念,自组编务,自行编撰等;2、非官方经营即包括纯私营,国有民营(个人或团体承包),合伙(股份)等。其中的“非官方”外延显然大于“民”。关键是,“民刊”的中坚与砥柱是同人刊,业界精英是其核心。至于“边缘与中心” 、“正规/非正式出版物”、公开/“地下”等则在两可之间。“民间诗刊”作为民间报刊构成之一,则是文学类报刊中专门展示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印刷品(包括近年来的电子版报刊)。民间诗刊同样应以“同人”为标的。
所谓“官刊”即官方刊物,其典型所指应是各级政府部门掌控、操办的“机关刊物”。由于官本位意识在中国格外树大根深,譬如古代有钱有势富贵男就是“大官人”;上年纪就尊贵,就“老官儿”;建国后有工资的就是“公家人”;近年来各类单位的网站也都称“官网”。那么,如群众团体、事企业单位主管的刊物被认为是“官刊”也顺风顺水。其实这些只是院校团体会刊,因具体编辑团队的立场,有的契合官刊,有的则未必。其中有大比例专业人士,身在“官方”,却出于学术或艺术良知探赜求新,因而常突围禁区,不时招惹出“官司”。正因此“官刊”不可能纯粹,甚至分化成同人或局部有民刊性质。其它如:报刊主管与主办:一般来说,主办为具体操办方,主管则不一定。统一刊号、公开发行、内部准印,都是中国现行出版制度的基本术语。有统一刊号才能公开发行,内部准印只能内部交流,没有刊号或准印证则属于非法出版物。但查封合法出版物也并不少见;“地下”刊物也未必是“非法”。

二 同人刊、同人性在民刊、官刊等之间

陈平原认为,“清末民初迅速崛起的报刊,已经大致形成了商业报刊、机关报刊、同人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5]那么,其中“同人刊”至关重要,也是当然最有价值的。因为它不仅是中国近现代报刊的主要类型,而且以同人性独立见地、民间性开放创新,在建构中国近现代意识与人文精神过程中都无以替代。
“同人”词语在《周易》卦十三早有:“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6]“同”义为协同,即志同道合者默契相处的团队境界。对“同人报刊”,《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解释是:“同人报(fraternity newspaper)由编辑部成员合作经营并共同主持编辑业务的报刊。主办者自愿结合,以他们的共同主张为所办报刊的宗旨。同人报的主办者常以“同人”(“同仁”)自称。报刊的出版(发行)人和编辑人均由其成员担任。对报刊的活动方向和重大材料的刊登,须经过全体成员或主要成员讨论决定。但同人报的同人只是一个松散的结合体,当同人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任何成员都可以宣告退出。”[7]这种表述虽有瑕疵并稍显啰嗦,但要点基本到位。据此可以简要地说,同人报刊是思想、情趣等相投的报人或专家,自愿组成松散的结合体,议定宗旨并协同主持编务、运作经营的报刊。
在西方影响下,从1873年艾小梅在汉口创办了国人最早的报刊《昭文新报》[8],到“五四”前后以降,现代报刊已经很地道了。易蓉进一步将近代早期留日学生报刊及1903年创刊的《湖北学生界》等,作为中国同人报刊的先声。[9]其理由是该创刊号在《叙论》中明确将学生作为有影响的独立群体,其“增益民智”而不求营利的办报宗旨,体现出特有的既脱离资本捆绑,又不受党派政治控制,即“同人化”的独立姿态。其后,知识分子逐渐完成了自我身份认同,坚持独立人格和学术追求,以独立话语参与社会的公共领域,不受政治的羁绊而完成政治实践,开拓出独有而不可替代的公共空间。当时,虽无明确的官刊民刊之分,但报刊的同人、民办等特色是民间性质最光彩之处,并形成多元、良性的出版生态。即使商业运营,也没影响其成为新文化与新文学蓬勃发展的有力推手。尽管国民政府在新闻出版方面统治严厉,但同人、民营报刊依然可以自主运行。甚至有一些报刊敢言自命,抨击时弊的文章也风靡一时。如1929年《新月》第2卷第2号发胡适《人权与约法》抨击国民党统治下恶劣的人权状况;1931年,《申报》与国民政府唱对台戏;《大公报》可以指着南京政府的鼻子责问;《新民报》一贯支持学生,声援学潮,等等。当时对共产党主办的报刊检查、限制很严,但就总体而言,民间的、自由同人的报刊仍有相当的活动天地。[10]
全面抗战后,新闻检查规则加多,但当时如如陈子玉时评认为:“现在政府所持的新闻政策,只是消极的限制,以为严格的检查制度,就能统制宣传工具,其实这是错误的。真正要动员全国的舆论界加入抗战,必须积极地扶助新闻事业的发展,有系统地把全国所有的宣传工具组织起来,分配到全国各地方去。”[11]1945年9月,重庆十大杂志发起“拒检运动”。迫于压力,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宣布废止该检查制度。期间,同人刊物一度成为出版界的主流,这同样是商业报刊、党派报刊不可比拟的,对中国进入现代绝对有贡献。
文学类报刊,从1872年《瀛寰琐记》期刊随《申报》奉送起步,到1920年代文学艺术社团蜂拥,30、40年代多类型多层次的文学报刊可谓风生水起。傅元峰在《中国当代诗歌民刊文化身份考论》中说,“新诗、小说等新文学文体在上世纪初的勃兴受益于现代出版业的兴盛,受益于政治开明派移植自西方的现代出版制度,这与新文学秉承‘五四’精神的‘德先生’、‘赛先生’呼声相应和,也不悖于‘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商业化脉络。”[12]可见,文学同人报刊与那些“党”报刊、商业报刊等一起多元并存。文学依托现代报刊乃至文学报刊本身依托其同人性,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传播与改观,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可以说,衡量一个文学刊物是不是有价值的民刊,主要标准同样是,看它是否具备同人特征,是否有独立办刊理念,是否能自主编撰稿件、传达自由文学思想与创新性文本等。
同人特征主要指办刊者必须是该刊物专业领域的专家,即不仅有学术视野,而且有个性化思考,甚至造诣。同人之间所见略同或基于此见仁见智。张伟栋在《<小杂志>:不断挖掘新人的民刊》引用诗人西川的话说:“自办刊物可团结一批同人,这比单枪匹马地打斗更容易引人注目;自办刊物可以自由地展示诗人的美学主张;自办刊物是参与中国新诗建设和思想解放的有效手段。可以说《今天》的出版形式为中国诗歌写作开了一个小传统。” [13]文中强调“同人性”意义是必要的,参与“新诗建设和思想解放”的确需要新思想与美学主张。同人思想即使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但在文学运行规律中也可能成为新的主流意识。
独立办刊理念是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体现,进而是专业知识体系、学术境界、探索精神的自觉和深入。其表现一般与官方观念也不一致,但不排除偶尔有契合,那是两回事。民刊中也有为出名或牟利的,这是负面表现,有时似乎在所难免,但那是不可持续的。
自主编撰稿件是遵循其报刊类型及传达效果要求,确定专业理念与组稿标准,依据目标规划与学术境界编辑稿件、撰写文本。而那些仅有热情却缺乏学术视野与辨别力所创办的民刊,是因为没有达到同仁标准,至多不过是“同伙”,是不够格的。至于那些为炒作而标新立异,为私欲而浑不顾质量的是左道旁门,也不乏先例。对此类足以蔑视或不屑一顾,而且应该提醒大家特别是初学者,必须警惕。
目前,中国报刊及管理已有多个层次,民刊与官刊、商刊已成为事实上的三大类型,而更重要的事实是,三者不仅各自有复杂的内涵与外延,而且彼此交叉互渗。

三 当下“民间诗刊”类型及其同人性体现

民间诗刊乃至民刊均为中国大陆当代文坛的特殊现象之一。因为建国后,按计划经济体制改造,报刊国家化(官办),实际取消了同人性或商业化,而成为泛“机关刊物”。但“文革”前有过试图以同人名义筹划或私下创办的报刊,结果都被追责。同人刊物常常被指责为小集团、小宗派,甚至是“反革命”。“文革”十年,几乎没人敢奢望创办真正有民间特点的报刊。“文革”后从恢复到改革,报刊人与作家、诗人也在不断自我调整,逐渐从体制内萌发同人、自由人意识。“民刊”及其概念在“文革”后也开始流行,如众所周知的《今天》同人式的民刊,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末纷至沓来,从校园到社会遍地开花,其中以民间诗刊为最多。可见,作为当代中国大陆特殊存在的民刊(包括同人意识)的出现与发展至今,是中国现代社会进一步开放的标志,是思想多元化、意识形态多样化的体现。
可以说,民刊是与官刊(党政“机关报刊”)相对而存在的,而民间诗刊本没有与其对应的党政“机关诗刊”存在,而是诗歌界认定的,如人们常常将《诗刊》等作家协会主管的称为“官刊”。这样说倒也不无道理,因为作家协会职工属于公务员系列,包括编辑部成员都有正式编制,“吃皇粮”,《诗刊》的确在体制内。如果说,“民刊”应该是指包括同人参与或者同人意识尚未形成的的所有具备有民间性(立场非官方)特征的各种报刊。那么,民间诗刊则是指那些体现办刊人非体制的自由诗歌立场,并自主采编、写作诗歌与理论,自行开展诗歌活动的刊物。其中,同人诗刊是内核,有同人特征的诗刊是其主要构成。可见,同人创办,同人参与,同人性在民间诗刊中意义非同小可。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确定“民间诗刊”类型。我认为,应该主要从如下几个层次来区分:
第一类是纯粹“民间诗刊”:与官方没有任何关联,也无官方背景,只是个人或同仁按独立理念、自主办刊、自由编撰、自行出版或交流的诗刊。真正有成就的是其中的同人诗刊。
它可以分两类:一是名正言顺创办的诗刊,有刊号或出版书号(公开统一、内部准印)的现在尚不多(民国比比皆是),这与管理体制有关。近年来,一些有规模的民企、合资企事业单位也有此类刊物。虽总体种类不多,但数量正在上升,而且基本都是同人性刊物。如潘洗尘、宋琳、莫非、树才共同主编的季刊《读诗》,2010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2014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而如《天津诗人》(书号季刊)、《诗歌月刊•下半月》、《诗选刊•下半月》等,则已近乎独立同人的诗刊了。二是私下创办的无手续,无刊号诗刊。此类近些年来最多,数字还在增长。此类又可分为多种,如:个体具备经济、文化条件或获得他人资助的刊物;民企发达后自办的;也有民企与自由报刊人联合的,等等。其中,同人刊物也占据较大比例,如众所周知的《今天》是同人性文学综合刊物,而如1980年代黄翔在贵州创办《中国诗歌天体星团》,陈东东、老木、西川等创办《倾向》等则是同人性民间诗刊。但近年来,没有达到同人高度的民间诗刊数量在增加,如有的是几个诗歌爱好者头脑一热就打出旗号甚至还标举诡异的“主义”;有的个体商家渴望当“儒商”,除了出版书或者诗集之外也会搞出个“诗刊”。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如“博客诗群”、“微信诗群”很多很多,其中鱼龙混杂,参差反差极大,对初学者已经产生了一些误导,这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类是混合型“民间诗刊”:主要是指团体、事业单位或国企属下(如文联、作协、学校、集团等)的诗刊;其次是某些党政机关主管的“副刊”偶尔有之。因为在当下的一些“官刊”或“商业”中,也包含了一部分有“同人”见识的人。他们虽在体制内,却有双重身份。如他们既是职工也是诗人或业界专家,在受体制监管中也能坚持独立意识与专业理念,适应形势不失时机地出版同人性诗刊。它们中,大多是局部有民刊性质,但个别也接近纯粹民刊了,并且基本都是同人性的。
此类型包括两种:一是有些正规诗刊社编辑,将同人意识常常或有时分量不等地混合在某一期里。如中国作协主管的《诗刊》:1979年3月号,首页是《要为“四化”放声歌唱》,而排在四单元的第3首就是北岛的《回答》;4月号发曲有源的《“打呼噜”会议》;7月号发《关于入党动机》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2首;8月号发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等;到1980年10月号发专栏“青春诗会”,朦胧诗主要成员集体亮相;由于其非官方立场,先后引起一次次争鸣,直到一度受到政治干预。个中显然是知识分子同人的独立精神与诗歌探索的结果。机关报如:《深圳青年报》是深圳市委决定创办,财政拨款,有编制的 “官报”,由团市委刘红军主编。但刘支持副刊编辑徐敬亚,特批出版两期“中国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专号”,其同人性、民间性尤其突出。二是主管与主办不一致或总编与主编有分工的杂志社;或者如那些向商业报刊正在转型(如采用补贴制)或已然实现转型的,尤其是主管单位近乎挂名的(事业单位、国企居多,党政机关个别也有),那么,有决策权的主编、编辑自有理念与人脉。如《诗探索》杂志创办于1980,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管,学者同人编辑;现在分理论卷和作品卷两种季刊(书号期刊);自2010年创建了诗界同仁会所,并创办了会刊。再如2011年的《新诗》由重庆理工大学主办,但编辑团队是外聘的。还有承办人大多是在体制外有一定影响的人,如在事企业单位辞职、离岗、退休后的部分报刊人、个体或同人,有条件地选择独立性的同仁或者其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同人意识。可见,事业、企业单位或团体的属下报刊,兼有民刊与官刊、同人刊物与商业刊物等特点,当然其各自比例不同,且在不断变化中。
此外,民刊与官刊还共同包含着一些虽然谈不上同人,却有更多商业元素的现象,如在“同人”标准线以下的民间世俗意识、“机关”之外的平庸繁冗思絮等刊物当事者。这些均为各自报刊的负面现象,事例也不鲜见。
通过以上几类民间诗刊可见,民刊与官刊、商刊同时包含着同人刊,就此展开不仅切合实际,而且更有价值。就是说,代表各自专业中坚的同人刊,兼具引导民刊方向、完善商刊模式、推动官刊调整的三重使命。以开放性心态包容、促进民刊,开发潜力;靠质量与特色打造品牌、赢得读者,实现竞争有序;以独立精神影响、感化官刊,正常发挥效用。就诗歌与诗歌刊物而言,同样如此。
民刊、民间诗刊在中国当代有沉浮,在特殊时期有悲壮,在苏醒后有飞跃。这些都验证了其存在的意义,尤其是“同人性”于其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更要意识到,民间诗刊从热闹之后近40年来,一直伴随着问题与乱象,更多是短命的自生自灭,如抛入大海的针,而且没有人会考虑去捞。那些坚持下来的,其实每一步都须面临瓶颈。而进入网络时代,在一度繁华背后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特别是一些封闭的“微信圈子”,进一步令人堪忧。如何引导它们,抵达同人刊高度,可谓迫在眉睫。如《作品》杂志一直关注民间诗刊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从2014年第3期始,辟设“民间诗刊档案”栏目,已推出当代较有影响的民刊30多家,诗人几百位。这些栏目与文本已经属于民间诗刊内容。而《作品》杂志与《岭南师范学院学报》联合建立民刊推介与民刊研究的互动关系,本身就是推进民间诗刊向同人性、民刊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我以为,民间诗刊从横向看可谓乱花迷人,野火只能反而催生,这不在话下。问题就在于纵深发展是否可持续,而同人性是民间诗刊走向正规的必要一步。因为报刊的未来趋向是不断同人化、商业化,而打破官刊与民刊的界限,内部准印,无号与套号等也会成为历史。那么,现有民刊不断向同人高度努力提升,现有“官刊”不断向民刊倾斜、分化,正是报刊走向常态的必要预演。
美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罗斯于1896年首次提出“社会控制”这一学术概念并认为,社会控制是有界限的,政府在进行社会控制时,必须遵循一定准则:除了满足人们的功利性心理(即社会控制给人们所带来的福利应大于其引发的不便)外,还必须尊重人们的一些情感,如同情心、对正义的支持和对非正义的反对以及对自由的渴望等。”[14]值得人们细心体会。而正规刊物首先应越来越多地关注、介入并引导民刊,就会促成业界新的改观。
民间诗刊必须持续,更有必要发扬光大,而找到症结是突破发展瓶颈的前提,探究病灶,对症下药是使之康复、健壮成长的关键。所以在此化用法律术语“标的”提出“同人标的”与民间诗刊同人共勉:即志趣相投者之间,不约而同地确立目标并为之尽心尽力的协同关系,每个当事人无不如履行权利和义务关系一样,富于慎独式的使命感,因而就会开拓新意,显现造诣,高深有加。

 10  《清淡的味道》
——简评宗小白的诗
◎江苏哑石

       对于宗小白的诗作还算是熟悉的。一是笔者曾通过微信平台对她的诗作做过专辑推送;二是其后又陆续通过微信朋友圈等途径读了不少她的新作。
       清淡,是阅读小白的大量诗作后留给笔者的整体印象。这里的“清淡”,笼统说,是指诗作风格上的清新恬淡,包括视觉上的清澈感、味觉上的少油腻,以及心理感受上的静雅之气。若以中国画喻之,则小白的诗非以气势见长的大写意,也非以繁缛入微见功力的工笔,而更像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小写意。她多以化繁为简后的洗练笔触,随心勾勒出有些散淡和雅致的意境。这种清淡,远非刻意为之所能获得,大多和诗人内在的精神质地密切相关。一个内心长草的诗人,诗作中难掩躁粝轻浮之气;而内心安静之人,文字上必有气定神闲之相。
       清淡,是小白的诗作带给人的整体感受。这种感受,来源于其诗歌中各种元素的综合。笔者以为,小白诗作中的清淡大抵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字上的简洁易懂
       小白的诗很好读。她的诗中并无习见的繁缛意象和故作高深的晦涩之语,而是常用简洁、易进入的生活化语言来表达内心情感的起伏。这里的简洁,并非简单的同义词。犹如作画,以洗练的线条概括物象的复杂多变和神韵,是件尤为困难,也更见功力之事。譬如《野花》一诗。
       这首诗无任何生僻字,阅读上不会有任何障碍。所写的也非什么大事件,可说是很不起眼的微小场景。小白采用直接切入的方式迅速推出主体,并顺带交代了主体所处的环境。又用三行文字,给读者绘就了一幅“风吹野花”的画面。用字颇为考究、精准,譬如“野”,隐含着生命力顽强之意;“点头”,是以拟人化的手法形象的传达出表面上的顺从之下,实质上有“风”吹不倒的隐忍和韧性。细品全诗后还会发现,诗中的“野花”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所指向的应为类似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社会地位卑微的类型化生命群体。文字中,蕴藏了诗人对这一群体韧性精神的赞美。
       再如《哀伤之味》一诗。只有短短四行,可谓之微诗。诗题中的“哀伤”二字,预设了整首诗的情感基调。喜怒哀乐,本是人的心理感受,有时和客观之物真实的味道并无多少关联。诗中的物或味道,不过是借以传达情感的媒介。这也是很多诗人惯用的传统表达方法,就如汉末诗人王璨《七哀》诗中“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即如此。本首诗的亮点在于,以极为省俭的笔墨,借助主观化的味觉感受和客观甜味上的对比,强化了文字的“言外之意”——外婆走后莫可名状的哀伤。略觉不足的是,将哀伤二字直接放入诗题,而非让文本自身呈现,诗意上少了些应有的含蓄之美。
       二、叙述上的舒缓有致
       这里侧重于表达技巧的运用角度而言。小白的诗很少有疾风暴雨式的张扬,而是在叙述节奏和内在气息的把握上,多选取淡定的、不紧不慢,舒缓有致的诗写手法。
       选择这种诗写路径,技术难度通常很高。稍不注意,就会由舒缓滑向散漫,致使诗作出现扁平化的现象。犹如口语诗和口水诗之间,仅一纸之隔。而从诗人小白的大量诗作中,可以看出她具有较好的文字把控能力,做到了叙述上的舒缓有度。
       三、语言及内容上的清淡化
       小白的诗作语言是清淡的,很少见色彩过于浓艳的词语。如人之妆饰,浓妆就罢了,亦不要过素,淡抹就好。这种清淡化,就如她在《换首曲子》诗中所写的那样:“不要太像咖啡的/也不要太像薄荷糖的/不要太过忧伤的/也不要太过欢乐的”。即她所追求的诗写风格不是咖啡般味道过浓的,亦非薄荷样过于清凉的,更不是过于忧伤和欢乐的,她似乎更偏爱有如菊花茶样的清淡。
       语言的质地上,趋于棉类纤维的轻柔,而非丝绸般的富丽或铁石样的坚硬。她的文字去除了火气和躁气,仿佛月光般宁静。这种语言风格,或许和诗人小白所处地域的人文环境有关。就如北方多风沙,体现在诗作上多呈豪放和硬朗之风;南方多雨水,诗作风格则多倾向于婉约和细腻。生活于江南水乡的小白,诗作语言清淡若此,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从小白诗歌所写的内容来看,多为生活中的细小之物或场景,甚至有时整首诗仅呈现为某种自然流露出的淡淡情绪。或许在某种情形下,我们内心真正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与重大题材和深刻思想无关的情绪之诗。小白即是以此种不刻意,不做作的诗写方式记录身处其中的生活,记录下生命的过程。读她的诗,有时无需细究,能从其文字中体悟到她细腻、柔软、略有点悲情的感伤情绪就已足够了。
       若从严苛些的角度说,语言的清淡化存在着易使诗意陷入寡淡的危险。此种语言风格,在如何增厚诗作的内质方面,对诗人来说是难度不小的考验。具体到诗人小白而言,她的诗作虽然清淡,但可以看出她很注意诗写力度的把握,既不用力过猛,使诗歌内部出现硬伤,也避免蜻蜓点水止于表象。她的诗作多为其“捂着心口/小声哼出来的”,因真诚率性而感人,因有余味留于舌津而耐品。譬如《起雾了》一诗,即将生活中习见的自然现象描写得饶有趣味。
       平时,小白喜好手工制作。她的这种清淡的诗写特点也体现在其手工制作的中式书签、无事牌、平安扣等木艺品上。雅、简、淡,有韵味。
       在细读小白诗作的过程中,想到一句古语,即“文似看山不喜平。”小白在诗歌中所采用的叙述手法多是直线型而非曲线式的,多平滑而少了些高低起伏。这种直线性的叙述方式,个人感觉如果再增加些跳跃性变化,少些散文化倾向,可能会更为出彩吧。而这最后的赘语仅为笔者阅读后的浅薄观感,不足为据,故就此打住。


2017.11.25 晚上 初稿
2017.11.26 下午 修改
2017.11.26 晚上 再改



附录:宗小白的部分诗作


《换首曲子》

换首曲子
不要太像咖啡的
也不要太像薄荷糖的
要太过忧伤的
也不要太过欢乐的
不要不要

要像你那晚——
为了某个人
独自走在寂寞的深巷
捂着心口
小声哼出来的

《植物的问题》

植物有什么问题?
雨落在她的花瓣上
她就轻轻颤抖
不过是风吹过她的叶子
她就轻轻颤抖
不过是你长久的注视她
然后,起身离去
她还站在那里

用她所有的花瓣和叶子
轻轻颤抖

 光阴的同谋
——《微诗微评》第5期:许剑桐《光阴》主持人结语 韩庆成

  刚读到这个标题时,我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及至读完这首微诗,我又有些似非而是的触动。
  “光阴如箭”最早应出于苏轼的词《秋兴》,写这首词时,苏轼已是晚年,故后面接有一句“有意伤侬”的感叹。许剑桐说“光阴并不总是如箭”时,尚年轻,故此还想“坐到椅子上”,助它“磋磨”。显然,苏轼感叹光阴如箭,是想让它慢一点,许剑桐说并不如箭,是想让它快一些。这就是这首诗表面告诉读者的东西。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不是快,也不是慢,是倒回来了。如果恰好你在眼下的这个11月思考光阴的问题,如果恰好你是祖国最北方的人,如果恰好你如我一样要驱车走到最南方,那么,你就会依次感受到,你正从零下40度的寒冷冬天回到宜人的秋天,最终回到尚热的夏天。在时光一去不再回的歌曲声中,你是不是有一种时光倒回来了的感觉?古人也有过这种感觉,“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白居易就曾从夏天回到过春天。而今,我们看到的“光阴”,“就绕着一把椅子/上上下下,磋磨表面的木漆”——它赖住一把椅子,不舍得走了。绕来绕去,最后绕回头了。
  诗中的几个字、词,值得揣摩。一个是“绕”。绕,是动词,虽说光阴并不总是如箭,但它也未静止不动,它一直在走,只是走的方向有点问题,走了很多年,一个大圈子下来,结果又回到原点。这个绕字,实际上说的是倒退。
  另一个是“磋磨”,这两个字,让我看到光阴仿佛长着一双手,一双看不见摸不着却能主宰一切的手,一双堂皇的手,一双残酷的手。
  还有一个是“助”,这是全诗最重要的一个字。最近几年来,我对光阴这个词充满了怀疑,老感觉光阴在耍赖。而诗中的“你”,居然有意或无意、自愿或被迫地在为这耍赖的光阴“助力”。这里的你,不是别人,是你,是我,是他,是我们。我们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暗中助力的人,成为北岛说的镜子中的同谋——历史的同谋,光阴的同谋,倒退的同谋。
  回到初读此诗,在一个光阴并不如箭的时代,似是而非,是你开始怀疑;似非而是,是你已经确认。

2017年11月30日于海南


光阴

许剑桐


光阴,并不总是如箭
有时它就绕着一把椅子
上上下下,磋磨表面的木漆

偶尔坐到椅子上的你
不过是暗中助了一把力

(发表于中国诗歌流派网论坛微诗栏目2017-5-22 11:23)

8 整个天空都充满了他的翅膀

      徐敬亚

       诗,是具有最高速度的精神传染病。诗,恰恰是一点就破的幽灵!
       永远拒绝与世俗合流的诗歌
 
徐敬亚的读书观

徐敬亚:

      这个世界上好书太少了!就像这个世界上聪明人比较少一样,就像一个人一辈子不需要太多的朋友一样。我认为,对书的选择和交朋友差不多,一个人一生能遇到几本好书相当不易。
      从另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一个人一生的时间都在寻找朋友,都在寻找好书。这种好书,必须是知音之书、伯乐之书、生命之书!
      好书,我想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它是能够击中你的书!也就是说它与你生命的价值方向一致,即能强烈感染你影响你;第二,它是能够升华你的书!它在生命的质量上、宽度上超越你,即三种,它或者把你变得更深,或者变得更宽,或更复杂更多可能性;第三,它是能够激活你的书!——也就是通过读书,你不仅找到了自己,而且发动了自己。你不仅跟着别人飞,而且最后你张开了翅膀自己飞——这可能是最佳的读书效果。
      如果你读到的全是差劲的书、低俗的书,就跟一个人总跟臭棋篓子下棋一样,最后你也成了臭棋篓子。
一个人如果寻找不到热爱,就要学会忽略。
 
       很幸运的是,我的大学生活处于思想动荡的八十年代。思想的荒芫与艺术的饥渴,使我们那一代大学生成为勤奋的代名词。然而我当时读的书并不多。自作聪明的人,一般比较不勤奋。
      大学四年,我基本都是在写诗与读诗中度过。像样的书读得不多,而真正的学术著作只认真读了一本,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的《美学原理》。然而就是这一本枯燥的《美学原理》,我却读得津津有味,读得与作者气通神合,读得思绪万千……最后读到了物我相忘的地步。我一生都记得那种无限美妙的阅读:读到最佳效果时,完全忘记身边事,完全忘记段落、文字和前后逻辑关系之类琐事,头脑里一片通明,思如泉涌……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拿出前两天的读书笔记,我分不清读书笔记上哪些话是克罗奇说的,哪些话是读他的书时我涌现出并记下来的——所以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读书笔记每页的中间划一道竖线:左边记克罗奇原话。右边记录我随时产生的想法。这种被击中、被升华、被激活的阅读,一直持续了两三个月。到后来,我的感想越来越多,读书笔记的右边总是大大超过左边。因此,读完了克罗奇的《美学原理》我其实已经完成了很大量的个人写作——那些零星的随想与片断的琐记,那些对中国现代诗的大量思考,就是我最早的文学评论。那些笔记,后来构成了《崛起的诗群》中很多段落的雏型。同时,克罗奇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


六       蚁穴何罪之有?
——《微诗微评》第2期:气化散人《蚂蚁》主持人结语
                               
                                   韩庆成

  每每听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类把责任推给弱者的话,我的内心都是十分不屑的。
  相对于莽莽大堤,蚁穴何等渺小?相对于站在大堤之上的人类,蚂蚁又何等微弱?人类在筑起千里之堤如三峡大坝的时候,想到过会阻断那些需要游回大坝之后产卵繁殖的鱼类生路吗?想到过你们轻易就剥夺了它们亿万年前就有的天赋权利吗?当这些微弱的生物为了生存而躲进“夹缝”般的蚁穴,反倒成了一种罪过。就在人们几乎异口同声认同了“罪过”说的时候,《蚂蚁》一诗终于发问:蚁穴何罪之有?
  几千年来我们都认为蚁穴是有罪的,它罪在破坏了大堤的坚固,罪在可以让大堤毁于一旦。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有多少“蚁穴”眨眼间被夷为平地,而何须考虑这是蚂蚁们的遮风避雨之所,或是即将用上的婚房?何须考虑强拆后,它们将去往哪里?亡命途中这些微弱的生物如果被大堤阻挡,走投无路之时它们是像“江猪子”一样撞死于坝下,还是就在堤中安家?为了生存,蚂蚁确实“考虑不了那么多”,而大堤溃败、洪水滔天“那么大”的局面,蚂蚁更是考虑不到——相对于蚂蚁目力所及,这个结局实在太大了,远远大出了它们的初衷和能力,大上天了——这是喜欢与天斗并感到其乐无穷的人类应该考虑的事情。
  这首五行微诗不是在抒情,也不是在说理,因为作者知道这不是一个可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时代,不是一个以理服人的时代,如今让人服的,是权力、金钱,或者锄头。我看作者不过是发了一点小感慨,一点没用的牢骚而已。只是他这点感慨,这点牢骚,发的自然,天然,甚至有点偶然(我进而认为很多好诗都有可能是偶然得来的)。这种自然、天然、偶然不小心触到了我的痛处——错了,是酸处——至今令我酸涩不已。

2017年7月27日


蚂蚁

气化散人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
于夹缝中生存的
微生物
考虑不了那么多
那么大

(发表于中国诗歌流派网论坛微诗栏目2017-6-17 09:40)
 
            五  五行微诗的文本验证
——《微诗微评》第1期:硬撑《鸣冤鼓》主持人结语
                                                
                                                韩庆成

  5月8日,我在《微诗开栏的话》中说,我很想找到一首五行的叙事诗,同样达到李不嫁这首6行诗《“我的弟弟胡耀邦死了”》的效果,但限于时间没有找到。话音未落,22日,我就在“微诗”栏目读到硬撑的这首《鸣冤鼓》,随后把它发在当天《诗日历》【读诗•微诗】的头条。
  《鸣冤鼓》注定要载入流派微诗的史册。这不单是因为该诗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也不单是它揭示了民生、民权得不到应有保障以及为官不正、司法不公这类根本性社会问题,还在于它仅用短短的5行,就把这样的重大事件表现出来,并且表现出了现实的痛感和历史的深度。
  我注意到有评者质疑事件细节的真实性,这显然是混淆了新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艺术真实是一种本质的真实,是真善美的“真”,正是这首诗的本质真实打动并冲击了我。如果你是一位关注时事的诗人,应该知道,作者在事件的选取上是极其克制的。在几乎无处不在的“截访”事件中,“阳湘正”这样的上访者非正常死亡的也屡见不鲜,被非法“扔”进“黑监狱”的,更是司空见惯。作者把“截访”这一亘古难闻的“怪现象”与封建社会都有的“鸣冤鼓”进行比照,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也极大地强化了本诗的艺术感染力。
  如此看来,5月8日我最终把流派微诗标准从6行以内改为5行以内,是经得住文本验证的。

2017年6月20日


鸣冤鼓

硬撑


以明代为例,一旦被敲响
县太爷就是做爱也得停下来升堂

2011年6月,泌水村阳湘正
还没摸到鼓锤
就被扔到铁城镇搬砖了

(发表于中国诗歌流派网论坛微诗栏目2017-5-22 09:36)

【作者简介:硬撑,居郑州,2012年4月23日注册中国诗歌流派网,现为高级会员】

 
     四  “解读一首诗不能从最感性的层面解出“水”来,令其睁开“眼睛”,令其获得“呼吸”,那么,此种解读就必须质疑。一切理论套路的缠绕和挖掘也显得多余"_____黄土层
 
            三  黄土层:永不降解的民间碎铁

据说这是一首微诗,只有五行。五行说清楚了一个新闻截访事件了吗?没有。没说清这不是新闻而正是诗歌要做的事情。一笔溯到明朝,将上访大于天的严正性通过“做爱时间”这样生活化场景迸发出来,肃穆严厉而毫无戏谑性,但篇幅已占了2/5。“阳湘正”的出现时间跨度不小于500年。篇幅向截访的核心移动,但惜字如金。“鼓槌”是个关键词,加重事件的现实疼痛感和诗歌张力的不是“摸到了”而是“没摸到”。一个“扔”字既是官方的傲慢和暴力,又是草民申诉的命运写照。“搬砖”让上访之路更加漫长而悲怆。

微诗要写好不容易,还不是高度浓缩可以概括的,是要设置机关,形成“杠杆”。万箭齐发都不如引而不发,更令人揪心。阳湘正现在还活着,他们的冤情申诉尚未成功,日晒雨淋反令其浓度在提高,他们是洒落在民间的永不降解的碎铁,搬砖不过是在磨铁。而诗人何为?在没见到“鼓”,也没见到“槌”之前,诗人用词语搭建的诗歌装置已经让“冤情”兀自而高亢地鸣响了!

——字斟句酌,即是精彩诗评典范,又是微诗写作指南。

          二  《  放纵妖娆和忍住忧伤——薄小凉诗歌印象》
                          黄土层


自本期始,韩总对《发现》栏目进行了改革,此举无疑是惊人的。呼啦啦一下子贴出65首诗待评,这是流派网从来没有的,对各方都构成了挑战。而我还在想一个问题,不是别人,恰恰是薄小凉的诗歌引起了这样的改革,为什么?通读一遍的印象,简单的回答是薄小凉诗歌的确质量稳定,新意迭出,各具巧思,难以割舍,你很难忍心说65个小生命,谁就是不重要的不可爱的可以不要的。《发现》栏目如果还按以往的习惯只选一首不及其余,那是完全诠释了“挂一漏万”这个词,所以,韩总略一踌躇之后果断做出了这样的改革(当然这是我的臆测)。依照“惊艳篇”(39首)和“苦难篇”(25首)这样的分类,我拟从三方面评述我对薄小凉诗歌的印象:

1、艳情妖娆的热烈翻腾

花了点时间通读了薄小凉的这一组诗歌,总体感觉这是一个古典诗歌、旧体小说、元杂剧底子很深的现代诗人,所有诗篇都是现代化古典或古典涌向现代分行。叙事性,故事性,细节,戏剧,对白,抒情,反抒情等多种表现手法融合其中。每一首都有可取之处,甚至瑕瑜互见。甚至有些篇目显得单薄,微小,但又不是那么简单。究竟是什么东西在薄小凉的诗歌里挺立而不疲软,我想应该是它的自由、灵动、激情的精神火苗。说她的诗歌有惊艳和苦难之分,这也是相对的。其实,惊艳和苦难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苦难是惊艳燃后的灰烬,惊艳是苦难之上绽开的花朵。
在写本文之前浏览了几篇大家的作品,有的大加赞赏,有的刻意诋毁。本来对于诗歌的褒贬是属于正常的,只要在一个评述的基本层面之上尽可指手画脚,即便反对得很严厉也是允许的,想必聪明大度的作者也不会太在意。但是,有些反对者近乎诋毁,甚至人身攻击,完全突破了底线,除了粗暴蛮横,就是无理取闹。这就很不好了。一个不会尊重他人的人何来自尊?何来“评论的构建”?何来评论者的底气?这是最近在流派网发现的局部混乱和不堪之象。
笔者以为读一首诗最要紧的不是诗人用了什么词,使用了什么句式,营造了什么意境,涉及了什么禁区,而是他逃避了什么暗示了什么,何处突然岔开了,何处突然聚拢并反复敲打。

以上是在有意回避着“爱”这个主题,它是那么重大又是那么忧伤。不愿触及又渴望触及,在真实的人性的视野里,不论多么忧伤,“小女子”依然放纵了那么多的妖娆。如:


这一首写绝了人格化“尤物”的百般狐媚的情态,的确分外妖娆!但这首诗又明确揭示作为一个成熟的女子,对于“开花”这些傻事不是“我”想要的。多少次的谎花凋谢和流水青春证明再绚烂的开放不如“撬开每一颗胡桃,甜杏仁”来得实在,来得更有尊严。再如:

读这首诗我对小凉精准聚焦一个女子对情感中“不可得”部分的咬牙切齿功夫感佩,对于这种单方面燃烧的情感,一般女子可能会把这爱恨的银币两面反转得飞快,断不会承认“可我爱着他们/可恨的那一部分”,坦诚需要勇气,勇气又来自一颗诚挚之心。

承接《青衫集》我们再读这首《考布斯基》,诗人将女子的复杂情感奠基在没完没了的悖论之上,又向前推近了一步。“你混蛋,我爱你”,爱什么呢?突破常理,不守规则,不专一,但具有撩拨心弦的新鲜气息。“我要我们互为悬崖”(《楠渡镇》)。

小凉的惊艳篇一组诗歌里多有关于情感、爱、性,床帏等私人经验,但在有限的几个意象里,对于这个主题的尺度把握得非常好。诗歌得有张力之美,也得有和谐之美。小凉诗歌二者兼而有之。这全赖于她对于生命体验的深层感受力和诗歌语句的驾驭力。

读这些诗歌,心性的活泼是一个基本的资质,肆无忌惮地在文字森林里翻腾跳跃是女子可以纵情的技能,而吃定了掐死了瞅准了情感对象的软肋并且烈火烹油般地再辅着“妖娆”,不论结局如何,诗歌的布局和构建都会立于不败之地。她是不消停,不安生,折磨人的。她将一个女人的爱恨情仇熬煮成一剂一剂的诗歌汤药而气淡神闲,面若桃花。不仅“气人”还能引来这么多的“人气”,着实不易。

2、世情浇薄的冷静呈现

这个主题之下主要讨论的是“苦难篇”(25首),涉及的内容是丰富的。一首《冬赋》将一种沉重抑郁的心情像冰块一样包裹起来。写到打工回来的老人家,她,拾破烂的老大娘,彭师傅,结扎,电瓶厂,装卸工,一块巧克力,三月,玉米,丸口街写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底层》:
写尽物质和精神双重穷困之人的悲苦心酸!

《一块巧克力》是根据一个新闻事件所写,一个13岁的女孩子因为没忍住吃了超市里未付款的一块巧克力被训斥,被羞辱,不堪人世生存之重而桥楼自杀。这首诗歌一连用了五个“颤抖的”,最后给了孩子一个“宁愿”的假设。诗歌的色调是哀怨的,悲苦性也具有分量,这样总算平衡了表达上的平铺直叙。读这首诗,“颤抖”具有传递性——孩子的,诗人的,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

对于父母的情感关照,由《毛毛》和《我的父母亲》两首诗可以代表。一只叫毛毛的小狗给空巢老人带来无限的乐趣。“儿女做不到的事情/毛毛做到了”,这就是现实版的“夕阳红”。

读薄小凉的诗歌并不需要多加阐释,只要是用心的读者,一读就可以领会她要表达的浑朴的诗意。即便是一个十分挑剔的读者,在这样明白晓畅的语境下,感人至深的表意面前,也不忍心再挑剔什么。


3、苦难惊艳的冰炭博弈

综合看这65首诗歌,薄小凉诗歌的质地是纯净的,诗写的态度是诚恳的,尤其在弘扬古典意象在现代语境之下获得新生是有贡献的。不论疯得有天无日的惊艳诗还是冷静迷茫的苦难诗,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苦难之所以能够忍受因为惊艳的权利和能力还是存在的,惊艳之所以时不时发生苦难暂时退居在边缘地带。她放纵妖娆,忍住忧伤,将“惊艳”和“苦难”变作生命前行的两个维度,二者交织纠结,又互攻互化。在苦难惊艳的冰炭博弈中,不断开拓着自己的诗歌表意之路。


这是怎样的哀痛和悲凉,又是怎样的达观和淡定!
末了,只说一句。薄小凉的诗歌取得目前的成绩实属不易,但是精进的空间还很大。少用些花拳绣腿,多增强出拳的力道,或许会获得更阔大雄奇的气象。祝福薄小凉!

2017/5/8
字数3300

   一《分界、旁置以及对旁置的拆解》
                黄土层


诗是什么?越来越认同的观点是,诗是关于隐的艺术。古人以及一切写古体诗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自从意象诗出现以后,相当于为日后意象(及深度意象)诗的营造晦涩,驾驭失控,以至于词句的佶屈聱牙和意境的云山雾罩埋下了祸根。所以,诗是关于隐的艺术,还得加上一句,任何“通幽”处,得留有一条灰白的“曲径”。没有这样的“显豁”之道,在接受面和转播学上都是一种危机。口语和文言自人类文明以来斗争时日可谓亘古绵长,时至当下自然是口语胜出了。但出于文明的血肉关系,它们之间有断裂但也不可能彻底断裂。口语诗不是个新玩意,自古就有。只不过现在有人在新诗百年历程里着意强调它罢了。写诗时间长了,大家对“显”和“隐”这一对词语都有自己的见解,过于显失去了“显豁”的真义,过于隐失去了“隐微”的真义。隐不住,就兜不住,词语一秃噜出去,张力丧失,那是诗艺不老道的表现。过于隐,过于藏,词语磕磕绊绊,集结在一起凝滞不动,那也毫无张力可言,同样是诗艺不老道的表现。所以,好诗不在于什么类别或流派,而在于显隐之间的博弈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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