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潘建设 于 2011-12-23 20:28 编辑
实录精神的多元指向和重要意义
潘建设 文学院
摘 要：本文主要针对以前关于实录精神研究的不足，把实录研究停留在它的史学精神和价值层面上，没有对实录精神有确切的定义和研究，并且实录没有上升并成为文学创作的精神，也没有指出它在文学中的地位和意义而做出的系统的研究。旨在分析实录由史学精神到文学精神的演变，来定义实录的内容和包含的多重指向。再结合古代文论，研究古代文论中要包含的实录精神和写作要求，旨在阐述实录的重要性。最后通过实录在实际创作如文体演变中和不同个人成就对比来说明实录的真实含义和重要意义。
关键词：虚静与批判 灵感与感兴 直笔和真实 Multi-dimensional direction and important meaning of Factual record spirit
Pan Jianshe Literary academy
Abstract：In this paper, for the spirit of previous research about the inadequacy of Record, Record of research to stay put at its history and value of the spirit level, there is NOT the spirit of recording the exact definition and study, and recording has not risen and have become the spirit of literature, but also failed to point out that its literary significance of the position and make the systems. Record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literature by historians to the spirit of the spirit of evolution, to define the content and recording contained multiple point. Combined with the Ancient, Ancient studies to include in the spirit of the recording and writing requirements, intended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recording. Finally through the recording at the actual writing style such as the evolution and achievements of different individuals to illustrate the true meaning of Record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Empty static and critique Inspiration and inspiration Straight pen and true
所谓“诗言志”其中的志，它不再仅仅指主体感情的抒发，而更多地有了说教功能，一种对统治者的志的言说，人神关系的言说，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中对孝的言说；如其中的颂，颂的是统治者的功德，政治教化倾向比较严重，这里的意也就受到了统治者的控制而选择了不正确的参照。《诗经》爱情诗中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有关坚贞的说教功能表现得并不是特别明显，可能是因为爱情本来就要求坚贞，而把教化功能淡化了，因此其中的爱情所反映出来的矛盾表现得还比较单一。
中国最早认识到艺术本身的特点之一是虚静以“物化”。物化是一种无功利的审美，物我相融，相互参照，强调个体的澄明心境，既是一种创作要求，也是一种批评标准。而虚静的前提强调要有实践。庄子的“得意而忘言”可以看出庄子是把语言作为体悟意义的的工具的，言是突破口，是关隘，意是终极性目标。意是崇高而神圣的，不容歪曲，需要探索，具有开放性和本质性，必然要求诗歌创作的精神是真实的，意即实录精神。
先说说实录，实录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种，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大事；私人记载祖先事迹的文字，有的也叫实录。它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实录是一种史笔，往往采用直笔的写法。除了史家直笔还有曲笔。最早的体现严格的实录精神的是司马迁《史记》，他敢于面对现实，揭露黑暗，批判丑陋，不为尊贤者讳，不用统治者的偏见来歪曲事实，尽量使叙述做到客观真实和可靠，具备这样人品的一个人的诗作才有价值和美感，否则其文采再好岂不让人作呕和唾骂。实录也就是真正做到了不夸大，不歪曲，诋毁，客观地评价了历史人物的功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一书中对他的实录做出了总结：“然自刘向、杨雄博及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严格要求自己不受感情的束缚，加入了理辨的理性成分，强调真实，客观，精简，直接。这种境界也是虚静的，他体现着自由，因为它在摆脱被歪曲的认识和统治者的束缚。无论在写人还是叙事上，司马迁都是始终坚持爱不溢美，恶不毁功的实录原则，不管帝王将相、圣人贤者，也不管酷吏佞幸、游侠策士，是其功，坚决写出；非其罪，决不无故添加。他敢于正视现实，不为感情所左右，如实地写出历史的真相。试以《吕后本纪》为例，就个人感情而言，司马迁极不满于吕后蛮横的品行作风，所以在记中特别强调她为人残忍丑恶的一面，这正是作者憎恶思想情绪的自然流露，也体现了作者大胆而强烈的批判精神。但是，司马迁又不为自己的情感所左右，在揭露挞伐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吕后的长处和功绩，谓“孝惠、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由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为个人爱憎所左右，从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摆脱了“爱则钻皮出羽，恶则洗垢索瘢”的弊病。这正是《吕后本纪》在思想意义上的高明之处。另一方面，司马迁对于十分钦佩的西楚霸王项羽、礼贤下士的魏公子、勇武无双的李广以及圣人孔子等等，也始终不渝地坚持了实录原则；在写他们的长处和功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写出了他们的种种缺点与不足，使人感到他们是一个个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史记》中包含的实录精神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史实，一个是尊重自我情感的情实。
实录精神本来是一种史学精神的核心，由于文学是心灵的产物，所以文学作品亦需要实录精神。下面我们就屈原的作品和曹雪芹的作品来谈论。杨雄认为屈原作品“过于浮”是以儒家标准来评判的，采取儒家的中正思想，具有辩证的成分，因而要求质朴，不温不火，不伤不乱，这显然有些荒谬，中正思想却没有真正做到包容。这是因为儒家的辩证受到了礼仪人伦的影响，而被统治者利用，追求循规守矩的大守思想，以退为进的处事原则。所以，实录精神还应该包括艺术之虚构的实事，艺术上的真实。实录并非小人之腹，它有着广阔的内涵，它不是要求不能通过虚构夸张来构建艺术的真实，不是要求只可中正的中和之美，还可以有华丽之美，颠覆之美、凌厉与冷艳之美，但基本前提都是要有内容，有现实的凭借，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虚伪、造作、扭捏，为了达到某种欺骗性或自欺性效果或轰动性效果或个人利益而故意为之，使作品具有自闭性、欺人性，而不是真情实意和想象的自然流露。相对应的应该是伪抒情和做作了。什么叫伪抒情？伪抒情就是指明明世界不太平，政治黑暗，恶人当道，却去为他们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明明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却故意夸大事实，掩盖问题，造成繁荣的假象，这岂是弄虚作假呢，这简直是禽兽的行为了，那么禽兽也定然不会产生好诗了。资产阶级整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醒来却还要问：为什么不睡觉，好好享受生活呢。这就是不实事求是的结果，也是错误认识和浅陋的表现。什么叫做作呢？那就是明明一句话可以说完的事，你偏偏要翻来覆去的说，本来很朴素的事情却要大肆渲染下，处处地迎合声律的需求。
所以不论是《史记》还是《离骚》都具有实录精神，都是虚静状态下的产物。只是采取的艺术形式和个人视角不同，使得作品具有不同的迷人气质。这样看来，实录强调的不是手法，而是一种精神。实录的价值首先在于它强调的精神性，对崇高精神的一种追求，它包括了《史记》般的现实的真实和《离骚》般的精神的真实。而“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亦不失为一种实录。
曹雪芹的《红楼梦》显然继承了《史记》的实录精神，此小说不是自传，却带有自身经历的种种影子。他按生活的本来面貌去塑造笔下的众多人物，彼此不仅面目不同，性格分明，而且十分生动逼真。比如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无疑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三个艺术主角，但作者在赞美歌颂他们之时，并不讳饰他们身上的缺点。贾宝玉反抗中表现出来的软弱性以及身上的贵公子哥的生活习气等，林黛玉那种清高、孤傲，过分脆弱、多愁善感等弱点，薛宝钗那种温柔敦厚、善解人意而又世故圆滑的立体性格，作者都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红楼梦》的这种能按现实生活的本相写出人物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的实录精神，我认为首先得益于《史记》。当然，如实地写出人物的阴阳两面，只是实录精神的一方面。而敢于面对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从而深刻地展示了封建贵族家庭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是《红楼梦》继承《史记》实录精神的另一重要方面。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了贾府这个贵族大家庭内部的种种矛盾。这个家庭的成员之间表面上温情脉脉，实际上父子、夫妻、婆媳、妯娌、兄弟、嫡庶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此起彼伏，从未间断。贾赦因不满贾母的偏心，在中秋家宴上借讲笑话暗刺贾母。邢夫人为了打击王夫人的权势，抓住“绣春囊”大作文章，惹出了抄检大观园的轩然大波。赵姨娘为了争夺荣国府的大权，多方设法谋害宝玉和凤姐……正像三姑娘探春所说：“咱们倒是一家子亲骨肉呢，一个个不像乌鸡眼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可见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达到了多么尖锐的程度！总之，正是由于继承了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所以曹雪芹始终能以冷峻的眼光审视着以贾府为代表的贵族家庭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必然命运，因而使得小说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更为深刻的社会批判力量。
史家面临的是已然的世界，所以可以如实地记录生活，而文学家面对的是未然的世界，他必然用手中的笔描摹出一个符合生活和艺术逻辑的真实世界。实录着重于精神，一种现实主义精神，一种与外物有所应，不违背心愿与客观的一种写真，而实录作为一种手法应该有非常广博的涵义而非狭隘的写实方法。“书事”与“核实”也不应只是事件或事实，而是一种“物”与“真”的务实精神。如此，实录才不会落入直露辞繁的弊病，不因为原则性而排斥其他多种方法。白居易在写作上也提倡实录精神，但是他所理解的实录我想还是有点狭隘的，就社会内容，针砭时事方面他是做到了，而且描写事件也够精彩简练，白描功夫更是炉火纯青，但是他过于求现实之真，过于言直，语言的直白显露导致了诗意的缺乏，消弱了诗歌的表现力，但他的精神是值得提倡和尊重的。
实录的意义还在于，它提倡一种更高层次上的认知性和批判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要提倡真实，反对虚妄，提倡补世，反对恶行，提倡独创，反对复古和世俗了。因为我们的实录精神要求我们认识事物要全面深刻，才能够自省和警世，起到积极的推动人们认识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没有足够的实践和经验以及思考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们要探索和积极运用认识世界的方法，做到方法的多样性和视角的多面性，真正达到实录。可以用象征、比喻、换位思考、夸张、缩影多种修辞，以达到更深入更全面多视角的实录。如王维写送别诗，不仅写出了“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而且写出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宏大气象及理性思辨。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意象之中透露出来时间的残忍。
既然实录重在精神方面，它自然有非常广阔的外延性和包容性。它要比抒情和叙事包含的外延更广。它是情、事、理、物的一种综合，它变化万端，相互交融，难以辨认，形成一个有机而完整统一的整体。不管是诗歌、小说还是散文杂文等，他都必是情感与理性、天道与人道、感与兴、心与物的统一。
无论风骨、兴寄、意境，追求的都是一种实录，一种心灵与物与境的融合，一种虚静的真实，不失之纤巧秾丽。而“实录直笔”，它可以通过直写事物而达到直抵心灵的效果，直接“写事”来达到抒发的效果有时也是必要的。如“落日山水好，漾舟信风归”，“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都是通过诗歌记事描摹而传达一种心情意境气息气象和伤喜温凉，正所谓“象外之象，言外之言”。也就是常说的诗歌表达的直觉性，直觉往往把握的正是一种本质和自然的状态。
实录强调物与心都达到一种各自的高度，而作为诗的主体，必然有某些方面的心灵映射，而介入又可以分为隐秘的介入和显性的介入。表现不同，需采取不同的策略，表现物和规律时，往往需要摈弃情感因素，而完全进入物化状态。隐秘的介入，体现出以理性为主导的特征。所谓“象中有兴，有人在”指的正是人的主体性；所谓“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指的是物的主体性。从此可看出实录所针对不同对象而要求不同。
实录要求有一种探索精神，结构主义认为，事物本身并无意义，关键是隐藏于各事物之间构成的潜在的关系，而这层关系则需要叙述者的合理介入。正如陌生化和亲近化都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手段，熟悉的东西也有陌生的一面，反之亦然，事物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呈现出中间状态，相互感应的联系着，而多极化往往又可以被划归为笼统的两极。从探索精神这个层面去理解，我们必须要通观全局，把握事物的变态，事物的不确定性和多重可能性以及多元指向，暴露出平时我们习以为常的另一面，以达到认识的完整和深刻，以摆脱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错误认识模式，当然这一切都来源于实践，实践后的幡然醒悟，实践后的透彻晶莹。什么是灵感呢，就是他想到平时不曾想到的被遗忘的东西，它那么透彻那么符合道理，那么的完美，值得称赞和惊讶，伴随着的当然是一阵狂喜。因此，光讲实录是不行的，我们要端正心态，要通过实践去获取认识，否则一切都将成为空谈和变得不可理解。而写作又可以被称为一种人的反抗，一种在实践中对不适应和失落的反抗，通过反抗来指导和纠正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它必须经过实践才能获得真知灼见，所以请诗人们不要去空想和用激情去写诗，多去寻觅吧，寻觅你的感觉和努力后的态势。事情的变态只有在体验中才可以加强体验。
既然实录要求用心去呈现一切，那么我们所写内容和心灵密切纠缠急于表达的东西，用最适于表现的意象和手法，准确和深刻、和精简地表达出你本来的意思，另要有贯贯穿全篇的统摄力，这样才能清晰地表达我们的主旨，无限接近事物本身的属性，让隐秘得以体现，引发读者的惊讶和思考。没有心灵的介入，诗歌是僵死的，意象是僵死的，哲理也是僵死的。直接抒写心灵和时代，直接进入事物的主题，直接通过词句来表达这些应该是实录手法所必然要求的。
虽然我们在诗歌文艺作品中提倡要“直笔”书“实事”，同时在写作方法和思路上也要做到曲笔抒胸臆，直笔也就是做到理性，曲笔是表达情感的。
古代的文论，特别是对“感兴说”、“顿悟说”“限量说”等也是严格地体现着实录精神。人心之动，创作主体情感的波动，情感之动的原因在于感于物，人反映世界的关系就是心对物的感应。这种感却带有偶感性，需要灵感，“物”指的是客观世界万千事物的概括性范畴，而人心“感于物”，乃是感于具体的活生生的物，而且是变化着的物，方能引发人的情感的波动，人的情感也是不断变化的。内外交感，便使情感世界在许多偶然性契机触引下发生各种波动，“应感起物而动”《礼记·乐礼》。所以写作就有偶然性，具有适时的积聚而感，不能强写，为赋新词强说愁，毫无意义，从而违背实录精神。
宋代严羽“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杨万里指出“感兴”为诗的过程，“大抵诗之所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做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焉随焉，而是诗出焉”，感兴所触发的乃是主体之情，而情的感发勃兴，不带有明确的理性与具体指向，而是有更多的微妙难言处。比与兴有很明显的差异，刘勰说“附理者，且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比是用同类事物比附事理，故含义明确，兴是从情的微妙处来感发，故较难确指。故《毛诗正义》说：“比之与兴，同是附托处物，比显而兴隐”，以造成钟嵘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
偶之感兴强调诗人与客观外物（自然景物和社会事物）的直接交感，这和“遇物兴怀”、“感动触发”、“情景适会”有同样的意义。做文应不满于“闭门觅句”、“妄想揣摩”的向壁虚构，而要“读书破万卷，行千里路”，以达到下笔有神。真情与实景的自然遇合触发，才能形成好诗，所以我们应倡导通过感知觉直接获取知识的认识方式，方能实录，不高蹈虚空，做到“现在”，不缘过去做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用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的“现量”（王夫之理论）三义。做到真情与实景的直接交感以彰显真实。像“池塘生春草”、“蝴蝶飞南园”、明月照积雪“等谢灵运之名句，正是做到了“心中目中与相融浃，一出语时，便得珠圆玉润”，正是诗人的偶然感兴的创作方式所达到的。因此实录需要偶然精神与妙悟，这种做诗的精神正体现了真实之美，正是这种妙悟这种物我交感会带来真切的体验和深刻的反思，形成情理交融的好作品。
从古代文体创作的成就高低和繁盛与否也可以告诉我们要秉承实录精神。比如赋一开始是文学表现的态度与方法，并非一种体裁，它早期的形式是以辞或叫骚，后来到荀子的《赋篇》，秦时的杂赋，及至枚乘、司马相如的创作，于是那种铺采摛文，体物叙事的汉赋才正式形成。“铺采摛文”、“直书其事”，是赋的一个重要的特质，然而内面也应该有睹物兴情的诗意。可是汉代赋家，都在“铺采摛文”一点上用工夫，其结果是词虽丽而乏情，文虽新而无本。这样下去，赋便同实际的人生社会离开而成为君王的娱乐，文人的游戏了，这是汉赋最大的缺点。“然而逐末之俦，蔑其弃本。虽读于赋，愈或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榖者也。（《诠赋》）”。刘勰这几句评论，真是再精当也没有了。汉赋中未尝没有几篇好作品，然大多数都是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东西，因此引起世人那种轻视鄙弃的恶感。贵族文学只在贵族圈有一定的影响和意义，却失去了底层根基，生存之源流，在我们看来是多么的空洞和奢华。
难道说一种文体发展到后来就不如从前了，还是人的才气也有着时代性吗？我想并不是如此吧。只是因为开创者并没有摒弃真性情，是迫于形势为应情感叙事而产生，有着情感的真实美与本色美，及至后来，创作者只抱着形式的金箔，去修辞和润色，却丧失了文学产生的现实实践性，也就丧失了气场。
五言诗也是如此，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的开山之作。沈德潜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凉古诗，皆在其中。（《说诗辟语》）”他说的“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认清了作品的时代性与作家的群众性。他说的“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这正是那些作品的艺术的特色。古诗的好处，是看去无一奇字，无一奇句，然无字无句不奇，使你无一处可以增减。全体都是用最平常质朴的句子，来表现深厚的感情与内容，使你读了诗情浓溢亲切有味。丝毫没有《诗经》的古奥气，没有当日辞赋的贵族气，也无六朝诗的淫靡雕琢气。自然美与本色美胜过一切人工的妆抹与刻镂，这便是古诗在艺术上的大成功。后代的陆机江淹之流，拼命地模仿，也只得其形貌，而无其神韵。在这种地方，更可显文学中所表现的时代性了。刘勰说：“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而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明诗》）”没有自己的东西，深刻的体验，光靠空想和模仿是不行的。
同样一个作家也需要有实录精神，在有个人独特性方面，香艳清丽，但不能没有所托。李商雨的诗，香艳而不轻薄，清丽而不浮浅，无论描写什么境界，他都能选择那种最适合于某种境界的文字与典故。因此增加他艺术的美丽与情感的表达，再在表情的细致与用字的深刻方面，他也有独到之处，在他许多绝句里，更能发挥这种特色。他本来的性格就是香艳和个人的偏好的，并没有丧失真性情，作品有所寄托并不是空洞无物的点缀和杂乱组合，在隐秘的情感下所形成的特殊文字，更加深了神秘的色彩。
那些后代作家们离开了民众社会的描写，轻视了为人生的高尚意义，而倾心于词藻形式的美丽与音律的和谐的事，文学永远不能太纯，也不会有真正的唯美的纯文学。只求制作的精美，细密，或言体制，或叙源流，神思风骨之论，情采体性之篇，无不分辨精微，立论之巧。
孔子提出“君子之器”，君子不应该成为器，而应该摆脱器，去求道，体道，弘道,然后才能统观并统筹结构和语言。语言必然是为追求精神和道德所服务的，而人不能沦为语言的工具。但是这里的道也不能沦为统治者所制定的政治制度和礼仪上，而应该是一种自我约束力和自由包容的精神，才是真正的具有实录精神。
参考文献
[1] 汪祚民.《诗经文学阐释史》（先秦—隋唐卷）.人民出版社 [2]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 [3] 俞志慧.《君子儒与诗教—先秦儒家文学思想考论》.三联书店 [4] 刘麟生.方孝岳等.《中国文学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5] 张晶.《审美之思——理的审美化存在》.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6]《实录精神与托愤精神的二重变奏》 [7]《史记的实录精神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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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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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 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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