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我宁愿被看作是一个背时鬼,也不丢掉诗
据三湘都市报2014年10月06日消息( 整理/记者 李婷 )
《我不能不探索 —彭燕郊晚年谈话录》
彭燕郊 口述 易彬 整理
漓江出版社/2014.7
人物档案
彭燕郊,1920年—2008年,原名陈德矩,福建莆田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文艺活动家、民间文艺工作者。青年时代曾参加新四军,后在桂林、重庆、香港等地从事创作和文艺活动,结交胡风、冯雪峰、聂绀弩、邵荃麟等人。1947年在桂林曾被捕入狱,后潜赴北平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1950年定居湖南,任教于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1955年因胡风案牵连入狱,后在街道工作劳动二十余年。1979年起任教于湘潭大学。80年代初期以来,策划、组编或主编外国文学译介丛书(刊)《诗苑译林》、《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等,影响甚大。晚年更有《混沌初开》等惊人的创作成就面世,被称为“彭燕郊现象”,获中国散文诗终身成就奖、“诗歌与人奖”等。
这本书是当代文学青年批评家、研究者易彬与已故著名诗人彭燕郊晚年所作对谈的辑录。作为中国当代最令人敬仰的诗歌写作者,“老文艺青年”彭燕郊谈人生,谈文艺,充满洞见和真性情。全书既是诗人晚年的人生回想录,更可谓不可多得的当代文坛思想回忆录。在诗人诞辰94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读这本对话录,重温一代知识分子“不能不探索”的精神力量。
“文革”时期的阅读与生活
易彬(以下简称“易”):“文革”期间您的阅读状况怎样呢?
彭燕郊(以下简称“彭”):“文革”一开始时,就来通知,说反动学术权威的书、黑鬼的书都要上交,我就交了一部分,后来就越来越紧了。我当时有好多杂志,虽然我没有工作了,但很多杂志我还是想方设法买全了。这么多怎么办呢?我就把我要的文章撕下来,订成一本一本,其他的作废纸卖,卖了两三板车。
抄家时,他们不会要这些破烂,他们只要漂亮的。所谓抄家、破四旧,就是来抢劫呢。开始的时候,博物馆很好,帮我保护了一些书,把我的书放到他们的办公楼里头,后来发还给我。但是我还是被抄去了很多很宝贵的资料、很多高级的画册,后来都没有退。
易:当时的阅读渠道应该很窄了吧?
彭:也不,“文革”闹了没多久,造反派都打仗去了,武斗去了,他们抢了很多内部书,有些年轻人有这些渠道,他们搞到内部书就给我看,很有味的。到了“文革”后期,古籍书店恢复营业,我就买了很多内部书。内部书最初是给毛泽东看的,所以好多是大字,四号字、三号字。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戴高乐的著作,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日本那些坏家伙首相的回忆录都有。
当时很好笑的,出这些书的时候,每本书的前面,毛主席语录是少不了的,还要由某某工厂的工人批判小组写一些文章,当时大概就是石一歌之类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由他们操刀,名义上是工人写的。每本书都批判。反正随它批判,我们看了真是好舒服的。
“文革”结束之初的文化语境
易:说一说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文化语境吧。当时虽然政治气候开放了,但大家是不是还是心有余悸啊?
彭:政治是开放了,“伤痕小说”也出来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也已经出来了。我倒没有心有余悸的感觉,当时我们还是觉得搞不起了,大势所趋,这个大形势谁也扭转不过来。因为“文革”的教训太惨痛了,如果还恢复过去,恐怕不太可能了。当然,当时有一句话叫作“中层板结”,就是说,中央要改革开放,下面的人搞不通。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省里头都搞不通。
易:您作于1976年“四五”之后的《塑像》有一个副题《致牺牲者》,“牺牲者”该怎么理解?对于“四五”诗歌运动,您又是怎样的态度?
彭:这个应该是“四五”给我的刺激。当时我还是看出来了,群众是在借题发挥。其实当时周恩来的威望非常高。那时候大家都把他当成了一个神。这个反映了人们对清官、好官的期待,正好周恩来这个人符合了这一点。当时天安门封闭了很久。当时写这首诗,包括写张志新的那首(按:即《陨—献给张志新烈士》),心里都是很沉痛的,后来我写的关于“文革”的诗,关于我坐牢的文字,到现在都没有发表。本来陈思和想编一套“潜在写作”丛书,把我的《野史无文》收了进去,但拖了很久也没有出来。(注:后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混沌初开未开
易: 80年代中后期以来您的写作人们已谈得比较多,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首先是《混沌初开》。它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写的?有什么动因呢?
彭:80年代末开始写,其实酝酿还是酝酿得比较久,为什么呢,因为主要是要表现自己的一种心路历程,就是超越,也不仅仅是我个人,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到现在来说,头脑清醒一点的,都达到了超越。因为过去都有点迷信,现在就是从这个迷信超越出来,这个历程是很值得写的。
易:对您而言,90年代的诗歌氛围跟80年代相比,有什么重要的不同吗?
彭:是不同了。但在中国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一直到最近几年,他们编诗选才选我的诗。还是政治的原因。并不是说我个人的政治有什么问题,是他们政治上有顾虑。因为中国人喜欢乱猜,这首诗影射什么,那首诗影射什么,是影射主义,影射文学。写得比较抽象的,就认为里边有什么东西。写得比较明确的,像《文学界》这首诗(指《文学界》2005年第6期上的《站稳脚跟》),我相信有些人看了还是不舒服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别人平平淡淡就写完了,我这里头要转几个弯的。有的朋友讲,你的诗,别人写的话早就写完了,你以后又还有,一跳又跳到好远去了。诗,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
其实原来我写得还露一些呢,我讲我不愿意长许多叶子出来,我不需要那么多手掌来举手赞成,或者拍手通过。有些选举你晓得吧,是鼓掌通过呢。喊一下你的名字。好,鼓掌,鼓掌,通过,通过。鼓掌怎么好统计呢?举手通过还要数一数手。
写作,要往下看,才能看得到更多、更深、更本质的
易:我想请您谈谈您所期待的读者类型。
彭:所有写作者都期待知音。我认为我的诗,比较单纯的人会喜欢。尽管他的经历很坎坷,他的生活历程很复杂,但是他的内心是很单纯的。
易:但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经历不坎坷,生活也不复杂。
彭:不坎坷没关系,单纯就好。我认为只要内心单纯的人,就可能会喜欢我的诗。再一个,要有一个可以对话的人,诗实际上就是跟一个人的对话,它需要对话者,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我不相信立刻有很多的接受者。其实呢,许多人立刻接受也不可能。
易:您在文章里反复强调的,“总觉得这里那里还有毛病,很多写了很久不能写定”。那您判断“毛病”存在的基本准则是什么?
彭: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首诗应该完整地站起来。不是瘫在地上,也不是散在地上,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没有完成。让它成型,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它自己的生命和灵魂。
易:您多次谈道,“对自己写的东西,习惯俯视,很少平视,从不仰视”。为什么呢?
彭:我基本上还是比较孤独的,平视意味着交流和沟通,对一个人来说,交流是很重要的,但是我感觉到可交流的东西不多,所以很少平视。再一个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平视一般看不到很深层的东西,俯视就看得到底下的东西。仰视呢,是指天马行空,我很不喜欢。写作,我觉得要往下看,才能看得到更多、更深、更本质的东西。
易:迄今为止,回顾您的诗歌写作,已有近70年了,你最感怀的是什么?
彭:用很普通的话来说,我有个寄托,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写诗。就是我感觉到我这一生的选择没有错,在我的生活经历里头,有好几次,我可以丢掉诗,丢掉文学,去搞别的事情,但是我没有转行,我宁愿被人家看作是一个背时鬼,我宁可背时,我不能丢掉这个。如果我很早就搞别的,我相信我也不是很笨的人,我也会变成一个很风光的人。因为有个自知之明,不要勉强自己,去做不愿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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