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沉入塞纳河的启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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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保罗·策兰在被追杀的最后一刻,逃离了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和两年前抵达此地时一样,他只随身带着几本书和自己的诗稿,还有关于父母的记忆。他没有任何合法文件,付了很多钱给蛇头后,才得以偷渡边境。在日后策兰的记忆里,这是一趟“可怕的艰难之旅”,他睡在废弃的火车站,在匈牙利农民的帮助下,向目的地进发。在布达佩斯逗留一周后,他终于抵达了童年时代神往的城市———维也纳。
带着老师斯贝尔拜的介绍信,策兰拜访了奥地利文学界的名人巴塞尔,介绍信中称策兰是“德国新一代最有原创性的诗人”。在一次朗诵后,他写信给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因为在维也纳,有人称赞他是奥地利及德国最伟大的诗人。而在另一封寄往布加勒斯特的信上,他署名为“条顿母语的悲哀诗人”。如此截然不同的称谓,其实并非是矫情,只是说明了他当时处境的艰难。看似被夸大的声誉,让他在流亡的他乡获得了及时的援助。当然,这份“伟大的荣誉”不止是虚饰,同年5月发表于罗马尼亚文学刊物《同时代》上的一曲“死亡赋格”,已使他在一夜之间,冲上了声望的巅峰。
最初名为“死亡探戈”的《死亡赋格》写于1944年春。一天早上,在大教堂的铁栏杆旁,策兰为一位朋友朗诵了这首诗。后来策兰在此诗后标明“布达佩斯,1945年”。说明这是他在家乡写成初稿,1945年4月移居布加勒斯特才最后完成的诗篇。也是在此期间,他开始用由本姓antschel的罗马尼亚语拼法变化而来的“安切尔”作笔名。不久,他又将这名字的两个音节前后颠倒,成了“策兰”。他说,这样感到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人。事实也是如此,这一在拉丁文里意为“隐藏或保密了什么”的名字,意味着此后不仅他的身世,他悲剧性的内心、甚至还有他的死,都将被置于痛苦而又扑朔迷离的背景下。
《死亡赋格》在战后德语诗坛引起的震动,致使流亡美国的犹太裔德国哲学家阿多诺终于收回了那句“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格言,因为“长期受苦更有权表达,就像被折磨者要叫喊”。之后,策兰出版了多部诗集,达到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度。由于他对语言的深度挖掘,对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开创性作用,特别是美国语言派,更奉他为宗师。西方评论界普遍认为,策兰是有着重要影响的世界级德语诗人,只有伟大的里尔克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在华文诗歌界,围绕策兰的诗歌曾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诗人北岛在《收获》杂志上撰文解读策兰,并对策兰诗译者尤其是诗人王家新的译文提出批评,引来王家新针锋相对的反驳。刚刚过去的2010年,策兰诞辰九十周年,同时也是他辞世四十周年,国内出现了新一轮译介策兰的热潮。继北岛、王家新等诗人的译介后,孟明翻译的《策兰诗选》也出版了增订过的简体字中文版,两个版本的策兰传记及研究专著《策兰与海德格尔》陆续出版,“策兰11卷集”也将于近年推出,国内读者已可以通过中文译作一窥策兰诗歌的生动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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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在《死亡赋格》广为传播的同时,策兰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告别。诗作被上演,被谱曲,被选入中学课本和各种诗选,在电台和电视台朗诵,非但没有让他感到欣慰,反而日益引发他对自身创作的怀疑和羞耻感,他后来甚至拒绝人们再把《死亡赋格》收入各种诗选。此后,他的写作没有再以对苦难的渲染来吸引人们的同情,而是通过对语言内核的抵达,以对个人内在声音的深入挖掘,开始了更艰巨、也更不易被人理解的艺术历程。
或许,阿多诺对奥斯维辛的反思,可藉以解释策兰这种看似怪异的转向。对阿多诺来说,奥斯维辛之恐怖,不仅在于大规模屠杀的野蛮,还在于其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文化的可怕变异。在阿多诺看来,西方整个文明和文化都应对此承担责任,不然它就会“倒退到野蛮”,甚或还会成为大屠杀的同谋。因此,奥斯维辛之后不是不能写诗,但写诗的前提必须是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不仅对凶手,还有对文化和艺术自身的重新审视和批判。
基于同样的原由,策兰认为,在死亡的大屠杀之后,再用那一套“诗意”的语言,不仅过于廉价,也几乎是等于给屠夫的利斧系上缎带。因此,他要求一种更冷峻的、更事实、更“灰色”的语言,“它不美化也不促成‘诗意’;它命名,它确认,它试图测度被给予的和可能的领域”。他甚至从惯常的“美”的、“人类的”事物中转开,而从“无机物”语言、“死物的语言”、遗骸的语言、植物学、地质学、天文学、昆虫学的冷僻语言中去寻找和发掘。这使他的一些后期诗,初看上去就只是一堆破碎的“矿物碎片”,或一群怪异的幽灵般的词语。
也因此,策兰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复杂、深奥的诗人”。他的复杂、深奥不仅源于他所面对的特殊历史状况,还源于他独特的“出身”和经历。
1920年11月23日,策兰出生在今天东欧乌克兰境内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
1938年春,策兰高中毕业,德国军队进军维也纳。同年11月9日,他动身去法国上医学预科,火车经过柏林时,正赶上纳粹对犹太人的第一次大屠杀。他后来回首那一刻:“你目睹了那些烟/来自明天。”那是欧洲犹太人生活终结的开始。
1942年,策兰的父母被驱逐到纳粹集中营,并相继惨死在那里:其父因强迫干活致伤寒而亡,其母则更惨,纳粹的子弹击碎了她的脖颈。策兰在朋友的掩护下幸免于难,后被强征为苦力修筑公路,历尽磨难。战后,策兰才得以回到已成废墟的故乡。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欧洲的很多犹太人都迁移过去;但策兰还是决定留在欧洲———他选择了定居巴黎。在给以色列亲戚的信中,他写道:“也许我是活到欧洲犹太人的精神命运终结的最后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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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巴黎后,策兰的诗歌之路很快就黯淡下去。父母惨死及长期流亡造成的旧伤未愈,很快又添新的伤痛。他一直从事诗歌翻译,法国诗人伊凡·哥尔的遗孀克莱尔对他的翻译有异议,并进而公开指控他剽窃哥尔的某些德语诗。
1960年前后,这种“剽窃”的指控达到高潮,纵然巴赫曼、恩岑斯·贝尔格、瓦尔特·延斯等著名诗人和批评家为策兰做了有力辩护,德国语言和文学学院、奥地利笔会都一致反驳这种指控,但是伤害已造成。策兰不仅感到自己成了诋毁的对象,甚至也成了战后德国死灰复燃的新反犹浪潮的牺牲品。
1970年4月20日,策兰从巴黎塞纳河桥上投河自尽。他的公寓门前,邮件堆了起来,妻子吉瑟丽向朋友打听丈夫是否出门了。
5月1日,一个钓鱼的人在塞纳河下游7英里处发现了他的尸体。策兰以这样一种非常沉重的方式,回答和了结了历史浩劫带给个体生命的重负。最后留在他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的传记。他在其中一段画线:“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而这一句余下的部分并未画线:“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
附录:
死亡赋格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
我们喝呀喝
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写信走出屋星光闪烁
他吹口哨召回猎犬他吹口哨召来他的犹太人掘墓
他命令我们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早上中午喝我们傍晚喝
我们喝呀喝
那房子里的人他玩蛇他写信
他写信当暮色降临德国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我们在空中掘墓躺着挺宽敞
他高叫把地挖深些你们这伙你们那帮演唱
他抓住腰中手枪他挥舞他眼睛是蓝的
挖得深些你们这伙用锹你们那帮继续奏舞曲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傍晚喝
我们喝呀喝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他玩蛇
他高叫把死亡奏得美妙些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他高叫你们把琴拉得更暗些你们就像烟升向天空
你们就在云中有个坟墓躺着挺宽敞
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夜里喝
我们中午喝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我们傍晚早上喝我们喝呀喝
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他眼睛是蓝的
他用铅弹射你他瞄得很准
那房子里的人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他放出猎犬扑向我们许给我们空中的坟墓
他玩蛇做梦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
你金发的马格丽特
你灰发的舒拉密兹
来源:文学报 作者:余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