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歌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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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诗歌面面观

王  锋

     中国新诗的传统是中国文化 从文言变化到白话的中国新诗90年，是本体的（格律、平仄、韵脚、字行、形式）变化，它万变不离其衷，换汤不换药，换瓶不换酒，它的方法并没有多少变化。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新诗革命，现在看来，实际上是继续深入的...

    中国新诗的传统是中国文化
    从文言变化到白话的中国新诗90年，是本体的（格律、平仄、韵脚、字行、形式）变化，它万变不离其衷，换汤不换药，换瓶不换酒，它的方法并没有多少变化。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新诗革命，现在看来，实际上是继续深入的继承：是理性的继承，是多方式的继承，是更加简明和广泛的继承；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它所要表现的仍然是以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而非西方文化。现在依然有人写旧诗词，它仍然是以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也不是他方文化。
    （胡适、陈独秀、郭沫若）李金发、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 、徐迟、冯至、穆旦、袁可嘉等人通过对西方意象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艰难探索、第二代和第三代诗人对后来一些“主义”的引进，共同建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最初群落。西方的这些“主义”的初始时期，都在自己的时代背景、哲学依据和文化奥源里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无论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意象主义和象征主义，抑或魔幻主义、荒诞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都是持以不同见解的流派，又是不同时期的文艺思潮，一旦它们渡过了“实验室”，被规范为定义时，成为本体（论）时，它就僵化了，它就呆板了，它就被奴役了，成为众多诗人利用的工具。“当它们以工具的形式陈列在诗人的书架上的时候，诗歌也只剩下远离生活的形式主义了，说的好听一点，就剩下抽象主义了。上个时代诗歌的方法论，在这个时代就流变为本体论；这个时代的本体论，就会成为下个时代的方法论。”①
    （胡适、陈独秀、郭沫若）李金发、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徐迟、冯至、穆旦、袁可嘉等人的探索和引进，是西方这些“主义”成为工具的时候，他们把西方的写诗工具，利用到正在发生形体变化的中国新诗身上，使中国新诗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生了重大的形体变化，这种改变形体的诗歌在今天被叫做中国现代诗歌，说到这里的时候，感觉中国现代新诗与唐诗宋词有着一脉相成的传统。中国人无论以什么体裁写作，他的作品的魂魄都是中国文化（这就是中国新诗不同于西方诗歌的关键所在，西方诗歌的灵魂是西方文化）。西方人穿上唐装还是西方人，中国人身着西装还是中国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要看传统和血缘。非得要改变传统和血缘，只有通婚，发生混血，混血只是物理的，不是化学的。混血的文化还是少，交换衣服穿和交换工具用的文化占多。
    所以，胡适、陈独秀、郭沫若提倡的新诗是中国人穿着长衫写的中国诗歌；李金发、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施蛰存、徐迟、冯至、穆旦、袁可嘉倡导的新诗是中国人穿着西装写下的中国诗歌；北岛、顾城和舒婷写下的诗歌是时而穿长衫时而穿西装的中国人写下的诗歌：他们利用不同的工具（本体论）改变了中国诗歌的外形，中国诗歌的内核（方法论）还是中国文化。事实上，没有一个民族情愿把自己的母文与另一个民族进行交换，更无法相容。一个没有母文的民族是悲哀的。严力在旅居美国时，写过中国诗人在英语世界的尴尬。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是不可能发生实质性交融的，两个文化就像老虎吃天，无处下口，谁也兼容不了谁：常看到中文诗歌，被译成西方各国的文字发表在西方各国刊物上的消息，多是旅居在西方华侨的所作所为，不是西方本土民族的举措；法国从来都在拒绝进口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它不卑不亢的保守，维护了法兰西文化的纯粹，他们说“30个诗人作家、25个经济学、15个科学家、3个政治家、2个将军和1个商人构成整个法兰西上升的动力”；新疆的相对偏僻和落后，也使自己的古代文化在自己的文化进成里得以完整和纯粹，正是地域文化完整性和纯粹性的铺垫，闻捷、郭小川、艾青和贺敬之等人在新疆写下的诗歌，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在新疆写诗的诗人，以致于使周涛、杨牧、章德益等人的“新边塞诗”才风卷九州，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标志；移民地区的文化，是多元化的文化冲突，“大国沙文”文化，总是想兼容“小国寡民”文化，这只是理想主义的高悬，而不是现实主义的沉落，强大独立的民族是文化的强大和独立，它就是民族的魂魄，顶天立地；被专制和殖民的民族，是相对弱小的民族，它的文化在趋炎附势中反而容易得到发展，强权是它的保护伞。
    即便是改朝换代也难于改换繁衍传承着的文化。一个国家更朝了，它的文化可以传承给下个朝代。一个民族灭亡了，它的文化是可以通过其他的形式不息不灭的。历史上许多灭亡民族的文化，今天依然可以看见。这种物质，活不见形，死不见尸，用今天的话来说，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国的文化哲学家）奥·施宾格勒说得好：“文化是一个灵魂的活生生的形体，文明却是灵魂的木乃伊。”
    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难为传统
    有人从西方的“主义”中心出发，认为中国新诗是西方诗的一个支流，这个说法我不同意。为什么西方诗歌就不能是中国诗歌的支流？西方诗歌里的那些“主义”，在中国的古典诗词里和《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就有潜藏，只不过没有人潜心研究，转换出它的共性，端出高论，中国的诗歌理论与西方的诗歌理论一定有着融会贯通的地方，只不过因为地域和语言使它们隔岸相望。所以，西方的理论就属于西方了，东方的理论也只好在作用于东方了。如果把屈原的《离骚》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艾略特的《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一比，觉得中国古典诗歌雄浑华美至极；如果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和李白的《赠汪伦》与被翻译的叶芝的《当我老的时候》和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作比，叶芝和普希金的诗歌就是小儿歌谣了；如果用比较诗学的尺度来衡量，前者艰奥美，后者浅易美。
    以中国诗学为纽带的中国文化，渊源流长，贯穿着诸子百家的魂魄，博大精深，灿烂辉煌；我们的母文是中文，我们的母语是汉语，我们是中国汉人，我们爱我们的汉文化；我们行书论说用中文汉语，我们用中文汉语写诗歌，我们诗歌的传统来自于中国文化，我们诗歌的血缘源自于中国文化。
    我认为新诗90年的历史没能形成一个新的传统。一代诗人一生中最多用30年探索人生创作诗歌，中国新诗经过中国三代（自然代）诗人的共同建设，走到它90年的里程。90年就能形成一个传统？何其难为：《诗经》是踩着史前文化形成的，汉赋、楚辞是踩着《诗经》形成的，唐诗是汉赋和楚辞的发扬光大，宋词又是《诗经》、汉赋、楚辞、唐诗的高屋建瓴，元曲则是它们的复沓，新诗是它们的继承与发展。新诗旧诗以不同的形式，表现相同的内容。一首新诗，可以把它变成旧诗，且内容不变；同样不变内容，一首旧诗，也可以把它变成新诗。中国的诗歌历经了几千年才到了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传统。传统是一条河，中国诗歌应该只有一种传统，是古体诗和新诗共同流淌的传统，只不过是上中游和下游的关系，应该是在下游就可以看见中上游，在上中游也可以呼应到下游，这股流下来的水虽然不同于上中游，但它必须有上中游的分子。新诗没有形成新传统原因是“在世纪初的白话文以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②
    中国的诗歌流派、诗歌民刊和诗歌年鉴
    西方的古典诗歌流派和现代诗歌流派的产生，有它深广的社会原因、文化背景和哲学奥源，所以它很可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为这样的流派形成了自己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它们在微变本体、大变方法的过程中稳固地建立完善了自己的体系。中国的大部份诗歌流派，在不同和相同的社会背景下，没有自己的文化依据和哲学底蕴，没形成了自己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是伪流派，不成立的，招徕的结果是树倒猴孙散，是“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过程中的具体失败；这因为中国诗歌大变的是本体、微变的是方法，换汤不换药，谁也不可能在短暂时间里扭转乾坤，使中国诗歌流派依托传统血缘，焕然一新，百花争艳。少部分诗歌流派，经过借鉴、反思、融合、奋斗，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本体和方法。流派是一条河，一边长流一边干涸。一个诗歌流派的旗手很优秀很有造诣，不能说其他的成员都优秀都有造诣。一东一西，并不互补，反而互背。只有探索，方可稍稍兼容。
    民刊很热闹，方兴未艾，热血方刚，意气江湖、但大都只讲形式不讲内容：装帧讲究，印刷豪气，使许多官办刊物望洋兴叹；定期出版，都是长短句的排列，就是内容不够好，无主题、小诗气，缺重量。舒婷说过，现在的很多诗刊（包括官方），发表的诗歌都不是很好。这不是危言耸听，很多诗歌有生活，不够提炼，没有激情，缺乏才情，格调阴冷。也许这是一个清淡和平的诗歌时代，诗歌需要这样的机制过渡。一本诗歌刊物的诗歌方向是正确的，并不等于它的路线就是直达的；一本诗歌刊物的血气很高，并不是意味着它不得上脑溢血和心肌梗塞。
    目前出版的年鉴里的诗歌质量良莠不齐，大都一般，个别的好诗淹没在期间，难为其好，大浪淘金，何以艰辛。每年的年鉴都找来翻阅，不具体喜欢某一本，只喜欢其中的好诗。一个主编写得了好诗，不见得他就能把一本书里的诗歌都编辑好。一个主编如果他不是诗人不要紧，如果他不是伯乐，那么，他主编的刊物就庸俗化和大众化。
   中国新诗和其他艺术的关系
    没有单元的散文、小说、美术、书法、戏剧、音乐、电影和雕刻这个概念。
    诗是（文学、美术、书法、戏剧、舞蹈、电影、服装和摄影等）所有艺术的顶级状态，所有艺术的顶级状态都是必须是“诗”。诗歌就更是这样的“诗”了。诗与当代艺术的关系是统领关系：诗歌统领一切艺术。任何艺术到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状态时，都是“诗”。诗与当代艺术的关系是血缘关系：“诗”又可以是其他艺术的代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阐述的都是戏剧原理，而不是诗歌；吕周聚的《中国现代主义诗学》阐述的都是小说史、小说原理和文化哲学，也不是诗歌；当代的服装展示实质上是文学风格的变形。所以，现代很多的小说家、艺术家的作品空泛或者仅停留在生活的层面上，就是他在本质上不是诗人；刘亮程红极一时的散文和他新出版的小说是他早期诗歌意识的变体，不是（诗歌、散文和小说本体论的）“超文体”，而是（诗的）方法论，再超也超不过“诗”。吴思敬和周涛都说过：如果一个地区的诗歌水平不高，它的散文和小说水平都不会高。万艺之中，诗为基、诗为大、诗为高。
    历史和哲学是诗歌的母体。我一贯认为：（诗歌、散文、小说、美术、书法、戏剧、音乐、电影和雕刻的）艺术精神来源于历史和哲学，艺术只有插上历史和哲学的双翅，方可鹏程万里，后劲十足。
    大中小学里的汉语言教育以及诗歌教育存在着弊端：教材负责教育学生，使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学生，不负责一个学生成为一个诗人。
    一，散文语言朴实平凡的多，优美华美的少：各省选材无形中以朱自清的《背影》为标准，选有一大批类似的散文，不土不洋。《背影》也不是唯一的选材标准，这篇文章究竟让学生学什么呢？每个学生的父亲都有着不同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就不是学生心里的那个父亲。二，最不可取的是作业，把文章中的一句话提出来，设立几个答案，让学生选择其中的一个正确答案，把数学化学的一套搬到语文里来。三，胡乱引申意义，云前雾后，风来雨去，把散文变为玄学。
    尤其诗歌教材的呆板：所谓的“徐志摩经典”式的经典已不是经典，腐朽没落，没有永恒的经典；远离时代远离生活远离诗歌本体。西方现代主义的诗歌应该选入，这些诗歌更接近我们的社会，更贴切我们的思维。诗歌教材应该本着“简选古代、略选近代、详选现代”的选材宗旨。简选古代诗歌：深深地钩沉历史背景中的诗歌，使学生们看到诗歌诞生的时代，感受寥寂的诗意，开发学生的联想能力，否则，《诗经》的古朴风格，谁能真正领会？略选近代诗歌：近代，战争连绵，江山动荡，诗歌充满了忧患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调，使学生更能感染上激愤的人情世故。详选现代诗歌：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商业社会共存的现代，价值多元，文化多元，取向多元，诗歌就是它们的载体，通过诗歌培养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明辨是非，是诗歌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一点必须申明：诗歌教材只负责教育学生，使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学生，不保证学生成为一个诗人。
    另外不懂诗歌的教师的存在，使诗歌不能普及在学校。教师不是诗人，不得诗歌要领，诗歌不是可以雅俗共赏的文章，是心灵的外化，内联不成，靠外化来感动诗歌就更难了。
    诗歌不该作为教材来普及。是不是可以不做普及？这种普及使诗歌丧失了尊严，因为诗歌越好，心灵化就越强烈，尊严的丧失就越烈。
    关于朦胧诗：
    它的集体成就是唤醒了大众的写诗意识，它的个体成就就是使朦胧诗派的每个诗人独立成为一个不是大诗人的特色诗人。
    朦胧诗是中国新诗在胡适等人之后的一个启蒙、流变、转承、革命，它的成就绝对地夸大了。从中国诗歌史的立场来看朦胧诗，横看成岭竖成峰，它的集体成就是唤醒了大众的写诗意识：原来诗歌可以这么写。
    在睿智、激情、哲思、空灵……媾和的思潮里“朦胧”得“百思不得一解”的诗歌叫“朦胧诗”：特色是一个时代对的诗人的烙印；朦胧是诗歌对一个时代的印象；那个时代的诗人群体特色是朦胧；诗人以朦胧印象那个时代，朦胧给诗人打上时代的烙印。相对而言，顾城、多多、欧阳江河、王家新的睿智，蔡其矫、舒婷、昌耀、岛子和杨练的激情，北岛、江河、潞路、严力和梁小斌的哲思，芒克、徐敬亚、李小雨、王小妮和车前子的空灵，凸显在众多的诗人中，成为特色出众的诗人。在他们成为有特色的诗人后，多少写诗的人心甘情愿地成为毫无特色的诗人，与他们对应。他们的作品唤醒过沉睡的诗心，引导过诗歌的潮流，探索过文化的哲思。他们最大的成就在于推动新诗写作的宽度和广度，这个宽度和广度现在还在进行，是现在进行时，这个现在进行时下放了诗歌的权利和标准，导致口水聊天、口水调情、口水说事，书斋写作、模仿写作、无情写作、网络写作，冒充诗歌，严重充斥了诗歌的发表刊物，使的诗歌丧失了自由。当代诗歌就像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待缪斯的解放。任何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需要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场面，唯独诗歌不需要。
    朦胧诗消解了个人化的诗歌创作和媒体以及大众审美习惯之间的关系，它的诗群中不会单个产生一个有代表意义的大诗人，因为朦胧诗的大多数诗人被公众抬上了生活舞台，不是艺术舞台；尤其在今天多元文化并行发展下，他们的诗集有那么多出版社去竞相出版，他们的诗歌朗诵会有哪么多的人去参加，一个诗人的诗歌被那么多人接受的时候，他就离商人和俗人不远了。
    这种关系完全不需要调整。个人化和大众化审美习惯的大部份是排斥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有相融的可能。最后，个人化还是个人化，大众化还是大众化。所有被历史留下的诗人都是个人化（或者说是个性化）的，而不是大众化的。当然这里的大众化不是通俗化，因为在被历史留下的诗人的作品里还有通俗的因子，通俗不影响大诗人存在。存大同求小异，存的大同是通俗，求的小异是个性。需要与否，自生自灭，很无常。
    被称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中国古代与诗书子集共同构成了通俗的启蒙之读，文言与白话作为古代和现代的阅读工具，它只间离了两代的阅读时空，它的阅读本意并没有发生辽远的断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都是严格意义上的通俗读物，并不影响它的称大；巴尔扎克的长中短篇小说集《人间喜剧》它虽分为哲学研究、分析研究和风俗研究，但其中融入了大量的通俗因子，仍不失是“法国社会大百科全书”的荣誉。多么地希望朦胧诗派和朦胧诗人的作品能经得起“哲学研究”、“分析研究”和“风俗研究”啊，成为新时期的“无韵之离骚”啊，进入真正的文学史啊！它即便是进入了诗歌史，它又能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多大比重？
    从80年代的诗歌到现在的诗歌的发展大致是：“龙头——猪肚——凤尾”的线形轨迹。龙头：1974——1988年，是觉知、原创、探索、反思的阶段，诗人以才华、诗德、真诚、纯净的品格，开启了一个好头。猪肚：1989年以后，盛行大学生、大学教授、学者和诗歌专业研究人员写作，诗歌又具备了锐利、睿智、思辨、知识的元素，中国诗歌显现营养丰富和营养过剩的状态。凤尾：大致从1998年开始，诗歌显现走马观花、浮萍过河、游手好闲、口水泡事的情形，好看而无内容，华而不实。盲目地崇拜一个诗人和诗歌写作，会使人失去自尊，导致人生的失败。不是吗，那个奉行诗歌的年代，多少人因为诗歌的迷惑放弃了自由择业的规律，由于不成诗人而成为诗歌的囚徒：穷困潦倒、妻离子散、招摇撞骗、功利熏心、精神分裂、杀人放火？
    什么是诗歌的诗意、诗性？什么是诗歌的永恒价值？好好思考。“诗性的觉知是诗歌的第一要素，诗歌创作是诗歌的第二要素。”③永不过时的是大背景、大意象、大哲思的诗歌，是与自然与地域密切关联的诗歌，是觉知之后的创作。怎么衡量诗人的价值？“衡量一位诗人的价值，一定是看他的文化血脉，是和中华文化的血脉是相连的，是不可以断开的，不可以嫁接的。他可以吸收西方文化和别国文化的营养来壮大自己，但他不能割断中华文化的血脉。”④
    关于诗歌史：
    诗歌史要正确全面，就一定要以人的基因科学为核心依据开展研究，否则，就是伪史，最少是不完整史；当代的众多诗歌史，很快会成为自欺欺人的废纸。诗歌史不是人为诗歌写史，而是科学的作为，是科学操纵着人为诗歌写史
    一部是诗歌史编撰时的核心基础是什么？它依据什么方法论立章分节？
    现在编撰的诗歌史，是圈子史，圈地史。造史运动使人想到圈地运动。一个写作圈子里的人，为自己编造历史，立身立论都不正确。圈子里是文人相轻的习气，工于心计的恶气，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同性诗人之间嫉妒，异性诗人之间也嫉妒，嫉才妒能是恶的中心。《圣经》有“嫉妒是一切罪恶之源”的警世恒言。圈子是嫉妒的恶土；在圈子里写出的诗歌是恶之花（当然不是波德莱尔所说的巴黎社会上的那个恶之花）。这样的诗歌和这种圈子里的诗歌史能叫诗歌史吗？说严重点是伪史。真正的诗歌史不会遗漏一个真正的诗人，也不会记录一个真正的伪诗人。真正的诗歌史不是一个写诗的人强行进入的，而是被迫进入的。
    还有许多诗歌史只是半部史，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仅仅谈到了诗歌的风格特征，并没有研究到诗人的身体里，诗歌是身体里的发生。为什么会有屈原宋玉的诗风？为什么会有建安三曹的诗风？为什么会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风？为什么会有苏东坡辛弃疾的诗风？为什么会有马致远的诗风？为什么会有岳飞《西江月·怒发冲冠》和毛泽东《北园春·雪》的诗风？为什么会有荷马的诗风？为什么会有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诗风？为什么会有艾略特庞德的诗风？为什么会有莱蒙托夫马雅可夫的诗风？要问到事物的中间去，一直问到核心。
    （法国批评家）圣伯夫说：“主张在文学中应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按照各自得局限，来应用这个方法；我们这些同一门科学的工作者和服务者，都在争取使这门科学尽可能的准确，因此就让我们继续拒绝那些模糊的概念、空洞言辞的诱惑，观察、学习的检验那些以不同理由而著称的作品所具有的各种情况，以及天才所表现的无限变化的形式。”中国传统的文学史的研究方法是印象式的点评方法，是传统的人文主义方法；后来又有了考据和注释的方法，才具备了科学方法的一些特征，这种科学的方法滥觞于康有为，成熟于梁启超和王国维。当然，他们说的科学，是文学（诗歌）史的本身，是当时中外研究文学（诗歌）史的最高方法，这个方法现在看来仍属于史的本体，不是研究（诗歌）史的最新方法。
    “人的文学创造力是一个直到今天也没有研究清楚的东西，它可能是环境和个人条件相结合的一种产物，文化仅是辅助手段，不具有决定性。”⑤诗人是先天性的，与后天的勤奋学习无关。要问到遗传基因里去，如果这个问题能搞清楚，那么，人类的整个文化史都得重写，就别说文学史和诗歌史了。所以，我们编撰诗歌史不是简单地用史典的本体（体例），而是要用研究（方法），包括研究人的身体和身体里基因，这是个科学问题。搞清了这个问题，才能搞清诗人们形成的诗风，有了众多诗人的诗风，才能形成诗歌史，这部诗歌史才能在历史里立得住脚。西方的“科学主义”是在笛卡尔和牛顿的自然科学的学说上建立的，它影响了众多研究领域里的方法论，唯有科学才是正确。诗歌史要正确全面，就一定要以人的基因科学为核心依据开展逻辑波动和科学研究（包括研究他的遗传、血型、性格、地域、生存境遇、人生炎凉、作品），否则，就是伪史，最少是不完整史。就算是最权威的学者，也必须遵守这个方法论，否则，研究出来的史，一样的不正确不完整。科学是检验诗歌史的唯一标准。我想：这才是研究诗人和编撰（诗歌）史的最新方法论；圣伯夫、康有为、梁启超和王国维等前师研究的文学（诗歌）史的方法论该进入它的本体论，不断的由此而推陈出新的观点将不断的成为它的方法论；史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在不断的更新和不断的轮回；诗歌史的核心基础应该是自然史。
    公元年代，只是史学参考的最外观因素，它的内部联系才是重要因素。最违背史学规律的现象是人为地划分诗代：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中生代、70后和80后，依托的方法论是什么？自然人群可以划分代沟，社会人群（诗人群体）怎能贸然定义？90年的新诗发展，不产生诗人的代沟，只会产生特色诗人和一般性诗人、只会区分大诗人和小诗人。经过科学论证和时光的检验，诗人中的名诗人大诗人可能是一般性诗人、小诗人甚至不是诗人（因为在这些诗人的政治光环大于艺术生命）时、诗人中的名诗人大诗人仅仅是翻译家时、是现在的无名诗人或根本不是诗人的人一举成为特色诗人和大诗人时，那么，你编著的诗歌史，不是自欺欺人吗？不是贻笑大方吗？不是成为一本废纸了吗？不是和历史开了个大玩笑吗？因为你的能力使你客观地漏掉了和疏忽了这个时代的特色诗人和大诗人。
    为什么当代的诗歌史编撰会有伪诗歌史、半部诗歌史、违背史学规律的现象发生？除了方法上的问题外，还有编撰时缺乏了史识修养。史识是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诞生正确方法论的母土，没有史识修养，就没有正确的方法论；没有正确的方法论保驾护航，哪有诗歌史的本体正确？
    当代的众多诗歌史，很快会成为自欺欺人的废纸。诗歌史不是人为诗歌写史，而是科学的作为，是科学操纵着人为诗歌写史。不要人为地功利地去写诗歌史，要科学地严谨地去写诗歌史。
    进入诗歌史的诗人究竟谁说了算？
    科学说了算！
    诗人们，努力啊，寻找真正的诗歌史！
    关于中国诗歌的奖项
    中国的诗歌奖项基本上都不公正，所以缺乏公信力。原因有1，奖项设立的初衷虽然好，但由于操作时的营私舞弊，导致它的不公正；2，拉山头，搞宗派，分圈子，争名夺利，导致它的不公正；3，众多的评委不懂诗歌或诗歌的涵养不够，无能理解博大精深的诗歌作品，导致它的不公正；很多的评委人品不好，计较个人恩怨和个人得失，导致它的不公正；4，政治因素过分的干预，导致它的不公正；5，家族纽带的拉扯，作用于权力，导致它的不公正；6，亲情、友情、爱情力量的介入，使诗情向人情偏移，导致它的不公正。
    前几届“鲁迅文学奖“的有些获奖诗集，现在看看，幼稚简单，像中学生读物，鲁迅在世，绝对骂娘。有些网站鼎力推出的获奖诗集，简直是拿诗歌（艺术）开玩笑。有些以个人名义而命名兴起的诗歌奖，完全违背了东道主的初衷，评委拿了东道主的奖金，开了一个“大排挡”式的诗歌餐馆，施舍诗人，做起了诗菩萨。这样的奖项，好像是披在诗歌和诗人身上的大氅，珠光宝气，它遇风动荡，随时可以离身而去，头来，诗歌和诗人在贫寒中一丝不挂地死去。本来诗歌是与金钱、奖项无关的，它只能从外部善良地支持诗人，与诗歌内部的本质无关，所谓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永远与诗歌无关（重赏之下必有庸夫吧）。诗人是天地的造化，是人间的英灵，仙风道气，至高无上，岂能为金钱、奖项所等同，怎能被区区评委所左右？！
    在这个世界上，谁还在为诗歌载道？
    评委是怎么样产生的？
    评委具备了怎样标准的人？
    为什么评委大都是以半个官场油子半个诗界混子的身份出现？
    具备了评委良心和恪守了评委道德的的评委在哪里？
    具备了学术涵养的评委在哪里？
    在这个世界上，究竟什么样的诗歌才能获奖？
    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不畏金钱所惑的评委？
    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不被人情所累的评委？
    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不被权贵所迫的评委？
    所以任何奖项都不可能产生公正！
    所以不公正的奖项不可能正确对待你的诗歌品格！
    所以真正的诗歌品格深藏不露地潜伏在你默默无闻的诗歌节奏里！
    诗人们，不要被这些问题所糊涂，抬起你高贵的头颅为诗歌而奋斗吧！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
    有言论说，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泱泱大国，竟然没有诞生一个诺贝尔文学的获奖者，实为耻辱。这与耻辱联得上吗?鲁迅和巴金没有，北岛、李锐和莫言没有，这就耻辱了吗?我们应该对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公正的看法：诺贝尔文学奖不是文学本身，而是附加于文学的一种物质。且不说它的政治倾向，仅评奖表决方式就足以令人出一身冷汗：评委由十八个人组成，马悦然是若干语种里惟一的汉学家；评奖地点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奖金以美元为单位，数目每年都有变化（或升或降，后来直线上升，居高不下）；获奖者是活着的正在写作的作家(诗人)。
    有的作家拒绝认领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拒绝的原因大致如下：他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标准优越，无需靠奖金来改变，有没有这笔奖金都无关紧要；他的作品给人类所展示的深遂和庞大，是这个奖项所不能涵盖和等同的，精神产品和经济施舍是不能混作一团的；文学是作家个人永不停懈的体力劳动和精神所向，无需要一个组织、机构和集团对它指手划脚；尽管奖项和奖金是善良的，它还是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而以政治倾向评判获奖者和获奖作品是不公正的。这是作家出于不同理由对待它的不可以剥夺的权力。
    诺贝尔奖的初衷是为数学、化学、物理、医学、和平、文学等门类设下的奖项，意在鼓励和鞭策不同战线上的有志者和成功者。随着社会的变革，它的初衷也发生了变化。它不是科目的本身的专项奖，只是一种善良的心意，相当于慈善抚恤、劳动竞赛和行业协会，因此评委也具有了慈善机构、劳动竞赛和协会的功能，它负责选项、立项、评项、定项，负责协调组织专业人员，负责颁奖和分配奖金，负责激励专家做出最优秀的工作成就。然而，诺贝尔评奖机构也有失误的时候：1948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瑞士化学家米勒，是他发明了剧毒有机氯杀虫剂DDT，谁想DDT的广泛使用，对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污染，毒素不仅积蓄到了动植物和人的组织里，而且还进入到人和动物生殖细胞中，破坏和改变了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DNA，直到1997年诺贝尔医学奖评委员才公开表示为1948年的诺贝尔医学奖的授奖差错而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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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否认历届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和他的成就，起码在奖与非奖之间人为地划出了一道界限：奖者为优，反之，为劣。这是常人的论事观点。诺贝尔文学奖的本身不是文学，文学奖的确立永远都在作家的创作阅历中，文学奖永远都在作家的创作激情和快感中消解，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奖是不存在的。
    在世界性写作范围内，许多自成体系的作家甚至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你不觉得可惜吗?他们是：托尔斯泰、乔伊斯、普鲁斯特、W·K·威廉斯、查尔斯·奥尔森、A·R·安蒙斯、詹姆斯·莱特、罗伯特·布莱、博尔赫斯、里尔克、庞德、艾伦·金斯堡、罗布·格里耶、哈利勒·纪伯伦、罗伯特·潘·沃伦、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和鲁迅。
    怀着一处公正和难言的情意，以飨友人；抄高行健的获奖说文：写作的自由既不是恩赐的，也买不来，而首先是作家自己需要；作家不计报酬还要写自己要写的，不仅是对自身的肯定，自然也是对社会的挑战；人类不只有历史，也还留下了文学，这也是虚枉的人却保留的一点必要的自信。
    也许是上述的原因，诺贝尔文学奖便凸显出它最本质的意义：善良的心意。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是善良的心意，作家们仍持以不同的理由对待了它的善良。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作家萨特就以权力的名义拒绝领奖。得奖与否，是两厢情愿的事，是相互确认的对应关系，否则就不成立，帕斯捷尔纳克和萨特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觉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他们是不成立的，至少有一半的理由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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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于善良的心意，日本(新潮文艺振兴会设立的)新潮文学奖为100万日元；西班牙(国家文化部设立的)塞万提斯文学奖为1000万比塞塔。缘于善良的心意，建议中国文化部和文联以继承弘扬文化遗产的谋略设立(施耐阉、罗贯中、吴承恩和曹雪芹)文学奖，奖金1000万人民币(以《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为文本而拍的电视连续剧取得的经济效益显著，以不定的周期取出1000万元作奖金，实属九牛一毛，应以行政手段使之成立；有人以4元或8元不等的彩票成本还中了500万元大奖)。中国政府应该设立这么一个涵盖世界作家群落的大奖，使之成为驰名中外的大奖。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是彪炳于世界文学之林的四大名著，但这是历史里的自豪。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中国已产生了一个优秀的作家群，如果善良的心意果真善良，那么就不要怕没有好作品诞生，善良的心意有能力激励后代作家写出四十大名著、四百大名著，这不是梦想。WTO盛行，文明古国未来文学之果将在这经济的培育下，丰硕和香甜。顺着诺贝尔文学奖善良的心意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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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诗歌的慢和诗人的病态
    在《诗生活》网上看到过藏棣的文章《诗是一种慢》，不知是诗元素的累积过程和储备过程需要慢，还是它的喷发形成过程需要慢。歌德60年写完《浮士德》的慢，不可取；而齐白石画虾的快，是诗意的快，是闪电的快，是比慢要好的快。如果歌德的寿命是８０岁，６０年写完的《浮士德》还是快。能不能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比如说，高速公路上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在便道上慢下来？
    在《诗生活》网上看到过邱景华的文章《顾城，一个病态的天才》，不知是顾城写诗写病了才成为天才的，还是顾城这个天才生来就是病态的？是不是诗人（艺术家）与常人不一样，就病了？是不是诗人（艺术家）如果不病就不是诗人（艺术家）了？
    凡高比顾城的艺术气息大的多了吧，他的病是否就更加严重一点？
    他说：“我是精灵，我是健全的精神！”他真的有病了？难道他有醉汉“我没有醉的”嫌疑？他欲盖弥彰？
    我不明白，为什么正常人都不写诗操艺，而病人却要作诗论画？我不明白，是不是精神病院里需要治愈的精神，才是人类的精神？
    那么，为什么天才的诗人和艺术家都是病人？
    那么，人类的艺术精神难道是病人造就的？
    那么，常人需要的艺术精神支撑是不是腐朽的？
    关于诗歌的评论：
    一为他的上级或上级指定的人写，他明明知道如果他们不是上级或上级指定的人他们就不是诗人的道理，他还是为他们写下了阿谀奉承的文章；二为有钱的人写，他明明知道如果他们不是有钱的人他们就不是诗人的道理，他还是为他们写下了离题万里的文章；三为女人写，他们明明知道她如果不是女人她就不是诗人的道理，他们还是写下了隔靴挠痒的文章
    上一代批评家在断代中的失语和新一代批评家在立场上的缺席，使当代的诗歌批评形同若无。在评论界，一类有才华的评论家，但他们对政治的曲身和奉承，功利熏天，使他们以“人在江湖心不由己”敷衍，使他们失去了艺术（诗歌）的良心，他们把评论的话语权看作了处身立世的工具，他们高眼低就，放弃了评论的标准，混乱了艺术（诗歌）与人的关系，他们的评论只为三个人撰写：一为他的上级或上级指定的人写，他明明知道如果他们不是上级或上级指定的人他们就不是诗人的道理，他还是为他们写下了阿谀奉承的文章；二为有钱的人写，他明明知道如果他们不是有钱的人他们就不是诗人的道理，他还是为他们写下了离题万里的文章；三为女人写，他们明明知道她如果不是女人她就不是诗人的道理，他们还是写下了隔靴挠痒的文章。“这类评论家和评论是海罗因，它慢杀败坏着评论健康的体系。另一类缺少才气的评论家喜欢小题大做，对一般性的作品津津乐道；当真正该大题大做的时候，他们却大题小做了，这是因为他们水平低下，没有能力发现和勘察到与众不同的真正意义的黄钟大吕。再有一类评论家严重缺乏相关的理论基础，喜欢颠倒黑白，把诗说成非诗，把非诗说成诗。还有一类曾今德高望重、品学兼优的评论家，由于学理老化，知识结构单调，难以适应当今的诗歌发展，便在当今的论坛上失去了话语权。”⑥

    当代的诗歌评论水分大的、言过其实的和无的放矢的，占有很大的比例；还有以次下的文艺随笔冒充评论的，也占了一定的比例。按道理说，诗歌已是艺术最高的状态，可以不要评论的支持和辨证了，不要解说了，但是还是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低泛评论；当代诗歌评论最多的是一些不是评论的评论，大吹大擂，实际上捧杀了不是诗人的诗人，真正的诗人不是靠评论立身的，靠储存在他身体里的诗歌本体和诗歌方法，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诗歌的发生器，与别人的身体无关。
    这样的评论对诗歌创作基本无足轻重。
    也有很好的文艺随笔对诗歌（艺术）起到推动沉淀作用，波德莱尔的《1846年的沙龙》和瓦雷里的《文艺随笔》，对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美术、舞蹈、雕刻、建筑和音乐的论述，都是伤筋动骨的，是本体和方法的归纳与演绎。还有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既是哲学笔记又是自然随笔，它是作家通过对自然的感悟，反观生活、经济、历史，它对培养诗人的科学态度和人文情怀，有直接的帮助。大艺术家是科学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芬奇就是最大的光学家，他的油画完全以光的散点透视和焦点透视为原理的。在评论家的方法论里最好有科学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元素作有力的支撑，不要再搞玄学的一套，使人云里雾里或者一片汪洋都不见。

  ① 摘自王锋《我看诗歌》，原载《诗刊》2006年8月号上半月刊
  ② 摘自郑敏《世纪末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
  ③ 摘自王锋《诗歌是身体里的发生》，原载《绿风》2006年第6期
  ④ 摘自周涛《新疆是新诗的延安》，原载《新疆经济报》2006年8月24日
  ⑤ 摘自周涛《期待新诗的新境界》，原载《文艺报》2006年2006年9月12日
  ⑥ 摘自王锋《元死亡与新死亡的黑皮书》，原载《诗》总第10卷

       （中国艺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