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张黎 于 2011-12-26 21:46 编辑
寻求更高层次的统一性 ——浅谈中西诗歌的不兼容问题 作者：张黎 （一）
我在2009 年的《中国现代禅诗发展的当前状况》一文中，曾经这样说过：“当前诗坛上的诗歌流派要形成领导之势，必须具备以下四点要求：一是要寻找到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部分，并继承和发扬；二是能够站在同一平台上，与世界文化和思潮进行交流；三是关注当代人的精神和心灵要求；四是彻底改变当前叫嚣、低俗、颓废的诗歌风气。”两年来，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诗人的认可。是的，中国诗坛在经历了电脑网络所带来的喧闹而空洞的躁动期以后，渐渐归于沉静，归于理性，对于诗坛的种种问题，诗人们开始了认真的思考：中国诗坛到底出现了什么根本问题？百年来中国汉语新诗的得失何在？目前诗坛混乱的原因何在？什么才是中国诗坛的未来走向？禅为什么成了世界文化界关注的热点？
这些诗人研究到最后发现，中国诗坛的所有问题，最终都会归为两大类：一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二是如何解决中西诗歌的不兼容。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就会得出正确的答案，那就是：用解析的方法重新审视，剔除传统文化中奴性的成分，继承和发扬古典诗歌中的独立和自由部分。不过，答案虽然很明白，但要在当前的文化体制下做到却很难，甚至，一些体制内的诗人和评论者连“自由”、“独立”、“民主”这些词语提都不敢提，唯恐如此一来自己养命的饭碗就会被主子夺走。对于第二个问题，可能大家都深感头痛。因为，中西诗歌一定是要融合的，中国汉语新诗的发展已经历经百年，不可能再复古、完全倒退到以前，但是，截至目前，我们对西方诗歌的学习，中国人却又根本接受不了，对民众来说，写诗完全模仿西方，是一件非常怪诞荒唐的事情。
到底，中西诗歌的不兼容问题应该如何对待？下面，笔者想就此问题，浅显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二）
中西两方由于属于不同的人种，处于地球不同的方位，而且，地理环境迥异，生活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所以，几万年以来，就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自然观和哲学观，并以自然观和哲学观为基础，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模子”（叶维廉语），不同的审美定势。诗学，是审美地表达人们对生命对自然感悟的一种文字形式。美学，是建立在特定哲学理念上的一种心理体验。所以，诗歌不仅仅是或叙事或抒情的一段分行文字，更深层次上，它体现的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自然观哲学观观照下的审美旨趣。
由于西方地处海洋，人们的生活以渔业为主，而海洋气候的变幻莫测，给人们的生命带来了极大的凶险，所以，几万年以来，在西方文化中就形成了人天对立的理念，他们认为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从中探索规律并驾驭它，人，要以卓越的智慧来认识自然，要以超凡的勇气来征服自然。而中华民族却地处大陆内部，人们生活以农业为主，农作物的种植和生长，都必须依据季节，适应各地的气候土壤等等，生活环境相对安逸，所以，几万年以来，在中国文化中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美学意蕴浓厚的哲学理念，中国人认为，人和万物一起生活在天地之中的这个大空间，人和万物一起组成了这个富有变化和情趣的自然大生命体，人和万物是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关系。
“天人合一”、“物我二分”，由于中西两方在基本的自然观哲学观方面的不同，延伸影响到诗学，就形成了迥异的诗歌审美定势。大体上来说，中国诗歌是含蓄、直觉、意象单纯的，是以宁静、平和为统摄的一种抒情艺术，追求的是一种内向的延伸力；而西方诗歌则是直接、思辨、意象繁密的，是以冲突、热情为统摄的一种叙事艺术，追求的是一种外向的扩张力。
照理说，中西两方不同的自然观哲学观，迥异的美学审视，只是处于地球不同的方位形成的一种文化而已，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谁对谁错，孰优孰劣之分。但是，可悲的是，在近代，由于西方诸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绝对强势，就构成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颠覆性冲击。特别是，由于政治原因，近三十年来，中国诗坛在朦胧派的主盟下，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彻底割裂汉语新诗与古典文学的联系，一味地生硬地对西方现代诗歌进行模仿，这种极端的做法，不仅没有能够使得汉语新诗有所发展，中国诗歌现代化，反而致使诗坛失去了发展的根基和支柱精神，致使中西诗歌严重对立、冲突，致使当今的中国诗歌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和迷茫状态。更甚至，因为汉语新诗当前的叫嚣和低俗，一些旧派的学者对百年新诗整体提出了彻底的否定，比如季羡林。
所以，在当前，如何能够找到一个融合中西诗歌的恰当的方式和方法, 使中国诗坛走出低谷，就显得非常必要。
（三）
其实，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不可能与本土文化融合，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融入本土文化之前，都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改造和适应过程，比如禅宗，这个已经融入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印度佛教。
古印度是一个宗教气息十分浓重的国度，婆罗门教一直在社会上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佛教，当时是作为沙门思想的一种，在反对婆罗门教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婆罗门教的主要主张是：一、吠陀天启；二、祭祀万能；三、婆罗门至上。佛教针对婆罗门教的这些理论提出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主张：一、缘起论；二、痛苦来源于无明和欲望，人们通过修行来消除无明和欲望，就可以自己解脱苦难；三、人神平等，尊重一切生命，不杀生。很显然，佛教的唯物论成分相对于婆罗门教的迷信是有着非常的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印度传统文化由来已久，影响极为深厚，所以，印度佛教依然没有超出忽略现实、精神至上的局限，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依然是一种以求来生、出六道轮回为根本目的的出世性很强的宗教。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文化也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景象。而佛教，由于经历七八百年的传播，在中国大地，此时已经广为流行。而且，更重要的是，佛教还受到了当时很多皇帝的崇信和大力支持。所以，当时的佛教势力很大，寺院林立，和尚众多。但是，也就在此时，印度佛教的出世性和中国儒家学说的入世性之间，矛盾凸显，严重对立。
慧能创立的南禅宗，就是这种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应运而生的一个中国化了的佛教体系。“缘于无明，行生起；缘于行，识生起；缘于识，名色生起；缘于名色，六处生起；缘于六处，触生起；缘于触，受生起；缘于受，爱生起；缘于爱，取生起；缘于取，有生起；缘于有，生生起；缘于生，老、死、愁、悲、苦、忧、恼生起。”这十二缘起是印度佛教关于生命说的基础理论。印度佛教认为现世的生活是“苦”的、“空”的，人们要想使自己的命运摆脱“苦”、“空”，只有修炼精神，超出“六道轮回”，达到彻底的“涅槃”。中国禅宗认为人们现世苦难的来源在于，不明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人们通过“悟”，对自己生命本体的“自性清净”有所理解之后，就能摆脱欲望和外界各种理念的约束，从而达到精神的自由。印度佛教对现世和肉体采取的是一种彻底的否定态度。中国禅宗以儒家的入世思想为根本，对现世和来世、精神和肉体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态度，认为“心即佛”、“佛即心”，大家不必放弃此生求来生，精神自由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就可以实现，禅宗《坛经》就是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
除了理论上对印度佛教进行改造外，中国禅宗对印度佛教的修行方法也进行了改造。印度人的思维逻辑推理性很强（比如上面所说的十二缘起等），所以，他们无论是理论的推导，概念的划分，还是修行的进程，都是有着明确的程序、类别和阶段的，而且，印度人对修行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对此，直觉、感性的中国人严重不适应。于是，便有了著名的“顿悟”、“渐修”之争，我们大家所熟悉的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便是那个时期的偈子。而当时南、北之争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其实，在后来的实际修行中，人们采用的是“渐修顿悟”的融合之法。
由于禅宗对印度佛教的成功改造，使得佛教文化融入了我们的传统，深入到了民众，最终，形成了“一花五叶”之势，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发芽、开花，成为了我们哲学的一部分，艺术的一部分，诗歌的一部分，民俗的一部分。
（四）
当前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状况，和当时印度佛教在中国的状况极为相似。所以，唐朝时期中国禅宗对印度佛教改造的方式和方法，就非常具有借鉴的价值。
“天人合一”、“物我二分”，虽然，中西两方在基本的自然观哲学观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来争论绝对的谁对谁错，孰优孰劣。因为，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物我二分”，都是处于地球的一个局部而形成的一个片面理念。西方国家绝对的“物我二分”理念，使得人类对自然进行无情掠夺、大肆破坏，是当今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人空泛的“天人合一”理念，使得国人的情感流于玄远的审美，不重视知识，不重视实用，是导致民族专制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前，中国诗坛有必要借鉴唐朝时禅宗的做法：以传统的“天人合一”为基础，把西方的“物我二分”理念融入到我们的传统中来，实现以中国传统为基础的中西自然观哲学观的融合。
对于中西诗歌审美定势的冲突和对立，比如宁静与张扬、简约与繁密、含蓄与直接、平和与冲突、直觉与思辨、抒情与叙事、内敛与外向等等，我们也可以以中国的传统诗歌为本位，对西方诗歌采取一定的学习，形成静中有动、简约而富有表现力、直觉和思辨相结合、抒情和叙事合而为一等等一系列的融合模式，对中西诗歌迥异的审美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
而且，更重要的是，诗学和佛教不同，佛教是一种纯粹的思想，而诗歌却是一种具体的文字表达。所以，除了在思想方式方面可以做到改造和融合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诗歌的表现内容方面狠下功夫。无论你是什么民族，无论你拥有怎样的自然观哲学观，无论你的诗歌审美定势如何，在当下，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地球。而当下的这个地球，由于科技的发展，已经完全联系起来，几乎要成为一个村庄了！在这个地球村，很多话题是我们大家共同关心的，比如在这个充满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的地球，我们如何再次审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比如在这个人性遭到工业物化的时代，如何实现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心灵的愉悦；再比如在这个充斥着商业竞争的社会里，如何把我们的生活导向诗意等等。
在自然观哲学观方面，以传统的“天人合一”为基础，把西方的“物我二分”理念融入到我们的传统中来，实现以中国传统为基础的中西自然观哲学观的融合；在诗歌审美方面，以中国美学的宁静简约为根本，对中西诗歌迥异的审美倾向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在诗歌的表现内容方面，注重整个地球人共同关注的话题，这三个方面的意思融在一起，就是我在这篇文章里最想说的一句话：寻求更高层次的统一性！
近六七年来，诗人南北所倡导的现代禅诗流派，以中国传统的禅文化为根本，纵的继承，横的移植，给低俗叫嚣的中国诗坛带来了一片崭新的风景，发展迅速，前途看好。在前面第一部分我曾说过，研究中国诗歌的人们发现，当代中国诗坛的所有问题，最终都会归为两大类：一是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二是如何解决中西诗歌的不兼容。其实，现代禅诗很受文化界的重视，不仅是因为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古典诗歌中的独立和自由部分，对古典诗歌的审美有着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现代禅诗作为当代的一个诗歌流派，它在中西诗歌的融合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它的很多观点都是非常有开拓性的，而现代禅诗流派的诗人们也是努力依着这些观点去实践的，关于这些，我在2010年的《现代禅诗是中国汉语新诗发展的终极走向》一文中，有着详细的解说。
烦恼生菩提。无须悲观，无须迷茫，当下诗坛的混乱，只是在提示人们中西诗歌局部的不兼容。而对于这些不兼容因素，我们完全有能力用适当的方式加以改造，使其融入我们的传统，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时代，是中国诗坛转型的时代，是中西诗歌深度融合的时代，是百年汉语新诗即将走向成熟的时代。
在这个大时代，中西诗歌巨大差异所造成的无常变化，带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创新机会，这是新世纪诗人们大有作为，大展才华的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中西诗歌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带给了中国诗歌一个全面复兴的机会，我们相信，融入了西方优秀成分的中国诗歌，必将会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蓬勃的面貌！
2011年10月于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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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6 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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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7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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