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坛的腐败诗人的堕落及其方向
诗歌的发展史，我们远的不谈，就从新文化运动的新诗说起。
从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开始，到郭沫若“诗之精神在内在的韵律……诗的本质，不再乎韵脚的有无……打破诗的一切形式……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倒正是新诗的一个很大的成就。”
对诗本质追求，主张诗歌脱离外在形式追求内在本质。提出对待新诗“表示它的工具用外在律也可，若不用外形律，也正是裸体的美人。”
诗歌裸体化，这就是我们后来冠以自由体的裸体诗。从郭沫若主张将诗歌的外衣剥开，让真正的诗歌直面我们开始。那些像诗披着诗歌外衣的非诗，就像人被剥光了衣服，是不是人，能让人一眼认出一样。非诗被剥光了韵律等外在律的时候，裸体的诗和非诗我们一眼也就可认出来。这次文学革命，将诗歌以裸体的方式进行表达，一直延续到现在。她在我们的生活中从开始遭到人们的抵制，到后来被人们逐渐的接受，可以说是诗歌史上的一次“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是中国诗歌革命史上的一次大事。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促成了诗歌第一次革命，这种革命是表达方式上的。那么第二次革命就是思想内容上的。穆木天说：“我们的文艺，是用着推动革命的……（诗歌大众化是一种）政治革命的手段……（用诗）去打碎帝国主义加在我们身上的铁链，去鼓励全民族的抗战建国的战斗情绪。”任钧说：“古今中外所有的诗篇，都可以说是政治诗。”杨骚说：“文学是为社会服务的……诗人作诗不是为自已陶醉用的，而是奉献社会的。”肖三说：“（新诗）真正普遍流传成宣传鼓动有力的工具”李广田说：“必须强调诗的政治效能。”劳辛说：“诗要想完成战斗任务，我们宁可强调诗的思想性。”亦门说：“诗，乃是一个时代的号角，乃是四万人民的喉舌，而诗人则是时代和人民的儿子。”尹在勤说：“写诗立意，不要象酿酒那样，去考虑它的浓度，如何才能让人陶醉。而应设想制造炮弹那样，考虑它的实战性能，好让前沿的战士用它冲锋陷阵……写诗是为了战斗，而不是叫人沉醉。”谢冕说：“那种如机枪扫射，如军号凌霄，以朴素粗犷为主要特点的用豪壮的语言直呼而出的枪杆诗、快板诗应该受到激赏。”田间说：“我要使我的诗成为枪——革命的枪。”王亚平说：“抗战时期，诗歌在国统区，解放区均出了大量的诗，规模之大，甚是惊人。使中国诗歌出现了几大惊撼历史的特点，那就是革命性，民族性，群众性。”这一时期郭沫若也提出：“诗歌应该是犀利而有效的战斗武器，对友军是号角，对敌人则是炸弹……写诗人要有严峻的阶级斗争意识……通过诗歌鼓舞在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上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诗歌在这时真正走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路上去了。中国的诗坛在这一段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专制的诗歌政权。
在中国“文化大革命”过后，新一代年青人开始表现出对那个时代“假、大、空”的教条诗歌的不满，而让诗歌从思想意识上产生出回归。从“大我”又回到“小我”中去。重温抗战以前，回到那种“自我意识”中去。这时的北岛、舒婷和顾成们走在了最前面。从邵燕祥：“只歌颂光明太单调了，生活复杂得多。”邹荻帆：“一个人是一朵不同的鲜花，只要有创造的诗人，就可说是一家，就是一个流派。”闻山：“诗不能只当‘冲锋号’和‘鼓角’人们还应该从诗中听到‘大提琴的深沉，小提琴的清丽，单簧管的欢快，以至带点巴松的忧郁’……诗是战鼓，也是琴音，是人民愤怒的雷霆，也是染绿春苗的漓江春雨，是年轻妈妈们的催眠曲，也是烈士悲壮的歌。”到流沙河：“个性是诗的生命……诗人不要赶时髦而要忠实于自已的感受，不要怕戴标新立异的帽子。”给中国诗歌第三次革命从外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九八六年，在徐敬亚的领导下，《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了一次中国有史以来较为客观、最为民主的诗歌大展。这次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较为客观的再现当时诗歌繁荣盛况的壮举。使《诗歌报》，也使徐敬亚一同载入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史册。
历史是客观的，因为历史不是人写的，而是以事件和史实为依据的。对于《诗歌报》和徐敬亚的评价，我也是从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有关刊物上得出结论的。在二千年头期的《诗刊》上，我就看到当时《诗刊》上载的一个对诗歌刊物的民意调查表，表上第一排的是《诗刊》，第二就是《诗歌报》。其实在八六年《诗歌报》创刊之前，中国的诗歌刊物已有《星星》、《诗林》、《诗神》、《诗选刊》等诗歌刊物。《诗刊》如果不是国刊，而是省级刊物，通过民意调查排名，我看要排在《诗歌报》前，可能也是问题。《诗歌报》为什么影响大？不能说跟那次大展没有关系。
而徐敬亚更是因那一次神来之笔将自已牢牢地拴在了中国诗歌史上，我不止一次在报刊上读到八六年诗歌大展被各类出版社出版各种选本的消息，这些选本无一例外的会记录下徐敬亚当时的创举。还有更多各式各样介绍徐敬亚的文章，无一例外的都以他那次大展为主调。据说徐敬亚也写诗，也写诗评，诗论。但客观的说他那些东西在中国浩如烟海的诗坛上太平庸，也太不起眼了。所以至今没有一个读诗的人和写诗的人能记得他写的诗、诗评及诗论。徐敬亚在中国诗坛上能够永垂不朽，是缘于那次大展使他成为了中国诗坛上最优秀的诗歌编辑。
其实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诗歌编辑，得到世人的认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前几年，以梁平为领导的《星星》诗刊，也摸仿当年的徐敬亚来搞了一次大展。结果，后来招来骂声一遍。到后来，几乎没有人还记得是搞了什么样一个大展，实际上这个大展在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看来，更象是一场闹剧，一个笑柄。
中国诗歌经过第三次诗歌革命以后，可以说诗人们从思想上得到解放后，诗坛腐败也由此而产生了。因为时至如今，中国诗坛还是在专制制度下生存的，在“文艺为政治服务”时代，诗歌有自已选择的标谁和尺度。而第三次诗歌革命以后，这个标准丢失了。编辑们在选诗的时候，说是标准放宽了，但太宽的结果是，容量大了，也找不到目标和方向了。这就只有看名头，唯名是选。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是，有生杀大权的文字审判官们，有了腐败的理由。
在中国诗坛，诗坛权威们的诞生也是一个颇为蹊巧的途径。他们大多不是以自已的诗歌和诗歌理论在诗坛上获得公众的认可而成为权威的。而是以某种不可告人的暗箱操作方式象娱乐明星一样，靠频繁的在诗坛上亮相而获得这些荣誉的。
所以，在当今诗坛上活跃的诗人和他们的诗，一个喜欢诗歌的人，能读诗懂诗的人，现在能读到几首能够让他从内心感动的诗？
中国不是没有好诗，不是没有优秀的诗人。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没有好诗，看不到优秀的诗人，只能说明我们现在这个诗坛上充满了腐败。当那些掌握了生杀大权的文字审判官们在进行礼尚往来的腐败交易中，得到了他们理想的物质需求后，为了满足他们以后日益增长的物欲要求，他们不可能在腐败中止步不前，从而回头是岸。
诗坛有了腐败，在腐败圈子中生长的诗人，接下来顺理成章地就堕落了。因为他们一旦将诗歌作为了他们走向其它途径的敲门砖后，诗在他们心中也就不那么神圣了。只要能利用诗歌给他们在生活中带来更多的实惠和方便，他们就不怕亵渎了诗歌原先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于是，他们便可以张口就来诗了。也不管这个诗是不是合乎诗的规定性的限制。
是谁给了他们这么大的权利，毫无疑问是我们诗坛的专制制度。
当这些诗人们成了权威，站在诗坛上有了唯我独尊的地位，掌握了在诗坛上的话语权的时候，他们就以创新为恍子，将诗歌糟蹋得象大街上站电线杆子的娼妓，在语言的世界里任人蹂躏。
不错，诗歌是需要创新。但创新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的艺术界在前卫艺术领域取得了成绩，在国际艺术界得到了认可。那是谁取得的？是那些“丢了好工作，去当盲流。”是那些放弃吃国家体制的饭；是那些离开家乡千里迢迢地跑到圆明园、宋庄来，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生活的自由艺术家们。
我们那些在诗坛专制制度下受册封的诗人们，他们在通过诗歌获得了诗歌以外的他们想获得的物质生活后，他们对“诗外工夫”也就越离越远了，没有生活的撞击，优裕的物质生活使他们过上了普通人标准的幸福生活，但正象汪继芳说的一样：“幸福的鸟儿是唱不出歌来的。”他们在物欲文化中，感受着普通人的幸福，写着普通人写的分行句子，诗人灵感早已消弭怠尽，他们唯一能够骄傲的，就是在诗坛腐败的权利。
这使我想起了苏非舒，一个渴望在诗坛上获得成功的年青人。为了诗歌，从人大的校园一路颠簸到花家地。还是为了诗歌，又从花家地一路跌跌撞撞的到了宋庄。在宋庄他总算找到他所追求的后现代诗歌最好的表达方式，而在“诗歌保卫战”中一举成名。
在苏非舒眼中的后现代诗，诗中过去的很多语言就象他穿着那些多余的衣服一样，得一件件的剥去。但诗歌的语言文字要剥落到什么时候，才不会成为后现代诗的累赘。这可能正是后现代诗人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
中国诗坛在网络时代，正一步步走向没落。网络的民主化使现在专制的诗坛在民主的进程中越来越孤立，越来越感到临近世界末日式的恐惧。当现在网络的民主化让大家都有了话语权的时候，那种貌似强大的诗坛权威们，拿着他们权威的架子来吓唬人的时代也就过去了。我们靠传统传媒支撑起来的诗坛，现在如果还不及时调整你们的方向，让诗坛回到公正的位置上来，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所唾弃。
南山匹夫作于200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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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27 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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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6-28 2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