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那个与女神结了婚却又孤独守在人间的诗人
雷平阳，诗人。1966年秋生于云南昭通，现居昆明。2010年鲁迅文学奖及多个诗歌大奖得主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2014年12月28日
云南诗人雷平阳曾这样描述自己：“石头的模样，泥巴的心肠，庄稼的品质。笑起来，厚厚的嘴唇像石头开裂；不笑的时候，嘴巴荒芜，鼻梁落满白霜，小眼大雾茫茫。我从来不用额头思考问题，但皱纹一层叠一层，头发悄悄变黄。我知道我皮肤的漆黑，像有一片不变的夜色把我与世界隔开，所以我怕太强的光，所以我一直身体向内收缩，像个患了自闭症的诗人，默默地生活在故乡。”
默默在云南生活了48年的雷平阳，最近又推出诗集《基诺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2010年以来《云南记》之后的大部分诗作，这是他又一部让诗歌“在场”的结晶。
这些年，雷平阳的诗越来越受到关注，他也拿下了大大小小不同的文学奖。在某一次的获奖词中，他说：“生死有艰险，乡愁无穷尽。这些我身边的生活画卷足够我写作一生。为此，我深知，作为云南这片土地上，像一棵树一样的生长者，我的写作，永远没有高高在上的时候。如果诗歌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像一座殿堂，它应该修在山水的旁边，村庄的大树下，人们触手可及的地方。”
诗歌不是高高在上的，雷平阳也不是。他温和、敦厚，远离各种流派、是非之争。对于文坛上的很多事，他只是淡然一句：“人都自有因果，我不关心。”
他是个老派人，至今不用电脑，在儿子的帮助下才学会了用微信，平日习惯用钢笔写诗，用毛笔写信。除了写诗、写散文，他还写得一手好字。贾平凹说雷平阳的字，“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有拙正、庄重的味道，所以在他的笔端，常见方笔，他的笔是定得住的，意到，笔才到，入了一种境界。”
前不久，雷平阳的书法展“山水课”在大理展出，策展人是客居云南的诗人潘洗尘，但展览并不针对市场，更像是朋友间的雅集。他和诗人李亚伟、树才、赵野等人齐聚一堂，饮酒论诗。“我拜山水为师，听命于山水，认为山水间有不朽的教堂与课堂”。
若干年前，雷平阳曾说：“我希望能看见一种以乡愁为核心的诗歌，它具有秋风与月连的品质。为了能自由地靠近这种指向尽可能简单的艺术，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若干年后，雷平阳继续在写，“雨林中的基诺山。人、神、鬼共存的基诺山。”
对于雷平阳来说，诗歌写作的难度，是如何将“现实”变成“诗歌中的现实”。在他看来：在“现实”中，我是那个与鬼谈恋爱的人，在“诗歌中的现实”里，我则是那个与神山之上的女神结了婚却又孤独守在人间的诗人。
对 谈
我一直不认可 “地域性”这个概念
羊城晚报：无论是《基诺山》还是《云南记》、《出云南记》，这么多年来，您一直在写云南，能否谈谈您对云南的感情？
雷平阳：故乡或者他乡，对于诗人来说其宽度和重量是一样的。我不是一个只为某片土地而写作的诗人，“云南”在我的诗歌中，它是语言、情怀和时空的背景，不是写作的标的，更不是审美的终点。从《云南记》到《基诺山》，有着对情感根系的寻找与持守，但主要还是为了让诗歌及物、在场。我们曾经长时间地受制于观念，却一直缺少从内心生出的有感而发，仿佛诗歌真的必须虚无缥缈。在“云南”生活了四十多年，故乡、亲人、山水以及多元的文化，我受其恩，感其德，视其为地平线背后的天国，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即使老死在那儿，你一定要相信，对它而言我仍然是一个过客。
羊城晚报：人们喜欢说您的诗歌具有某种“地域性”，但换个角度，如果将诗歌里的地理坐标换成别的地方，诗歌也完全是成立的。从这个角度说，您的诗似乎又并不是地域性的？
雷平阳：我一直不认可地域性这个概念，尤其不认可用来对应“全球一体化”的所谓地域性。我们需要警惕的是，在诗歌界，有的自认为具有“世界性”的诗人，他们总不遗余力地把另一些生活在“小地方”或写“小地方”的诗人划入“地域性”，借以说明他们才是诗神的特选子民。
以前我也认为诗歌领域是一片净土，渐渐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大超巿和名利场。我认可这现实，但我不认为贩卖舶来“奢侈品”的人就有权力贬损销售大米的人，当然，销售大米的人也无权去挑衅任何人。
人人都看见了灾难 却装着没看见
羊城晚报：您在《基诺山》的序言中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偷渡客。价值观、文化观、审美观，我所奉行的往往就是我内心反对的，而我真正以文字竭力捍卫的东西，却连说出声的勇气都早已丧失，我的身份缺少合法性、公共性和透明度，总是被质疑、被调侃、被放逐”。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特别触动，这似乎不仅是诗人在当下的某种困境，也是整个社会面临的巨大难题。您能否再详细谈谈？
雷平阳：首先要说明，在诗人的眼中，诸如黑暗、暴力之类的概念，它针对的是人类共有的文明，不指向具体的国家与政权，惟其如此，诗歌也才会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和永久性。
《基诺山》这本诗集里，我的愿望是将基诺山作为我写作的可以坐实的场域，彰显生存困境。我们所经历的精神与物质生活，放到一座人鬼神共生的山上，不是为了缩小世界之悲，也不是为了审判，而是为了找出它们之间的秘密通道和神秘关系，继而发现颠覆、衍生、毁灭的反人性的一面，同时又挖掘出人们内心隐藏的、不便直接表达的悲心与忏悔。
“偷渡客”，我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思想与身体，都已经离开，却又发现自己被留存在了现实的哈哈镜里。我们的现状，越是恶心的东西越可以大行其道，摆到桌面上，而那些圣洁的、我们共同向往的东西，却被抛弃和埋没。人人都看见了灾难，却装着没看见。人人都参与了对美的追捕，却又谁都不站出来承认。拷问，审判、反思，是应该的，更多时候，诗歌可以魂不守舍，但现在则应该主动加入。
类似的困境，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存在，反对它，以前的诗人在做，我也不想置身事外。我不喜欢象牙塔，我就喜欢荒野和现场。有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当代汉语诗歌，观念流派太多了，缺少的是质地坚硬的真诚的书写，没了血性与生命力。
羊城晚报：很多1980年代写诗的人中途就停笔干别的去了，但您一直在写，没动过别的念头吗？
雷平阳：去了来了，风流云散，一切都自然而然。有人离开，有人死守，诗歌写作的人群一如其他人群，“变”乃是唯一不变的东西。我有过离开的念头，这念头不强烈，也不持久，便留了下来。留下来的时间久了，人事也就荒芜了，也就不想离开了。
再寂静、再破落的寺庙也得有人守着，否则庙寺也会成荒山，无庙了。相信很多诗人也如我想，所以诗歌界仍然香火袅袅，不因谁走而荒凉，也不因谁加入而鼎兴，常态、常形。
读者少了？
这是个滑稽的问题
羊城晚报：经常有人说，诗歌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但是“作家们其实还是在为文学忙得不可开交，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麦家语）。文学活动似乎越来越多，但真正静下心读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您怎么看？
雷平阳：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是会死的，文学却肯定不会死，谁给文学送过终、当过守灵人？没听说过。在写作上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对文学的生与死问题却持乐观态度，我不认为这个时代是文学万劫不复的年代，人类历史上比现在更不堪的年代太多了，文学不也存活下来了？
至于读者少了，更是个滑稽的问题。我的书卖不出去我就说读者少，怎么没听金庸说读者越来越少？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怎么也不说读者少？读博尔赫斯、托尔斯泰的人肯定是少数，干吗一定要强求？如果我让自己十一岁的儿子读卡夫卡、普鲁斯特、萨特，读屈原、杜甫，读残雪、马原、顾城，我认为是家庭暴力，他就该读安徒生。我们别犯酸了，也别自以为是了。上个月我去法国，见到的法国作家都说，法国人都在抢读萨科齐老婆写的畅销书，莫迪亚诺得了诺奖，书的发行顶多也就几千册。
羊城晚报：我有个感受是，诗人之间的交往似乎比小说家们显得更为紧密，关系也更亲近，各种诗歌活动很多，民间诗刊、民间诗歌奖也不少。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雷平阳：由古及今，诗人的交往都是诗歌史中最温暖的章节，都是些相对透明又怀揣火焰的人，在一起自然就会产生激情与光芒。互联网时代的确方便了诗歌的传播，对此我是持肯定态度的。
羊城晚报：您现在还是不用电脑写东西，只享受写在纸上的触感？
雷平阳：我不讨厌电脑及互联网，但我讨厌用电脑写汉诗。汉字会意象形，是活的，我迷恋手写。
羊城晚报：不仅写诗，您的书法也颇为人称道，其实诗歌创作和书法之间，是否在本质上存在某种共通之处？
雷平阳：诗歌和书法在汉语传统中都是古老的技艺，两者都是为了让汉字活过来、美轮美奂。一些诗歌和一些书法之所以像模像样却又不忍卒读，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些汉字是死掉的，作者没有让它们借尸还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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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28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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