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的诗歌与疏离的诗歌》
■方文竹
我们在经历诗歌、谈论诗歌时，诗歌是一种对象化的存在，但它同时映射出我们自身的回光返照，或说它暗示了一种主观立场。诗歌因此失却了它的自然本性，失却了按照某些先在原理的具体化的发展过程，诗歌从而成为我们的诗歌，进入被支配、被肢解、被塑造的动态流变中，诗学从而成为诗阐释学，诗学立场成为文化立场的附属物。这样，在观察诗歌的视界中，诗歌的性质、功能、价值、准则、史学意义等等变得游移不定、闪烁其辞。我们无从评价诗歌，然而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评价诗歌，但几十年来对新诗的“评价”几近于“争鸣”，以至一些专题研究无法坚持到底。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失语状态。
如果说诗歌言说的困难在朦胧诗时期还处于起始阶段（“看懂”与“看不懂”的争鸣），那么在经历了后朦胧诗、文化诗、新乡土诗、校园诗以至西部诗等等之后，诗歌言说的困难已是覆盖诗坛表象与深层的普遍性焦虑。新诗似乎被逼到了重新审视、重新定位、重新还原乃至寻找一种新的诗歌原则的绝境。但是，事与愿违，诗越来越扑朔迷离，诗学越来越多元化和各自为阵，一些问题似乎被抓住了，但实质上却越跑越远。笔者不禁要问：任何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它的本质，目前的诗歌现象的背后又是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诗学规律呢？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这个规律，而在于你在什么样的背景、状态和时空坐标中、运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来寻找这个规律。
“寻找”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像谈论任何事物一样，我们总是在当下的语境里谈论诗歌，即在诗歌的上下文（时间？时代？风俗/地理背景？传统/现代？中国/西方？风格变异史？）位置上理解与评判诗歌。这样一来，我们是否先在地既敞开又遮蔽了诗歌的本真状态？或者说，真正的诗歌在我们面前变得摇摆不定、无从谈起。于是，诗歌发展的内在驱动迫使我们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谈论诗歌如何可能？具体化就是如何选择看待诗歌的视点。在目前不同的诗歌作品、诗歌评论、诗歌现象和诗歌事件中，只有两种观察诗歌的视点（诗歌言说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弄清这两种诗歌及其视点），即语境的诗歌与疏离的诗歌：语境的诗歌将诗歌置于诗歌史（传统）尤其是某个时空坐标中的诗歌现象的巨大阴影中，在已有的诗歌中进行互文性的创作、解读与评价。如口语诗对隐喻诗意象诗的反动当然是新鲜的，但口语诗时间一长，隐喻诗意象诗对口语化的悬搁也是新鲜的（正如朦胧诗对标语口号诗的反动与悬搁一样）。疏离的诗歌从近期诗歌的系统中抽出而与巨大的诗歌传统中的某些元素进行对话与借用，它直接面对诗歌本身，最大限度地疏离了同一时期（尤其是流派）诗歌与诗歌之间互相影响的关系，即将诗歌文本孤立起来解读，从而追求一种共同性、互通性、普遍性乃至永恒性的文本存在。当然，疏离的诗歌不可能排除已有诗歌传统的“影响的焦虑”，但这种影响和制约只是在潜意识下进行，谈论这种诗歌时可以忽略不计。疏离的诗歌追求普遍性主题，例如爱、生、死、欲、自然、神、“原罪”等；恪守一贯的美学原则，例如意象、抒情、“诗家语”等。比较起来，两类诗歌各自批量生产出：
语境的诗歌 ： 疏离的诗歌:
流派，群体，主义。 好诗，优秀的诗，风格诗。
报刊。 书籍。
文学史意义。 无法归类的边缘性诗人。
革命性。 保守性。。
职业批评家。 读者，文学史家。
微观视野。 宏观视野。
历史虚无主义。 文化优胜论。
由于商业背景、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审美因素与艺术自身的内部发展规律所致，新诗正遇上人们所谓的“沉寂期”，在求索中徘徊。其间也不可不看到一种“繁荣”景象：“时期”诗人满街走，即一个时期流行一些诗人，而另一些时期的诗人则缺席。一个比一个新奇，一个比一个花哨，整个诗坛简直像一座跑马场。这些诗人的“pass”叫得震天响，并且喜好以“实验者”“创新者”“革命者”自居，后面跟着以“细读”为乐的“批评家”。其实，在被称为创新的诗人中，很多来自外国诗的“移民”。问题是，这种语境的诗歌其革命性意义何在？我们知道，中国新诗仅有80余年历史，一直处在探索阶段，加上建国后意识形态因素的横加干涉，使得新诗发展的背景变得复杂起来，一种属于诗歌公共空间的规范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这样，外国诗的“中国版”也好，消解现有诗歌范式也好，“知识分子写作”“个人写作”也好，都是一种“不同的”诗歌及其诗歌观念，都以自身的界面来抢占令人目眩的诗歌地形图。如在“好诗”满天飞的状态下，一位批评家在一次诗歌会议上不无幽默地认为，诗人要学会如何把诗写得不好。于是乎，伊沙类后现代文本应运而生，大行其是。对于这类诗的解读必须熟悉当今诗坛，理解诗歌的发展脉络，否则，一些诗如莽汉主义、非非派、伊沙等将被读成“非诗”。有意思的是，有些诗人以写作“非诗”为荣，并认为“非诗”也是诗。种种事实表明，如何对待语境的诗歌，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因为语境的诗歌好比踩钢丝，稍有不慎便误入歧途，它容易滋生这些：名利之徒，江湖帮派，快餐文化的变种，一次性制作，美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者，诗艺上的暴富，“拾垃圾者”（本雅明语），不合时宜的妄想狂，等等。请注意，我所运用的这些词语，其涵指并非全是贬义。因为，我们不能太为难语境的诗歌了。作为中国新诗的殉道者，在“生存之重”的背景中，语境的诗歌承受着更多的悲剧性实属情理之中。
语境的诗歌仅就中国诗歌（史）话语系统之内而言，即语境的诗歌所怀疑、破坏、拆解与革命的对象，不得不是中国诗歌主要指新时期后新时期诗歌，而他们的精神资源、取代物与“急需用品”则是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为什么语境的诗歌仅把自身的革命火种投进中国诗歌，而不投进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并把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写作当作进攻中国（新时期、后新时期）诗歌的武器？当然，也有少数诗人运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楚辞、唐诗、宋词、玄学、山水诗）在当代诗歌中制造一种紧张、分裂与再造的关系，但总的看来收效甚微。至此可以质问：语境的诗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诗歌？其坚守的诗学原则又是什么？甚至可以说，语境的诗歌是不是一种改装了的或变相的后殖民诗歌？
疏离的诗歌也有其诗歌背景，但她显然是大背景，即整个人类文明的积累与当代生活本身。对于疏离的诗歌而言，传统既说明了什么，又没有说明什么。它对传统坚持“选择的批判”，持文化优胜论。这类诗歌消解了“文学史”的先在结构，把诗歌文本从专业批评家的手里解放出来，置入宏大的接受系统内，它让个体的写作成为可能，通过偶然的写作行为抵达必然的人类学本体论之途。疏离的诗歌所面对的是一个空无之境（针对诗歌写作的心理状态而言。诗人所吸纳的人类文明成果已潜意识地融入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它所创造的大诗（指诗歌的极致/极限状态）是一个诗人的全部经验的构成，即全息性、包容性、选择性的诗歌，大解、西川、沈苇等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他们的努力已初见成效。
疏离的诗歌的成功必须坚持两重超越：一是历史—文化层面的超越，即超越历史—文化的具体语码和权力操作对诗歌文本的压迫与侵入，从而让诗歌走向诗歌本身。当然，诗歌与其它艺术完全摆脱历史—文化层面是不切实际的，而是说，诗歌在运用与表现“历史—文化”时，“历史—文化”已属于诗歌的血肉或成份了，而不能像口号那样成为真正的非诗。二是诗歌传统的超越，即在容纳、继承全部传统（博采众长）的同时有意识地选择传统（为我所用），并大胆地创造新传统，在消解了“历史之累”和“传统之累”之后，疏离的诗歌需要新的元素的撞击（靠近语境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稳定的结构及其亚稳定结构，从而让诗歌写作真正成为诗歌写作。
一个时代总是选择这样的诗人作为一代诗人的杰出代表：把一种诗歌文本弄到极致状态。这就要求语境的诗歌与疏离的诗歌的紧密结合，让两种诗歌之间构成一种互补互动的关系（本来，语境的诗歌与疏离的诗歌的区分只就相对意义而言）。如语境的诗歌为疏离的诗歌开辟了成长的道路（没有朦胧诗，哪有后朦胧诗），而疏离的诗歌吸收语境的诗歌的成份（话语新元素）而壮大自身，否则，疏离的诗歌就会使自身合合僵化起来而停滞不前。这使人想起两位大师级诗人：郭沫若与艾青。前者以自己的创造风范和稚嫩诗风（包括胡适等，以白话诗反对格律诗）屹立于新诗的奠基期，后者以熔铸百家的艺术视野和高超的表现力领冠于新诗的发展期，同时扫荡了新月派的形式主义倾向。历史都记住了这两个光辉的名字。可见，优秀的语境的诗歌正因为其“语境”而具有“历时”的特征，其文本粗糙、鲜活、始源、个别性突出；优秀的疏离的诗歌因为其“疏离”而具有“共时”特征，圆满、成熟、囊括、普适性明显。令人困惑的是，当今诗坛的“圈地运动”所实行的争夺话语权总是混淆了一些基本的美学公设。例如作为语境的诗歌中的一种，不能总是提倡和鼓噪所谓的“先锋诗歌”并把“先锋诗歌”当作自己的专利。其实，“先锋”并非仅仅是“实验”和“怪诞”，而是贯彻诗歌史始终的一种诗歌精神，昨日之先锋成为今日之古董，相反，昨日之保守成为今日之激进皆属正常。另外还有语言问题，一些诗人喋喋不休，似乎只有自己实现了语言，殊不知，语言问题正是一个永恒的诗歌问题，而语言正是当代人所陈述的。因此，语言应该是语境的诗歌和疏离的诗歌共同努力探究的对象。
九十年代中国新诗失却了轰动效应（其实轰动效应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话语对待诗歌话语的侵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正如一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诗歌写作已进入了真正的诗歌写作阶段：沉静、从容、属诗的诗歌写作。在“个人写作”（其实是独立写作）的背后是统一法则的建立，也即在语境的诗歌与疏离的诗歌的统一之后，有人呼吁“经典写作时代”的到来，这将结束长期以来诗坛上的无序与割据状态，从而达到真正的写作自由与创造至境，并参与国际诗坛的对话、产生世界级汉语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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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3-26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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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12 1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