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诗人”小北访谈
《诗歌周刊》：
祝贺你当选《诗歌周刊》2019年“年度诗人”！请简要谈谈个人的诗歌写作。
小北：
首先感谢中国诗歌流派网，感谢《诗歌周刊》，感谢参与年度诗人评选的各位编辑和评审。
早在20多年前，自己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对文学多是出于自发。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好，作文常常会被当作习作范文来读，也是因为自身太过内向，往往只能是写好了在台上腼腆地念出来。现在也一样，我最怕上台说话了，一说话就紧张，一紧张就忘词。倒是写作，可以让我静下来，把想说的，尽量说出来。写诗，是写作中一件费心事。有的人说写诗最省事了，寥寥几行，洋洋洒洒几下就成了，其实不然，我最先对诗的认识或对写诗的认知是出于文字的热爱，当然，也不单纯是对文字热衷，而是想通过文字去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有的人能说会道，我不会，所以我选择写。写诗的冲动最初是与爱情有关的。我刚才说过，我在学生时代腼腆，那时候喜欢姑娘，写纸条就是最初写诗的样子。我记得我写了两年信，给一个姑娘，用诗意的话。当然我不是为自己，是替我的一个朋友，他那时认为我写作文好，写情书也一定行，于是从替他写第一封“情书”到两年后他与他心爱的姑娘走在一起，我写“情书”的历史才宣告结束。那是最青葱的岁月，文学给了我沉迷的力量。
毕业后，或者说我朋友和他心爱的姑娘走在一起之后，我“写作”的生涯就中断了。2013年至2015年，我专心创作长篇小说《向小北向北》，这部现实与魔幻相交的小说，断断续续花了我两年空闲时光。也是在那段极其苦难的日子里，我人生的低谷期，我学着从文学中找寻人生的勇气。现在想来，文学或者说文字带给了我无限能量。后来，真正接触诗歌，或开始写诗，是在看到刘年的诗之后。
刘年是我们湖南湘西人。在朋友圈，无意中读到他的诗，突然有种着了魔的感觉。原来诗歌还可以是他写的那个样子的，这是我真正爱上诗歌的开始，那是在2017年春天。2017年到2018年春天，我写了一年，还是那样，直抒情怀，无限的意象堆积，好想用修辞，好像诗就是修辞来的，一直想着突破。201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到中国诗歌流派网，开始在中国诗歌流派网上发布诗歌。我的感受：在这样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平台上，你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后来，也就是2019年初流派网被停，我又意识到，有一个开放、自由、向上的诗歌交流环境，是多么不易。
我在流派网上一写就是两年，这其中也得益于流派网的诗友和读者们给我的指导和建议。通过发贴，读者给我反馈信息，我知道我诗歌的问题在哪。当然，也不是一味地去迎合，我写诗更多的时候是关注自己的真实感受，或事件的真实面貌。我一直认为，我们看到的和我们听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写诗，或者说诗真正要解决的东西，就是无限去接近真相。
《诗歌周刊》：
你是怎样知道中国诗歌流派网的？什么时间注册为会员的？在中国诗歌流派网论坛发帖、交流有哪些感受？
小北：
我关注到《诗日历》，2018年，那时候觉得里面的诗是我喜欢的。朋友圈有薄小凉的微信（我至今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加她微信的）。《诗日历》也有薄小凉的诗，我蛮喜欢的，于是问她怎样往《诗日历》投稿（我原本以为所有上稿都是要以投稿的方式），于是小凉告诉我要在中国诗歌流派网上发贴。我于是在2018年5月注册了中国诗歌流派网，以“小北”的名字，那时候还不知道，就是这样随意地为自己取的一个笔名，竟然要（我预测）伴我终身了。现在我朋友圈的人，我的朋友，都叫我小北，连我朋友的小孩，四五岁的娃娃，也叫我小北，没有加叔叔伯伯之类的。倒是有一两个人，叫我老北的，我不爱回答，我想她们是把小和老看成了重要的字，而我看重的是“小北”这个词组。写诗，会让人有一颗不老的心。小，代表我依然关心、关注那些已被成年人忘却的事物，我称之为梦，或梦想，即：我还能找寻“北”这个梦。
在中国诗歌流派网论坛发帖、交流，我觉得正是一个诗人或诗歌交流的理想状态。在这样一个草根也好，名家也罢，都可以自由展现的平台里，诗，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在这里我想引用徐敬亚老师在《华语诗歌双年展（2015-2016）》序一中写的一段话：
“有人夸张地说，中国的诗歌奖项比中国的诗人还多。此起彼伏的诗歌节比一年365篇日历还厚。堂而皇之的诗人盛会，吊满了诗的招牌，却绝口不谈诗歌。像一本又一本连塑料皮都没有拆开的诗集。会议越开越滥，诗却被高高挂起。如同一个荒诞、热闹的肥猪市场。出场的都是著名的猪、著名的饲养场和著名的屠夫与美食家，人们却不再关心猪肉的滋味。当下的诗歌活动，不是由诗的愿望演变出来的，而是由钱变成的。当诗被假模假势地请上了主席台，当诗成为一条条大红的横幅与并最终落笔为年终的文化政绩，诗会与诗奖便像流水线一样增加着这个国家的诗歌GDP。诗人，或是著不著名的猪们，已经不再重要。流水线设计完成后，每个席位上需要填补的只是一个必要的姓名。只要学会点头，学会握手，学会鼓掌，再练习向领导敬酒的本事，任何一位稍有年纪的农民工或电子厂女工稍做改装后，足可成为大爷、大妈式的嘉宾。”
但是在这里却不同，中国诗歌流派网，关注的是诗本身，这有多重要，多值得诗人朋友们庆幸。并且，《诗歌周刊》自2012年创刊以来一直倡导“干预诗歌”，这种鲜明的风格，鲜明地提示现实也正是诗所要真正具备的品质。我想诗之所以叫诗，也正是它这一品质所决定的。流派网有这样的土壤，让好的诗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这个时代，什么时候诗能回归文本，关注诗歌本身多过于关注诗歌附加的东西，诗，就可以真正百花齐放了。
《诗歌周刊》：
《诗歌周刊》2012年创刊以来一直倡导“干预诗歌”，我们同时看到，鲜明揭示（干预）现实与专事诗艺经营常常各有长短，你更偏向哪一种？结合你个人的作品，请谈谈两者有没有统一起来的可能？
小北：
前面我也提到过，我更偏向于“干预诗歌”。我对“干预诗歌”的理解是：鲜明地揭示现实。但鲜明不是准确描绘，准确描绘并不等于真实，描绘可见的东西并不说明诗人的独创，要把不可见的东西说出来，才是我要说的诗。正如《干预诗派简介》所言，“新诗潮干预诗歌伴随思想解放运动而生，是率先觉醒的一代诗人，对时事、时事背景、历史事件进行独立思考后发出的声音。干预诗歌继承了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敢于触及现实痛处，思索深层原因”。而《诗歌周刊》所倡导和践行的干预之意正是基于关心家国命运甚至是人类发展的情怀和极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公民意识的再启蒙。
我的诗，风格从2019年下半年有所改变，是和“干预诗歌”密不可分的。正如评论人、诗人草树在湖南诗人观察对我的诗作的评论《声音的艺术》中说的那样——张家界诗人小北，写作时间不足三年，迅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之所以说是“自己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一种独属于“我”的纯粹的声音，不为“意义”干扰，是源自于诗人对词语的倾听之后的声音传递，而非诗人在广场上或立法院的意义丛生的发言。——换言之：诗歌干预不是以其演说的方式，而是以其“诗”的声音，诗的感染力。
俄罗斯白银时代伟大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说，“在俄罗斯，只有我一个人用声音工作，而周围全是一些低劣者的乱涂乱抹。”在当代中国，事实上一样充斥着意义的涂鸦，真正“用声音工作”的诗人为数并不太多。这是一个诗人专业与否的分野。任何时代都存在着大量的“意义复制者”、“观念搬运工”和“情怀泛滥者”（草树语）。
小北的诗《写“诗体”要温柔得多》采用叙事方式，讲了一个女人看那些因交通事故或别的什么原因丧生的男女老幼天葬的情景，语调平实，冷静，风格朴素。诗的后段：“她说，看过之后，很悲哀，回到城里，就抱着自己很久没有抱过的男人/男人写诗/她让这诗的身体鲜活起来，摸到后背一块骨头/试着摩挲，超度般”，这是死亡这个古老的哲学母题以惨烈和悲壮的形式给她上了生动的一课——不再是形而上学，而是浸透于当下，因而她做出爱的行动：在那个“诗体”（谐音尸体）背上轻轻的磨挲声，在午夜时分的寂静中，它之穿透力不亚于超度的诵经声（草树语）
值得一提的是，诗，在这里不得不朦胧，或者在我们这个时代，诗通过词的搭配表达感觉，有时又不得不“话到嘴边不可说”。诗勉为其难，只好通过词的异乎寻常的搭配，借多义性暗示、包容这独一无二的感觉，借朦胧求准确。为了使不确定者确定，只好使确定者不确定。这是我的不可为，也许正是诗的最大度之处，由此产生的诗意，或不可说，成了我们取与舍的分界，专事诗艺经营又在这里找到了一点点小小的空间。
《诗歌周刊》：
捷克是一个欧洲小国，却诞生了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哈谢克、赫拉巴尔、克里玛、卢斯蒂格等世界性的作家。在捷克当代作家看来，“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反专制的。”也有人这样描述捷克作家：“写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谎言。”你如何理解和评价捷克作家的写作追求？
小北：
理解和评价捷克作家的写作追求要从两个维度，一是捷克作家对写作的追求是他们自身禀赋的一种体现？还是他们生处的捷克这块国土给了他们不一样的追求？或是两者相交？美国诗人奥登评价卡夫卡曾经说过，“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卡夫卡的小说揭示了一种荒诞的充满非理性色彩的景象，个人式的、忧郁的、孤独的情绪，运用的是象征式的手法。奥登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 就卡夫卡而言，他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
我们看卡夫卡的《变形记》。推销员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甲虫，尽管它还有人的情感与心理，但虫的外形是他逐渐化为异类，变形后被世界遗弃是他的心境极度悲凉。它表现了作者对于被社会同化的内心忧虑。社会发展趋于同化，大众对于成功学理解的单一与成功标准的功利化，使大众趋向于常规，尽力规避风险。大众被他人所谓的成功标准而同化与影响，甚至胁迫的不能自主，成为只对名利金钱追逐的奴隶，从而人纯洁善良的一面彻底被抹灭，人成为非人。《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故事正是人异化为非人这一哲学生存现状。
再看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父亲是钢琴家、音乐教授，当过音乐学院院长。1947年18岁的米兰·昆德拉成了捷克共产党的一员。1948年19岁的米兰·昆德拉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后，经常去听音乐课。后来又到布拉格电影学院读电影专业，并在那里毕了业。迷恋音乐的同时，昆德拉还投入到了写诗的热情之中。从昆德拉的第一本诗《人：一座广阔的花园》中，人们就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当时的捷克文坛，教条主义盛行，公式化的诗歌到处泛滥。而昆德拉的诗却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
我们先不谈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但我要格外提到：1995年秋天，捷克政府决定将国家最高奖项之一－功勋奖授予米兰·昆德拉。他欣然接受，并以书面形式回答了捷克《人民报》记者的提问。谈到获奖感受时，昆德拉说：“我很感动，也许可以说，尤为让我感动的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给我的信。特别是信中的这样一句话：他把这次授奖看作是给我与祖国和祖国与我的关系，画了一个句号。”
难以想象，这个在2010年11月15日，“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外国作家富豪榜以600万元人民币版税收入，荣登外国作家富豪榜第9位的作家，会是一个批判精神如此强烈的作家。也很难想象，被后世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如“荒诞派戏剧”、法国的“新小说”等奉为鼻祖的卡夫卡，其创作生涯里发表的作品并不多，因而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卡夫卡的名言——我永远得不到足够的热量，所以我燃烧——因为冷而烧成灰烬——这也将成为我，作为一个诗人对追求真理的毕生追求。
《诗歌周刊》：
面对当前百年不遇的疫情和扑面而来的“抗疫诗”，你觉得诗歌能“抗疫”吗？如果一定要为疫情写诗，你认为诗人最应该表现什么？
小北：
坦白地说，我觉得所谓的“抗疫诗”不“抗疫”。这段时间，扑面而来的“抗疫诗”让我反感。如果真要全民抗疫，我觉得发几句口号，打几幅宣传，远比几首“抗疫诗”来得实在。或者，别打着“诗”的幌子。在疫情面情，是要全国一心，众志成城，但这个时候，我认为是最要表现“诗无用”的时候。诗人也好，或诗也好，最要表现历史担当，这种担当，不是“县委书记、县长眼眶里织满迎春花的血丝”式的伪颂体，也不是“感谢冠状君，让我们知道我们还可能众志成城”式的漠视生命的假诗。而是正视历史，对生命有最起码的敬畏之情的悲悯之诗。如果一定要为疫情写诗，我希望不要吃“人血的馒头”，不要献媚。感恩，是对生命的感恩；感谢，也是感谢我们是新冠肺炎的幸存者。诗人存在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要让这个世界看起来不那么痛快（如果诗人存在还有意义的话）。诗人永远是那个敢于战胜谎言的人，是精神上的贵族。
《诗歌周刊》：
最后，请谈谈对当下诗坛的看法，以及你对《诗歌周刊》的建议。
小北：
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当下有诗坛。我居住在一个小县城里，在一个小县城里上班，靠工资过日子，写诗也是在下班空闲之后，没有想到靠诗给我带来任何名和利上的收获（我是一名会计）。如果有，也是自己心灵上的栖居或带给读者心灵上的触动。我甚至觉得诗是那个会一心不变的人，她从来都不会抛弃我，只有我，随时准备抛弃她。这是我的不纯粹之处。我是一个不纯粹的诗人（假如我能自诩为诗人的话），从来没有想过会去混诗坛，或是把诗一生写下去。但套用一句动人的流行话：至少我和诗（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是全心全意想要和诗（你）好的。我有喜欢的诗人，比如于坚、昌耀、徐敬亚、灯灯、刘年、张二棍、臧海英、郭金牛……我也在朋友的携带下，从加入市作协，到省作协，到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但我也从没有觉得或认为我进入了或能进入当下诗坛。当下诗坛如果要定义，还是官员诗坛。互联网给了草根诗人一片天空，当然，我相信真正的诗歌会在历史的浪潮中淘洗出来。如果有诗坛的话，让它在它那就好了，我还想安安静静地写我的诗，这在我，在目前是最重要的。《诗歌周刊》目前是诗最好的平台，对于真正爱诗人来说，没有名利之争，进退自如。但写诗需要勇气，也是我们要坚守的了。
对于《诗歌周刊》，我的建议有两点：一是能继续坚持以诗为本，注重诗歌本身的质量，做有态度的诗歌阵地，这一点难能可贵；二是中国诗歌流派网，《诗歌周刊》团队的打造，运营上，要注重更加及时高效，以便更好的为诗歌服务。流派网和《诗歌周刊》不乏优秀的编辑和优秀的读者，更不乏优秀的诗人和评论家，她过去曾经是，现在依然是，相信将来也必将是中国诗人的重镇和中国诗歌的风向标。
2020.3.23 |
发表于 2020-4-12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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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12 20:57
发表于 2020-4-14 2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