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中年人 于 2013-8-26 23:44 编辑
诗人应该进行怎样的担当?——评李以亮诗歌《逆行》
《逆行》/ 作者:李以亮
我是一个面善的人。这一点
镜子和一再向我问路的女士
可以证明。我没有投毒或纵火的想法
我遵循所有的规则
我活了三十余年
遭遇不计其数拳头和语言的打击
鲜有还击。我期望我的女儿
未来是一个有心理承受力
迎接任何不公正和不幸的人
但今天我驾车逆行了
仅仅是出于,对那么多非正常行驶的一点反抗
一、 从诗作文本的张力效应看《逆行》
诗歌的语意和形象归属于诗的外延概念,诗歌的情感和目的(意蕴)则归属于诗的内涵概念。诗歌的外延义和内涵义,构成了诗的张力。外延义是内涵义的基础和工具,内涵义依附于外延义并通过外延义寄寓丰厚的意蕴。最大化地提高诗歌语言内涵意义的蕴藉含量,是诗人们的自觉追求。诗歌语言的张力效应就是在诗歌完成从外延义到内涵义实现增值和超越中实现的(王剑《诗歌语言的张力结构》)。
从诗歌语言的张力结构看,《逆行》没有成功搭建出诗歌张力的外延和内涵的平行意义层面。我们在外延义和内涵义的平行结构中间没有实现到从抽象意义到审美意义的过渡。诗歌的头两句就让人顿住了:“我是一个面善的人。这一点/镜子和一再向我问路的女士/可以证明”。短短三行文字,给读者带来的外延上的面善并没有在内涵上获得增值。一个问号把读者卡在了路中间:“一再向我问路的女士”在现实生活中的表达会是怎样的呢?一再向我问路的女士看上你了?或者她是个疯子? “一再”的含义就是至少重复一次或者无数次的重复!这个问路是缘于诗人“面善”吗?于是第二个问号逆行抵达“镜子”和“女士”。 由于现实生活中的问路具有“一次性”特质,所以一个“一再”使得诗人原想表达的意义在此产生了反作用。
接下来,“我遵循所有的规则/我活了三十余年/遭遇不计其数拳头和语言的打击”。这三句的外延义又一次阻止了内涵义的升值。因为外延义与内涵义的矛盾无法获得统一。一个遵循所有的规则的人会遭遇不计其数拳头(暂且不说语言的打击),这个现象恐怕在地球上是难以找到的了。“所有的规则”包含了合法的规则,非法的规则、无理者的规则和潜规则以及不是规则的规则(譬如老婆大人的口头规则)。美国学者艾伦.退特(Allen.tate)说:“我们可以从字面表述开始逐步发展比喻的复杂含义:在每一步上我们可以停下来说明已经理解的意义,而每一步的含义都是贯通一气的。”非常遗憾,在此我们又一次无法走进“贯通一气”。因为一个遵守挥拳者的规则的人是不会挨老拳的。挨拳打者,必有违规行为。
“但今天我驾车逆行了/仅仅是出于,对那么多非正常行驶的一点反抗”。一般地,诗的结尾应该已经从外延义走到内涵义了。应该完成内涵义增值的展现。可是“逆行是对非正常行驶的反抗”概念彻底地阻断了读者从抽象意义到审美意义的过渡路径。换个修辞来说:逆行是违法的,非正常行驶也是违法的。于是,“违法是对违法的反抗”感念诞生了。但是事实上,“逆行”者以自身的“非正常行驶”,使自己加入了““非正常行驶”行列,成为了“那么多非正常行驶”的行为支持者。这个行为表达的目的已经脱离反抗意义,变成了支持意义。新批评派理论家瑞恰斯(I.A.Richards)认为,一首诗起码可以分出四种意义,一是文意;二是感情;三是语气;四是目的(《实用批评.意义的四大种类》)。从《逆行》的目的意义上看,其内涵与外延的平行产生了坍塌。
二、 从诗作文本的立意看《逆行》
我们知道,诗作的立意是评判诗作价值的主要依据。文以意为主,诗作的立意制约着诗作内容的展开和表达形式的选择。衡量一首诗的质量高低,价值大小的关键尺度在于“意”。立意包括诗作的思想内容,构思设想和写作意图及动机等,其概念的内涵要比主题宽泛的多。意在诗先,这是诗人们不争的要旨。
诗歌文本对立意的要求有四点(百度百科):
(一)要正确、鲜明。正确是立意的基本要求。作为正确,是指所确立的主体反映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符合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
(二)要集中、单纯。主题是统摄全篇文章的总纲,必须单纯明确。
(三)要深刻、新颖。所谓深刻是指所确立的肢体能反映生活的本质及内部规律,能揭示事物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意义。而新颖是指所确立的主题是作者的新认识、新感受,能给人以新的启示。
(四)要积极向上。所谓积极向上使之不能有任何不健康的因素存在。
众所周知,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交通法(规)》。这一部法规的主流是积极的,法规不存在腐败,不存在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的左右。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交通法(规)》是一部不可或缺的行路法则。与其对抗,代价是生命!而驾车逆行则是以生命做赌本的抗法之行,是不正当的行为。除了以自家性命做(自私的)幸运赌博之外,逆行还会对无辜的守法公民造成生命危害。其性质是恶劣的。所以说逆行违法,逆行漠视生命,逆行殃及无辜,逆行破坏秩序等等绝不是危言耸听。《逆行》的立意仅从诗的表达理意上就已经跌入下界了。所以说从诗作文本的立意看,《逆行》是失败的。
诗贵立意,意不高不为上乘。
三、 从借代的修辞意义看《逆行》
有读者说: “《逆行》是一个借代,是一次思想的悖逆。”。我们知道,所谓借代,“指的是不直说某人或某事物的名称,而是借和它密切相关的名称去代替。其中,用来代替的事物叫做借体,被代替的事物叫做本体”(百度词典)。借代和借喻是有区别的。借代重在事物的相关性,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借体和本体之间仍然有直接的关联;借喻重在事物的相似性,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借体和喻体之间就不再有任何关联。
通过四种借代方式主看“逆行”:
1、特征代本体
指的是用借体的特征、标志去代替本体事物的名称。在《逆行》诗中,借体“逆行”的特征和标志是“违法”,借体要去代替本体事物的外延名称是(对交通法规而非非正常行驶的)“反抗”,内涵实际是(执行了外延义的)“违法”。这种借代效果使这一次思想的悖逆进入到了极其荒谬的境地。
2、专名代本体
是指用具有典型性的人或事物的专用名称作借体代替本体事物的名称。“逆行”具有典型性。正是由于这个典型性被天下熟知,所以代替的本体事物在带着“密切相关”的镣铐下无法摆脱其“违法”的象征。所谓“思想的悖逆”与借代之间的关系有较明显的断层。
3、具体代抽象
指的是用具体事物代替相关的抽象事物。“逆行”是具体事物,是具象。“违法”是抽象事物。有人说“逆行”是借“交通行业危机的先兆”来代“社会危机的先兆。”这是很勉强的说法。“交警勒索,道路管制,劫匪路霸,令人痛恨而又无奈的收费站,离谱的贫富悬殊”等等现象都可以被象征为“非正常行驶”,但是这不是让反抗者也加入“非正常行驶”的理由。因为绝大多数“非正常行驶”者的作为仅仅是一种侥幸心态作祟。他们并不反对《交通法规》。因此这种借代关系是不成立的。
4、局部代整体
就是用事物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代替。“逆行”的代表性是侥幸和违法。它替代不了对“社会危机”的“反抗”。
四、从汉诗传统诗理看《逆行》
王昌龄(698-约757年),字少伯。著有《王少伯诗格》,亦称《诗格》。《诗格》把诗的境界分为三种:物境、情境和意境。这里的“境”指诗的艺术思维的材料、对象;物境指自然景物;情境,即人生经历和生活感受;意境,大致是指想象与幻想中的事物。“诗有三境”条中所说的为诗在“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诗格》中所提到的“形似”,并非和“神似”相对,而是和司空图说的“离形得似”的“似”相同。“神会于物”与“神之于心”并不矛盾,因为只有心物交融“应会”,再把客观存在的具体物象纳入作者主观“心思”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神似。
诗有五忌 。其中四忌曰理短。五忌曰意杂。理短则诗不深,意杂则诗不纯。 《逆行》显然是理短意杂了些。
诗有四不入格 。其曰:轻重不等,用意太过,指事不实,用意偏枯。《逆行》用意太过或用意偏枯是显然的。
古代诗作理论于今诗创作是一脉相通的。万变不离其宗。上面的机理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立意和张力的关系。古代作诗机理于古诗如此,于今诗亦然。读古书对于写今诗仍是有益无害的。
五、 从诗作文本的教育意义看《逆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粗糙、更不用说粗暴的语言与粗糙、粗暴甚至残暴的心灵是相互助长的。正如有什么样的生活和心灵也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反过来也一样,有什么样的语言也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与心灵。当代国人心灵的浮躁、粗鄙、浅薄及矮化、同质化,与当代文学(尤其诗歌和小说)有其推卸不掉的责任和关系。”(宋宁刚:《透过汉语的优柔与沉静—— 评<天生丽质>兼及汉诗的一种可能性》,原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我之所以引用这句话,是因为《逆行》中还有这样的诗句:“我期望我的女儿/未来是一个有心理承受力/迎接任何不公正和不幸的人”。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教育意义的蕴藉。从社会教育价值方面考虑,父亲的榜样力量是高于学校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教师,也是终身教师。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教师,一个孩子的榜样,一群弱势的后代,都来模仿他们的父辈用“逆行”的方式下来“轻轻反抗一下”“非正常行驶”,那么我们的社会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说得远一点:阿拉伯之春,没有盛开鲜花!
最后,我想用赵卫峰《诗歌隐态的终结》一文中的一段话做结尾:
“类似的文本时常会导致误读,诸如血性的热情掩饰了(语言的)的极端暴力、个人的委曲或类似境遇导致了神经质的疯癫言行、以正义和道德的华丽而常用词汇透露出一鸣惊人的虚荣、自私和泛英魂主义妄想……做作的姿态取代了对生活、生命的认真观察及其真情实感,这些矫枉过正且做作的口号标语式的东西是什么性质的启蒙?启蒙了谁,它拥有多大面积的空间?”
良民是怎样反叛的?诗人的担当是什么?诗人应该怎样去担当?《逆行》中的问号是巨大的。
【说明】
因为不想对栏目开展的评论活动产生反向影响,所以在本次评论活动结束后迟发本文。发此文之前已经和主持人通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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