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文学·读诗》专栏：诗家日常笔记（2014第3期）

宫白云

特区文学·刊中刊《读诗》
专栏：诗家日常笔记
2014年4月集稿 / 将刊于《特区文学》2014年第3期

什么是力量……………………………………………………………王小妮

读史明志？呸！………………………………………………………耿占春

什么是力量

王小妮

不要学习蜜蜂
十二月，我的院子里来了一伙特别的蜜蜂，航空母舰级的，象蝼蛄，而且是狭长形。多么小和丑的花朵，它们都不厌弃，夸张的嘴探进花蕊，嗡嗡地忙。
站在“人”的石阶上，这石阶代表了权威角度，人说：蜜蜂对人有益。
课本上，立刻鼓励无知的孩子们都去学习蜜蜂。因为它孜孜不倦，勤劳又有秩序。教科书使用了让平凡人汗颜的句子。书上说，它们“酿造着美好甜蜜的生活”。
其实，人只是为了那甜蜜与美好，好象这样一说，活着都立刻变得舒坦。为了自身的舒坦，人非常愿意学习。他们怀着心思，研究一个个动物，然后宣布：向蜜蜂学习规则。向牛羊学习朴实。向猎犬学习忠诚。向虎豹学习残忍与坚定。
谁说蜜蜂勤劳？在蜜蜂的世界里，飞，不一定就是工作。停落在一片树叶上，也不表示懒惰。风也在不断地吹拂，这显然是风的勤劳。风不吹，它就自动消失了。天气预报说：今天闷热，没风。它不会说：今天风在偷懒。
蜜蜂，一群群地忙着。牛，一匹匹拱在泥水里。猎犬伸着长舌，小跑着紧随了主人。而这时，风可能正向着北方吹。它们就这样活着，没有内容，没有意识，想也不用想。人的角度只相当于一块顽固石头的角度。
土滩上有成千上万的石头。现在，我找到了蜜蜂所处的那一块大石头。我设想，蜜蜂也准备向人类学习点什么了。它向花蕊中去取粉，正像人要从万物中取得智慧。我在石头上看见，人很高大，缓慢，不可琢磨。那么，动物向人类学习什么呢？
人，太含糊。从来没可能通过人的去向，了解到他们心里所想。人多么隐暗，多么不明确。他们脸上笑着，绝对没有被一层深色的花粉覆盖。但是，动物们不可能看到人的心里想了什么。谁能相信一只蜜蜂在翅膀向东直飞的时候，心里正全力想着向西呢？
学习，是一件难以完成的工程。最大的神秘，比苏门答腊特产的那种大过桌面的花朵还要不可思议。物种们不可以互相学习！蜜蜂们决定放弃了被摩仿。它们并不是在孜孜不倦。
事情变化得简单到了透明。人只是单方向地宣布要学习蜜蜂。
每一个老板都要求他的员工不停止地工作，然后老板可能说到了蜜蜂。每一个教师都愿意训斥偏离出队列半公分的孩子，那些孩子从小就知道了蜜蜂的纪律。
蜜蜂的王国是凭借着本能构造的王国。人最不愿意指明这一点。人在宣布了自己的学习榜样之后，仍然一罐一罐在进禁食蜜蜂们酿出来的蜜糖。
古代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望着歧路，哭泣着返回。他的痛苦，是因为他不能在向西，又向东之间作出抉择。人和蜜蜂正是在两条取向不同的路上。
一个人怎么能同时行走两条完全相反的路？又自由，又勤力，又有头脑，又紧密地排列在同一个整齐的方阵之中呢？
朗读教科书的声音还带着奶的气味，不过，那些孩子们已经在学习书的同时，学习了掩盖和埋藏本性，下课铃响的时候，象另一种动物，孩子们欢乐地跑到院子里，什么全忘了。

什么是力量
放下一本画册，脑子里充满了在空气中行云流水那样飘逸的人形。一分钟以后，我站在拥挤的街口，前后左右全是行人，一个奔跑的人，重重地碰痛了我的左手臂，他连头也没有回。我可不可以申请进入画册的某一页，做离开地心引力的飘浮者？
我看见，那儿还有很大的蓝色空间。我想，在胶版纸印刷的书上，做一个人会非常自在。
什么是虚幻，什么是真实，我很清楚。在光滑的纸下面藏着温度，张开嘴，让声音越过一大片秋天的田野。我知道我是谁，到画册里面去是不可能的。但是，满眼睛里拥挤的，用两只脚急速行走的人，显得太沉重又太真实了。
有人反驳我：你难道幻想我们都变成穿衣服的云彩吗？他说：人的“美”不在于轻盈飘逸，人有着油彩不可表达的力量。
我知道人的力量是什么。
在这同一天，我经历了三件互相无关联的事情。一个扛着沉重东西的人走过窗外。他扛了三条重叠起很高的蛇皮口袋。在那种压迫之下，他还在叫卖。这是一个卖柚子的农民，口袋里鼓着形状象地雷的大颗果实。只要给他一张纸币，马上能减轻那肩膀上的一部分重量。我出门去，买了二十个柚子，农民扛着两只口袋走了。
从信箱中取出一本刚寄来的刊物，看见一个小说家的半部长篇，另外一半据说在下期刊完。我耐心地读了五页。我必须钦佩这位作家的坚强。他能把那么琐碎无味的事情，用淡水一样的语言写在纸上。从第一个字开始，到第一万个字。我感觉，小说作家苦过了卖柚子的农民。那苦难，看不见的深重。支持一个作家写下去的力量，是在什么不可思议的位置中抽取出来呢？
后来，我睡午觉。突然有响声，刀锋一样插进来。我在同一时间内快速地想到了闹表、上课铃，门铃。判断力不能指证它们，我不知道究竟什么在响。我好象是一片盖着被子的，另外一些棉花。两秒钟之后，我听明白了是电话在响。我这团棉花才开始变化成人。我伸出一只手，去找电话机。
我从来没在现实和非现实中见过力量的原形，圆的或者长方的，黑的或者红的。它肯定存在。不过，它非常象一个被多次重复了的谎言。
扛柚子的人刚走出果园，是肩膀上最难过的时候。柚子们还带着树的水分。如果那农民想：背得太多了，我马上要摔倒了。可能他会立刻扑倒在土路上。力量失去了，皮色正在变黄的柚子们，会四面八方地离开他。
如果小说家离开了书桌，他忽然怀疑了！感觉到没什么理由再把故事编织下去。他的渔网，在织到五分之一大的时候被抛弃。力量一下子失去的时候，作家的手里空握着一枝竹梭子。
睡得极沉的人，有可能在电话铃声里继续不醒。并没有其它的替代方式，去帮他拿起那只话筒，唤醒力量。想说话的另一个人，被阻止在线路的另一端。那人想：是不是家里没有人？
但是，所有的假设并没发生。人用意识支配了称为力量的东西。他把他认为不可推卸的责任完成了。真实的人，都在这么做。
而画家依据了什么，使他的人类懂得了“自不量力”？
那些画上的人，脱离了田园、交易、名誉、书本和电话，在画家的虚构空间里飘。画上的人不叫卖，不计算稿酬，不争夺名利，不接听电话，他们活得平平稳稳。那些用画笔创造的人类，永远专心地飞翔。
我问画家，什么是力量呢？画家说，力量，正是还没有发生的想象。

衣服绉折里的人像
那件衣服被搭在椅背上。浅褚色的风衣，默默无闻的家伙，可能是六年前，大约花掉四百元买了它。
从某个角度，我完全无意地看见它身上的绉折。在那悬挂的纹路中，暗藏着一个人形，是一个男人侧面的轮廓。只要进入了那个角度，立即能明确地看到他，由几根粗线条构成的纤维质的脸上，有着人的愁闷。
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他从无到有，停留在我的那件旧衣服上。那些无意义的绉折们，怎么样使他有了那种情绪？他的半边脸和很乱的头发，那些头发其实是下垂的两条衣袖。
我对人说，那件衣服的绉折完全象一个人。好奇，使真正的人走过来，调整到和我同样的角度。但是，他说他没看见。他不认为那是一个人像。他说，倒可以想象成一个山丘，地貌复杂的山丘。
可惜，我不是依赖了想象，我的确看见了他。
没有人注意到这件静止的风衣。只要不被人穿在身上，谁还会看见它？人们都有真实的事情做，确凿而有形。只有我在晴朗的春天的下午，感觉到有人正愁闷地靠着椅背上，那种神态叫人动心。
在这个时候，有人经过。椅子被碰动，整件风衣歪向一侧，一点声音也没有，羽毛般细小的声音也没发出。风衣换了一个姿势，重新组织起一批绉纹，我所见过的人像，已经不在它的身上。
事情在这里可以结束了。比如人们想做一件事情，然后放弃。但是那神态还在。离开了绉折，它在空间之中仍旧停留了几分钟。每件事情都会有结局，却不一定有神态。我在不存在里，盯住了一个人的愁闷，看着他渐渐消散掉。
在南方，穿风衣的日子非常有限。它长久又垂直地挂在柜子的最里侧，只因为它是我的衣服中最长的一件。装衣服的柜子，四季都闭着门，只有今天，我偶然看见好太阳，才把它们拿出来晾晒。
我的风衣，它暗藏了多少张人的脸，多少种神情，在绉折里不断地轮回转换。它是比地球还要繁忙的一件庞大的物体，由柔软棉布构成的另一个世界。而我，也只有在宁静到来的时候，才能够与它真正地会见。那是我风衣里面的另一个世界。

读史明志？呸！

——日常笔记《沙上卜辞》之二十六

耿占春

对真理、意义、自由、民主-------语言学的解释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不对称，所指不断地重新转换为能指，所指的不确定性，或者再换一个说法，词与物之间的距离，这种语言学的知识在诗学上已经变成一种必要的常识。然而，这种语言意识不该简单地导向对一切的解构，更不该滑入虚无态度或虚幻意识。词与物之间的非确然性以及词与物之间无法重合的距离，预示着一种自由精神：如果能够意识到主体“我”所说的真理、意义并不确然，而且出于语言学的精神、出于诗学语言的精神，将意义、真理的不在场视为我们必须接受的话语与交流、讨论的前提，那么他就是一个具有最深切感受的民主精神的人。真理与意义的不在场，不存在于任何一种确然的形式中，不存在于任何一种权威或以真理自居的话语中，既非是一种欺骗，也不是一种失望，也不是智力游戏，而是一种“人性”，一种人力所能及的真诚意识。所有的话语就有了一种基于非确然性的平等，回到一种真诚的期待：犹如对一首诗的意义的解读，变成了一种真诚的期待，变成我们自身赋予其意义的谨慎的方法。我们对意义与真理的理解与期待，自然将因为词与物的距离而移向语境之中并暂时求助于极具偶然性的语境。意义上存在的，然而它依存于我们共同的语境，我们的感知以及对它的表象方式。而且，与我们对它的言说无法分开。但是，没有人能够在言说中直接抵达。此刻，对话的双方，表达的主体也一样，他所关心的不是预先存在的真理，而且意义得以产生的可能性。任何原教旨主义或先验的真理都没有存身之处。词与物的间距是一种民主的语言经验，也是一种自由的经验。
——在被禁止言说的事物之外，有一万条进入它的道路；在禁止言说的词语之外，有无以计数的同一词义或寓意更复杂的隐喻与转喻。这不是从我才开始的，因为神明与污秽之物都有许多微言隐语。我知道，这是我的语言中的自由。难以囚禁的真理与自由的话语。不能接近一种称为禁忌或忌讳的东西吗？可是，词与物之间本来就充满不可取消的间距，一个（抽象）事物的表象不等于它自身，一个表象可以是虚拟的而保持着隐喻，没有意识到词与物的间距而带来的自由就无需从事于话语的诗学表述。

诗人
他是这样一种人，让最不易为人所感知到的意义在人们之中开始流通的一种能力。与其它进入流通领域的事物或货币不同，诗人让一种微弱的意义进入流通，不依赖任何国家体制，不依靠任何政党，他没有宗教那样的传播其信仰的组织，也不信任群体的力量，永远是一个人。而在做这些之前，诗人要独自在他的语言传统中完成对意义的辩认。而且，他还要求自己把表达意义的话语压缩至最少、极少，他尽可能少的占用语言，极其节俭直至“微言”，才觉得渐渐适合表述那些隐微的意义。他让隐微的意义穿过一些同样孤独的个人，穿越个人恍然的、抑郁的、沉思默想的时刻，直抵未知的快乐。

平衡
你惊奇地发现，最初造成你极其不快的感觉消失了，夸张一点说，痛苦的感觉平息了。最初的不可接受的刺激平息了，你接受了一个不愉快的或者是痛苦的事实，然后你只能接受一个事实，不愉快的感受变得轻微了。身体内逐渐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接近平静。你对人的修复能力很吃惊。快乐的事情能够带来的快感波动更为短暂，快感最初也打破了平衡，快乐的波动之后更快速地趋于平静，快与不快一样要在波动之后趋于平衡。平静是一种常态。而且，从小到大至老，一个人对刺激的反应渐趋温和，这样说好听，有时难以区分是渐趋麻木冷漠还是波澜不惊的涵养。但是，一个人表面上失掉的反应如果没有转移至其他方面或其他方式，那也许是衰老的迹象而不是成熟。人最终应该变成一种用心良好的唯心主义者，那就是快乐与痛苦取决于人的反应而不是刺激物。写作也许是平衡的打破与微妙的修复之间的产物。其实，平静接近幸福。一种并不释放能量的中庸状态。可是，最终的平衡——还是免于说出它。

批评的双重标准
对社会主义理念的推崇常常出之于存在论的想像，出自于一种乌托邦精神。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混合着社会乌托邦与现实的社会伦理学。但对社会主义体制化现实的批评却不得不退回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伦理，出于人道主义的基本情感。可是许多乌托邦精神气质的人不喜欢琐碎的事务，宁可对后者的不能上升为理论的嘈杂现状不闻不问，仿佛罪错与受害者并不存在。而宁肯基于最高的宇宙论的或存在论的尺度批判没有享用过的民主社会。这样做永远也不会错，既表达了最高的正义和伦理情感，也不会承受个人承担道义所招致的压力。

诗歌的政治
我一点都不想把诗歌的意义与政治或大众的真理、或无妨说是他们平庸的利益要求隔离开来。如果屈原、杜甫的痛苦不是被民生之多艰所牵动着的话，当然，同样敏感的一颗心如果不是同时常常被“吾道之悠悠”所牵动——那就是政治，而不是诗歌的政治或政治的善。毫无疑问，在他们各自的世界里，不论出于什么缘由，那些负有罪责的人中有人由衷地欣赏他们的诗歌，而不是他们为之痛苦哀愍的不识字的人们。

札记
许多条小路从我生活其中的背景中走出来，许多条路径穿过这些临时的话语通往这个渐渐移动的背景之中去。我乐于看到的是后一景象。

参天古木像德性一样消失了
我们生活的土地上高大古老的乔木极其罕见了，可笑的是，我生活的小区外面就有所谓的“国家森林公园”。即使抵达山中，也不过是一些次生林或一些具有短期经济利益的造纸用的速生林。我们生活的院子、我们每日穿过的道路旁已难觅高大乔木的踪迹。曾经簇拥“道”旁的乔木、庇护着墓地和庙宇的古木越来越稀少了。这不只是贫至骨髓的象征，也是德性消失的迹象。没有德性的地方不可能有幸福。人们在论述现代性与古代性时，却从来也没有把古木参天作为一个尺度，人们在论说德性与幸福时也遗忘了乔木，没有根深叶茂的乔木的荫庇，今日的德性与幸福已成赝品。每念及消失的参天古木，我知道，无论如何都没有真正的幸福与德性可言了。

给逝者
嗨，我知道，你们活着饱受自身无力承担的时代痛苦折磨，可你们总是选择死于一件小事，你们的谦逊令人惊讶，选择一个在你们活着的时代里不值一提的琐事而死，不以抗议而死，不以殉道而亡，仅以自身的一时脆弱与不可原谅的缺陷的名义死去，好叫人早一点忘记？风吹过我的心在凉意中微颤就想起了你们难以理喻的谦逊。原谅不知为何的忙碌中我时常忘记了，还恍然以为你们依然故我地活在这个世上，忍受着失眠、妒嫉、偏头痛或其他暗疾，装作依然热衷于追名逐利。这亦令我惊讶：你们离去了而世界的本质一点未变。这叫我难以理解：不论过去还是将来，我们彼此再也不会相遇，再也不用对你们说出我凄迷的感受。

读史明志？呸！
饱读史书之后还会坚守个人尊严及其理念的价值，非用得着道德意志了。甚至用不着读书，对时下的社会及其潜规则有所道听途说，或耳闻一些伟人黑幕，社会“良知”就变成了一个孩子。向善需要道德意志的修行持守，而从恶只需狂躁骄横或屈从地跟随大流就行了。虽然通过历史思考时人们很容易明白被称之为“异端邪说”或“大逆不道”的言行通常代表了与之相关的时代里的真正的道德精神，人们依然依附于正统与权力，并不惮于加入迫害者的行列。
也许我们所承担的，从道义的一端看沉痛不堪，从形而上学看不值一提，我们既非承受着不堪承受之轻，亦非担当着难以忍受之重，是平衡的难以恢复拦腰绊倒了我们。格言是思想与现实的简化。

想像力的诱惑
德性从未以治理者的面孔出现，除非是面具。德性总是映现在抗议者的面貌上，后者事实上多半是一副受难者或如夫子一般流亡者的痛苦神情。道德范畴一直属于圣徒传的传统。道德力量只在它作为对抗政治权力时才有社会伦理意义，而在道德企图变成政治权力本身或成为政治权威的一部分时就魔法般地变成邪恶的了。道德与权力的化学反应与善良想象相反，从来都是后者改变了前者的属性。政治权力是一种自我保持的实体，而德性则是一种微量元素，比圣灵还空疏无依，这正是习惯偶像传统的人们克制不住为圣灵寻求人间化身的殷切期望，可是再也没有什么政治思想把圣徒传的传统与国家治理传统想像为同一回事更加虚幻了。尽管孔夫子、柏拉图都曾经热情地想象过这一国家乌托邦图景。而当他们如此幻想时，与其说是受到了德性的诱惑，毋宁说是受到了国家的诱惑。这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即使在现代社会，甘地、曼德拉、哈维尔的光芒最终依然是来自他们作为抗议者——圣徒传的时期，而非来自他们成功执政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