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到垃圾派是爱好诗歌造成的缘分,没有这个爱好,一说到垃圾,自然的反应当然是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有了爱好诗歌这一层关系,做到有诗无类,到垃圾场中转转,找一找,搜一搜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很好理解了。
先是在网上读到徐乡愁的诗歌《走咱们坐牢去》,通俗化的言词,没有一句有诗意,但是读了下去,却感到心在不停的跳。
“我实在是活得不耐烦了 /好想堂堂正正地坐一回牢 /好想明明白白地被 /人民法院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这个开头实实在在的很垃圾,有哪一个正常人会有“活得不耐烦了”,就想“堂堂正正地坐一回牢”的诉求呢?坐牢不是好事情,即便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何敬平烈士有过“要把牢底坐穿”的诗句,可是它的前提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而是为了追求真理,“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正所谓“诗言志”,是有志者的心声。
徐乡愁是垃圾派的教父,也就是垃圾派的样板楼了。他的形象如何,中国垃圾派的形象就应当如何了。学生高不过先生,这是耶稣的看法。
垃圾派有“崇低、向下,非灵、非肉;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粗糙、放浪,方死、方生”的原则性规定,徐乡愁做出解释说:“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诗歌长期沦为政治的附庸,沦为阶级斗争和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唯独不能说人话,说真话,更谈不上丁点艺术。但1976年后中国诗坛经过‘朦胧诗’和‘第三代’和‘民间写作’几代诗人的努力,经历过很多的风险(被谩骂,被批判,被通缉、检讨,自杀、流亡、甚至坐牢),中国诗歌终于挣脱了体制的束缚,走上了艺术发展的正常道路,让诗歌回到了诗歌本身。当今的‘垃圾派’‘下半身’‘梨花体’就是沿着先锋诗歌的精神继续向前探索。‘垃圾派’‘下半身’‘梨花体’表面上‘肮脏龌龊下流’,背后却藏有很干净的东西,这是那些只唱赞歌、唱红歌的体制诗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只有低俗才能救诗歌。”徐乡愁的解释其实是把垃圾倾倒在了“只唱赞歌、唱红歌的体制诗人”的头上,垃圾派成为了清洁垃圾的环卫工人了。
清楚了徐乡愁的大立场之后,徐乡愁所说的“我实在是活得不耐烦了”就成为了一种对现实的揭露,不唱赞歌、不唱红歌的体制外诗人,为了他们不合作,爱批评,常揭露的坚持,在执政者眼里,口里,意识里,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还会是什么呢?徐乡愁与何敬平烈士的区别,大概仅在于前者把追求真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的高尚行为有意的崇低、向下“丑化”为垃圾,借以开拓自己的言论自由空间。而后者没有崇低、向下丑化自己高尚行为的必要,因为事实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言论自由的空间明显优于新中国后的60年。
我们可以继续看看徐乡愁是怎么崇低、向下通过“丑化”自己,在垃圾场中为自己竭力开拓出了一方言论自由的空间的。不得不佩服徐乡愁的智慧和他极为娴熟、高明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于是,我故意去践踏农民的庄稼/求他们把我告到官府/可这年头粮食值不了几个钱/悲苦的农民理都不理我 //我又用石头去砸商店的橱窗/你使劲砸吧,店老板高兴地说/反正本店是亏损单位,/我们正愁找不到补偿的理由 //最后,我干脆去抢警察的钱包/直接引诱警察同志来抓我/我是早已活得不耐烦了/可警察们反倒被吓得拔腿就跑 //看来我这辈子是难以进监狱了/我只有去贿赂监狱长/让牢房反过来坐我/并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坐穿”
只要真正了解我们的现实,没有把屁股坐在统治者发给的板凳上,就必然会赞赏徐乡愁惊人的幽默才能,“这年头粮食值不了几个钱”,“警察们反倒被吓得拔腿就跑”都是有现实根据的艺术描述,不过他把黑暗的、令人不爽的东西,变成了十足的笑料,而最后收尾的诗句“让牢房反过来坐我/并把自己一点一点地坐穿”是在何敬平烈士诗歌基础上的再加工,把人对牢房的克服,倒置为牢房对人的灵与肉的磨折最终达到了极致。
好的诗歌说的简单点,就是能够叫人心跳,叫人与作者的感情发生了互动的诗歌。《走咱们坐牢去》应该就属于这一类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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