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蛹为蝶：时代洪流中的女性文学

楚飞云

化蛹为蝶：时代洪流中的女性文学
                     
                      ——读方苑《苦楝树》有感

    我真的已经无法完整的描述出苦楝树的模样。不知从何时起，它在我的记忆深处，已变成一个模糊而暗淡的影子。就如同已逝的生活，无论是疼痛，或者欢欣，它们都将远离我们而去。我们不断地拒绝着时间和光的影子，我们拒绝着在时间和光的影子里行走成一个只剩下‘我’的空壳，有时除了怀念，我们几乎是无能为力。我又想起了那片名字叫做故乡的土地，我又想起了在那片土地上生长着的苦楝树。
    在我零散的记忆里，苦楝树并不是像其它树木那样成片成片生长，它好像更愿意以自己的名字，来做为自己生存背景的映衬。一株或两株，在房前屋后，在沟垄边，在荒地上静静生长着。有些落寞，有些孤独，但更多的似乎是坚韧和从容，这些都和它枝叶间所散发出的苦涩的味道是相符的。当然，这些并不是苦楝树的全部。苦楝树在春天会开出一束束小花，花的颜色是明亮的紫，这种紫所蕴含的宁静和悠柔，充满了幻想的气息，流露出令人心颤的美。这种美和贫乏而单调的乡村生活背景是不相融的，我喜欢这样的美。
方苑的中篇小说《苦楝树》，将我又一次带入到这样的生活意境中行走。谈女性写作，就无法回避谈女性文学，以及女性主义文学，这其中既有着写作意义上内在的传承和契合，也有着思想观念上明确的定位和区分。
    女性写作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中国古已有之。中国古时女性写作，有较为明确记载的，应从唐代开始，薛涛、李冶，鱼玄机，刘采春号称唐代四大女诗人。到宋代，除魏夫人，朱淑真之外，李清照词的写作，已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她也可谓中国古代女性写作的代表。明清时代，女性写作在文学创作领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取得突出的成果。据胡文楷《历代才女著作考》中著录，有近4000千位女性作家的作品，而明清两代女作家，竟达3500余人。至近现代，女性写作更是风云突起，早已成为文学创作领域的一种常态，女性写作的体裁，也由最初的诗词，拓展到内容更为丰富，承载面更为广泛的散文和小说领域。女性写作既是时代和文化发展的一种进步，同时更是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其存在意识觉醒的一种深层观照。
    简单的将女性写作归结为女性文学，显然是不可取的。这样的归结，会对女性写作方向产生一种误导，其最终也会造成女性写作文学意义上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坍塌和瓦解。女性文学主要是以其作品所展现的主题面来区别于其它类型的文学，也就是说，凡是具有女性的意识，反映女性的情感，表现女性生活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归类为女性文学。女性文学并非仅限于女性作家写作的作品，比如中国五代时期的《花间集》，比如托尔思泰，劳伦斯一些思考女性命运的作品，也是要归类为女性文学。而女性主义文学，它既是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形式上的继承和发展，它更是包含有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意识层面上的觉醒，思想状态中的嬗变，生存观念上的创新和道德意义上的批判。可心说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学的发展一次质的提升和飞跃，它从一开始，便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性是男性眼中的“他者”，是被男性所观看的，女性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存在与客观自我——“做他者”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了女性从人的地位贬低到物的地位。西蒙娜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一种强烈的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和批判，这种觉醒和批判，也是女性主义文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女性主义文学关注的，已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社会和生活对于女性外在的，表象性的不合理的压迫和愚弄，它更注重揭露社会和生活一系列内在的，隐蔽的对于女性的文化塑型和规性，以此来确立自身存在的独立人格和形象。
    毫无疑问，方苑的中篇小说《苦楝树》是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种物象，苦楝树是贯穿着小说始终的一条隐形线索，同时又是小说主人公小丫作为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命运苦难的折射，隐喻和象征。小说是以两个女孩——小丫和小竹在同一天举办的两场不同的婚礼来开头的。到目前为止，婚姻是谈论女性时所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在现实生活中，婚姻可能是一个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幸的归宿，当然，它也可能是一个女性在现实生活中不幸的开始。有时，这种幸和不幸会戏剧性地出现在同一天举行的两场婚礼中。这看似小说家有意的布局，但归根结底，它也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必然。这种幸或不幸的影子，在小说作者笔下几乎是同时展开的：“小丫和小竹是同一天结婚的，都是在淡紫色的小花布满苦楝树的四月。不同的是，小丫要嫁的对象，是由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出面保媒，即将奔赴老山前线参战的英雄肖志文。而小竹只不过是同村小伙肖明泉在成都打工时，带回来的女人”。这样的布局是有着鲜明的生活特征的，而这种特征也正好也是小说时代的背景。在两场有着巨大反差的婚姻中，婚姻的女主角小丫和小竹，都似乎不可逆转的将走向她们各自命运的归宿。
    有些特别的是，这两场婚姻的反差，并不是最先出现在两场婚姻的女主角其个体的体验和认知上，而是一开始就是出现在九头村人为两家商讨办婚礼的“他者”言行中：“聚集在一起的妇女们都会不屑地憋憋嘴，皱皱眉，或是吸吸鼻子，说肖明泉和小竹办不办都是那回事儿，老早就滚到一起去了，细伢恐怕就要生出来了。倒是志文是咱村的荣耀，小丫又是好人家的女儿，又是嫁给英雄，不捧场说不过去”。“他者”对一场婚姻或一个女人的定位是简单而世俗的：一个是好人家的女儿，又是要嫁给英雄，不捧场说不过去；一个是肖明泉在成都打工时带回来的女人，办不办都是那回事。两个女人还没有走入各自的婚姻，便已先走入了世俗对其预设的内在文化塑型的牢笼。
    其实小说中小竹这个人物形象，并非是小说主人公小丫简单的陪衬，从一开始，小竹便存在其相对独立的人物性格和特征。很显然，小丫的婚恋是大队干部，小队干部保媒的，而小竹和肖明泉的婚恋，则是他们自由选择的结果。自由恋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已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名词，但这样的婚恋，在保守的九头村，却依然是要备受质疑和不屑的。办不办就是那回事，老早就滚到一起去了，恐怕细伢就要生出来了——这就是九头村人对小竹婚恋的一个基本的看法。玛丽.安佛格森将文学中女性的形象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的女性形象，转型中的女性形象和自我形象。这种类型的划分，也是现实生活中女性作为个体生命从“他者化”到“我化”的距离。小竹是与转型中的女性形象相吻合的，她主动选择了世俗并不看好的一场婚姻，这是她作为一个女性形象从‘做他者”的宿命中迈出的第一步。
    小丫是以一个传统女性的形象进入到读者的视野的。小丫的婚恋表面上看也是有着自己的选择，但这种选择的本质是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尽管最初到小丫家提亲的“媒婆会蜂蝶般而至”，她娘和她最终选择了肖志文，这与其说是她在选择，还不如说这种选择也是世俗生活强加于她的一种必然。用小说中妇女主任张爱菊的话说：小丫这样的她女子，只能配肖志文这样的大英雄。在此时，缺乏自我觉醒意识的小丫，是不能，也无力拒绝嫁给大英雄肖志文就是美满和幸福，这样的世俗生活论断的。她在接受这桩婚姻的同时，她其实也是在交付，将自我交付给生活的未知，这也是作为传统性女性，在“做他者”的宿命中所必然要面临的无奈。
    小丫在“做他者”宿命中的第一次模糊的反思，是来自于迎亲队伍将她送入到新房之后。“她就像是一袭华丽的锦缎，被孤寂地冷落在床沿的一角”，此时的小丫，突然觉得这场盛大的婚礼，只不过是表演给外人看的，她自始自终，只不过是一个演员，或者是一个木偶，配合着约定俗成的习俗，一一展现给众人。仅仅只是一场还没有完成的婚礼，就已经在“做他者”小丫的内心，造成了如此大的落差。其实表演的闹剧并不只是出现在小丫身上，也出现在促成小丫“做他者”宿命的众多参与者身上：“接下来是公婆回敬大队干部，小队干部，远亲近邻，然后是肖志文一一重复爷娘的作派，然后是沾亲带故的人互敬，最后无论是脸生脸熟的，酒一喝，全都变成了知己，大家拚着命的喝酒，拼着命的掏出心窝子里的话，声音由说变成了喊，由喊变成了吼”。世俗在促成一桩婚姻的同时，也像是在促成一场荒诞的闹剧。
    在小丫内心想来是表演的热闹婚礼，对于同一天结婚，婚礼却很冷淡的小竹来说，无异于是一种内心的折磨。这也是作为转型中女性形象的小竹，在从“做他者”宿命中走出时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浩浩荡荡，热热闹闹的队伍路过村口，从肖明泉门前经过的时，小竹紧盯着的双眼先是要喷火，接着是火焰熄灭后的黯淡。她是外来女子，要嫁的也不过是农户人家，在外打工挣几个苦钱活命的儿子，哪能跟人家英雄相提并论呢？不在一个档次上，眼红啥子哟”。女性的虚荣心和妒忌心，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即使是作为转型期女性形象的小竹，也是难以完全避免。这样的描述，实质上是让小竹这个人物形象和性格变得更加丰盈起来。事实上小竹的失意也只是暂时的。“在肖明泉的爱抚下，“她反手抱住了丈夫，迎了上去，所有不和谐的声音，突然消失殆尽”。
    一场热闹或冷清的婚礼，无法代替一场婚姻的幸或不幸。现实生活的未知和人性的预设，永远是一个矛盾，而这种矛盾往往也隐藏着生活的荒诞化，以及小说的戏剧性。小丫婚姻生活的隐忧，并不仅仅来源于“她丈夫就要上前线了，她铺张盛大的婚礼，转眼就是生离死别”。小丫婚姻生活的悲剧性，是从她的新郎肖志文走进新房的那一刻开始的。当肖志文如一匹脱笼的野马，和小丫疯狂缠绵时，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出现了在现代人看来几乎是怪异的一幕：“沉迷的小丫仍没忘记娘的叮嘱，一只手悄悄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方洁白的棉布，悄悄塞在屁股下面，娘说新婚之夜，女人屁股底下的白布若是红色的，女人才是幸福的，才对得起自己的丈夫，在公婆姑子眼中才有地位”。这近似于荒唐的一幕，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是惯常见的，但此时它却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头山村的一个新婚之夜里，实在是令人嘘唏，感叹和反思。中国封建时代所谓的女子贞操观念，它绝大多数时候并不是指一个女子的道德品质，它的实质是男权社会的伦理道德思想对女性进行无形残害、压迫和奴役的工具。被封建贞操观束缚着的女性，永远都无法拥有其独立的人格。这种贞操观也是“人降作物”的一个社会通道，它是女性“做他者”命运最深刻的社会文化的根由。作为一种封建文化的残余，中国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对此早已有过触及和批判，但这种触及和批判显然是不彻底的，这种封建文化残余并没有从中国的现实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中国广大乡村现实生活里完全消失。当肖志文从小丫身上滑落的时候，沉醉的小丫下意识地去看身下的白布，但令她失望的是：“皱巴巴的白布上面，竟然没有留下一点污物”！
    就是在这样一场既好像荒唐可笑，又似乎圣洁神秘的仪式里，小丫并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结果，这也成为了她婚姻生活的第一道阴影——心灵的内疚和灵魂的负罪感。这也是小丫作为一个传统型女性形象所必然要经历和面对的生活的煎熬——虽然此处，这种煎熬对小丫来说应该是荒谬或不存在的。对于性知识的缺乏，看似是小丫受到这种煎熬的直接原因：“山村的教学，一直将生理卫生课有当成无，向来只重视语数外等几门主课，小丫对爱情的渴望和幻想，是大于那些一知半解的理性认知的”。其实这里还是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一个把生理卫生课有当成无，或谈性色变的社会，原本就是不正常，或者说是畸形的。但这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现实生活现状是相符的。风俗的更替，意识的觉醒是一个艰难的社会历程。
    其实有一个人对小丫身陷荒谬的困境，内心是明了的，这个人就是小丫的丈夫肖志文。肖志文之所以被称作英雄，并不仅仅只是因为他是一名即将开往老山前线的军人，在此之前，他就有过一次为保卫部队千亩良田而勇扑烈火的英雄行为，但也正是这样的一次英雄行为，却最终造就了他人生的悲剧。当小丫看到自己屁股下面的白布洁净如初，并因此而自责，抽泣时，此时真正羞愧的人应该是肖志文。肖志文是知道事情真相的，但他却不敢面对这样残酷的人生现实；一面是人人称羡的英雄，一面是已经失去男性本能的人生屈辱，这样的生活落差是他的内心所无法承受的。于是他唯有搪塞，于是他一再隐瞒事实的真相。这里既有着作为肖志文这个人物形象他自身的无奈，同时也从一个剖面展露出他性格中的懦弱和虚伪，这也最终导致了小丫的命运走向了最后的悲剧。
    小丫缺失的第一堂生理卫生课，阴差阳错，最终是由小竹为她补上的。中国现实生活中，有关于房事的讨论，是有着诸多避讳的。即使讨论，多半时候也是会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不然，轻则会被嘲笑为不正经，重者会被斥之为下流。作为传统女性形象的小丫，当被小竹开玩笑似的问及她吃了一个月的香蕉鸡蛋，为何还这样瘦时，小丫的茫然是必然的。当小竹一再解释，小丫终于略约知晓时，便不由羞红了脸。而小丫的迷茫和羞惭，却被小竹笑称为假正经和装傻，两个不同人物形象的对比，在此处清晰可见。后来在小竹的引导下，小丫第一次对自己的奇怪的新婚之夜进行了反思和质疑，但这种反思和质疑显然是不坚定的。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不能因为小竹的一个玩笑，便对肖志文的男性本能进行怀疑。小丫这种近似于愚昧的纯洁，正是她“做他者”性格和内心真实的观照，同时也为她后来的受骗和幻想出轨埋下了伏笔。
    小丫和小竹的婚后生活对比仍在继续，小丫“做他者”的命运也在继续。一次小丫和小竹在镇上相遇：“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两个新婚刚满月的九头村的新媳妇互相打量着。小竹发现结婚那天，明星一样光彩照人的小丫是那样的苍白，再低头看看自己饱满水灵的样子，底气十足起来”。差别已经在两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中逐步显现出来，这也是她们所持有的人生信念和人生态度所造就的必然。婚后，小丫自动地收拾起陪嫁的新衣，这里既有着公婆的唠叨，但更多的还是她自己内心的认知：“肖志文不在身边了，她也不想打扮了，她漂亮给谁看呢”？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女为悦已者容’，女人的美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作为悦已者的“他者”。这样的观念，在一个传统型女性的内心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这样的观念，也必然会促使她的人生和命运，被深深地打上“做他者”的印痕。
    小竹的怀孕生子，是小丫婚姻生活危机的导火索。当小丫的无子生活，受尽世俗的质疑和非议时，小丫给肖志文写出了一封近似于求救的信。她满怀希望，左等右等，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肖志文提出和她离婚！肖志文提出离婚的行为，看似缘于如吴连长所说的“大爱”，但其实质依然是他对现实生活无力的逃避，在此处，小说也再次暴露了他这个人物形象内心的怯懦。吴连长是作为一个正直者的人物形象登场的，但他在了解事情真相后，他所做出的抉择，却是与他正直者的人物形象是不相符的。当然，生活很多时候都是会以善良为借口，正如吴连长所编造的那个谎言，它也是披着善的外衣的。“万一冶不好，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琢磨，人家姑娘也缓过劲来了”。当有人注定要被推上命运祭台的时候，吴连长看似深明大义的第一选择，依然是无辜的女性小丫。也由此可见，女性“做他者”的命运，是一个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结果，这里既有着女性自身内在的原因，也有现实生活外在的催化。
    小丫和肖明泉在山沟里偶然的相遇，最终促成了她走向“做他者”命运最后的祭台。小丫想在肖明泉身上获取男人最终秘密的一幕，看似一种生活的偶然，但这实际上是小丫长期生活在一种非正常生活状态下的必然。即使是作为传统型女性形象的小丫，她也是有着一个正常女性的生理需求，当这种需求一再被现实和世俗压制时，它唯有选择一个畸形的突破口。但生活荒诞和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了：原本干干净净的小丫，却最终成了肖明泉口中的贱女人，并且这个坏名声迅速传遍了九头村的角角落落。生活和道德的希冀都已破灭的小丫，唯有走向她存在过热烈的幻想，也是她命运隐喻的苦楝树。她要用自己的死，来证明自己身体的清白，也以此来控诉自身命运的无辜，以及现实世界的残忍。
    如若小丫就此死去，或者小说至此结束，那么事情的真相就将无声地成为生活中万千个谜中的一个。这显然是小说的创作者所不甘，也不忍的。她最终安排小丫的公婆解救下小丫，并且两个月后，肖志文带着小丫离开了九头村，去了军营。这样的结局看似完美，但完美中依然透出隐忧。因为生活中的矛盾并没有结束，矛盾没有结束，那么悲剧就会再次上演。
    纵观全篇小说，其语言明快，笔调轻灵，处处充斥着女性文字风格所独有的温婉的气息。更为难得的是，在这种温婉背后，也隐含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冷峻思索，对现实生活的有力鞭鞑，以及对造成女性命运不公的种种思想文化残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毫无疑问，《苦楝树》这样的作品，代表了女性文学创作的一个正确的方向，它用自己的质朴和丰盈，反证了唯美写作的轻浮和身体写作的低俗，从而建立起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女性文学创作和发展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