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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欲望本体化写作的核心
哈维尔对消费时代的解释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当代的身体热。正是在中国1990年代开始的消费主义语境中，五四以来作为政治的身体迅速地转化为消费的身体，带有政治意味的身体叙事迅速转化为围绕时尚与市场旋转的欲望化叙事，女性文学作家将身体和性作为颠覆男性中心话语的武器，激进的青年作家们的身体叙事打出了“反文化、反道德、反理性”的旗号，骨子里却被欲望和文化市场所操纵，他们的文本成为欲望宣泄和释放的土壤，满足或迎合了文化消费者的“窥私癖”，市场成为文学创作内在的协调杠杆。“身体”和“性”的政治性、批判性和颠覆性，实际上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社会历史文化语境赋予它们的。因为长期以来，工具理性在人类的性交往中不断在剥离人的生命原欲，人给予了“性”无法承受之“重”，比如封建王朝惯用的“和亲政策”。当然人类也赞赏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殉情悲剧以及“宝黛”式的纯真爱情，它们虽然违背或超越了性的生物学规律，但人们仍然在执著地、痴迷地追寻着。性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它的非生理意义是人的自由意志强加给它的，人追求原始的欲望满足在事实上成为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无意识的或主观刻意的反抗。欲望本体化写作是后现代文化语境和消费社会共谋的产物，后现代对感性的推崇在文学文本中直接落脚在了人的身体欲望上，“身体”成为观念的“代罪羔羊”。 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身体的发现与确证是深受工具理性压抑之苦的现代人在“哲学肉身化”运动中的重要成就之一，刘小枫认为那是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诗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感性的冲动脱离了精神的整体情愫”，即“本能冲动逻各斯”。（25）费尔巴哈说：“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们的自我，我的实体自身。’”（26）新哲学出发点的确立为“哲学肉身化”奠定了基础，经过尼采、弗洛伊德、福柯、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西方思想家的发展，身体已经成为一个哲学的重要范畴，与身体相关的欲望也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得到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弗洛伊德说：“禁欲不可能造就强大、自负和勇于行动的人，更不能造就天才的思想家和大无畏的开拓者及改革者。它只能造就一些善良的弱者，他们日后总会淹没在俗众里。”（27）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张扬在新时期文学中正是作为人性解放的旗帜高高飘扬的，弗洛伊德的这段话也曾作为欲望话语书写的理论依据频频出现在作家评论家的文本中，英雄人物或成功人士就顺势增加了一种自然文化品格，即他们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穷的欲望，而且不仅是形而上的欲望，还包括形而下的本能的原始的欲望，否则的话，这个人物就一定是备受压抑的，这种类型化的故事迅速成为一种新的叙事模式，不仅被接受者广泛接受，而且被文化市场大肆兜售。但是，并非所有文本中的欲望叙述和身体叙述都是必要的，欲望和身体经常被用来作为卖点来兜售。阎连科说：“我认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性，是作家最好的一块试金石，是作家的灵魂的镜子。一个作家的灵魂，是黑暗的还是闪光的，通过写性，是可以考验出来的，不光是考验他的艺术能力，还考验他的灵魂的纯净度。”（28）李国文也说过：“……当代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活塞动作式的性描写，很大程度上属于商业操作，而非文学行为，一句话，是金钱在作怪。”（29）世俗化社会是欲望尤其是物欲狂欢的社会，它处处以生存性快乐为价值准则，是典型的追求“瞬间快乐的享乐主义”文化，而最能给人以生理快感和精神麻痹的就是原始性本能的释放，于是，性成为世俗社会欲望的焦点，也成为世俗社会文学表现的焦点和文化生产和消费市场的最大看点和卖点。 在创作中，许多作家公然宣称：“我更关心的是人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生存价值。”（30）“和我的智力相比，我更信任我的身体”，（31）因为“肉身是活着的唯一证据”。（32）私语化写作的代表林白亲身实践着“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的论断，美女作家卫慧则坦率地说：“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地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同时对媚俗肤浅、小市民、地痞作风敬而远之。”（33）自述者自以为自己洒脱清高，与一般的小市民不同，当然也不同于自认为是痞子的王朔。 那些作家的创作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自身的生存性目的：情感宣泄的生理欲望或经济利益，这些都是功利性的、非审美性的需求，王朔就坦言他写作就是为了赚钱，他认为作家和妓女一样都是从事卖这个行业，“只是出售的东西不同而已”，（34）如果他有个亿万富翁的父亲，他就会为艺术而艺术。事实上，王朔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资源分配中已靠卖文跨入小康，可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为艺术而艺术的优秀作品，相反，倒有一种江郎才尽的颓势，成了文坛的“匕首”，逮谁骂谁，从鲁迅到金庸，一个也不放过。邱华栋说：“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那么多，那么就赶紧捞上几把吧……否则下层人就很难跃入上层阶层了”。（刘心武 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文学创作成为赚钱的工具，纯粹功利的行为。这样的创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商业运行法则的制约和利用，以至于“在一般人的眼里，欲望和文化成了一组二元对立，二者永远处于颠覆与被颠覆的关系之中。似乎不是欲望打败文化，就是文化打败欲望一般。其实文化与欲望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任何时代的文化创造都必须面对当时的欲望表现。不能对当时的欲望发言，谈什么文化创造？当然，放纵欲望，更没有文化创造。这就需要正确处理欲望与文化的关系。”（35）在某些作家的欲望叙事中，作家人为地抽去了感性与理性、欲望与文化之间的张力，试图将二者揉合在一起，从而造成了文本道德的含混。叶兆言的小说《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写了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老四企图用纵欲来证明自己与老婆之间的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这种将纵欲与爱情放在同一水平面上的创作动机本身就表现出了作家价值理性的困惑和道德感的薄弱。竟然还有评论者为之歌咏，称之为“纯情的欲望故事”，（36）难道在纵欲时心里想着老婆就是男性的纯情，就呈现出了“绚烂的形而上之美”吗？李唯的小说《坏分子张守信和李朴》将动用公款嫖妓作为主人公冲破思想束缚的表现，将嫖妓被捕作为主人公太傻的证据，小说还借众人之口表达了这样的观念：很多人更加放荡，可是人家不傻，所以没出事。似乎嫖妓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就像吃饭睡觉，纯属个人爱好或个人隐私，一旦被捕就成了坏事。结果“坏分子”一死，一伤心，他们充满遗憾的人生好像还有点令人同情，作家在小说中缺乏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毕竟是有底线的，突破了这个底线就很难得到接受者的认同。从古到今，嫖妓在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中都是不提倡的，更何况还要动用公款，“公款嫖妓”在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违法行为，作家在创作时连这种最起码的法律常识都忽略了，抑或作家压根就是个法盲。
《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节选 | 
发表于 2013-1-3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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