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知识分子应关注政治 建造新世界

冬泰

[腾讯文化导读]“问诊知识分子”访谈中，杨牧说，新世界不见得比我们这个老世界好，但这个新世界的建造会让我们充满希望。希望，其实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一直追寻的，永无止境的目标。

杨牧：知识分子应关注政治 建造新世界

图为杨牧（图片来自网络）

杨牧是诗人，他特别在意诗中的节奏和韵律。但他并不只在诗里，因为他认为创作者和知识分子本身就有相通的含义，在他看来，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知识分子事业一部分，是将思维过程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表达。创作者关心的事情应该也是一般知识分子关心的事情。

杨牧把这些定义“广义知识分子”的范畴，因为知识需要以国家和社会进行参照才更有意义。孟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么创作便是实现“知识分子改造社会”这个理想的工具，无论是诗歌还是艺术，当它们的视野聚焦在这个社会时，就成为知识面向大众进行表达的可能性。

这种表达也许会加速新世界的建成。但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新世界？杨牧说：“新世界不见得比我们这个老世界好，但这个新世界的建造会让我们充满希望。”希望，其实就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一直追寻的，永无止境的目标。

如下为杨牧参与“问诊知识分子”访谈中，与腾讯文化对话实录：

知识分子不是沉浸在知识体系里 而是将知识利用

问：就您个人而言，作为知识分子和作为创作者在心态上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杨牧：我觉得这两个词是一件事情，我想创作的过程其实就是知识分子事业一部分，是将思维过程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表达。创作者关心的事情应该也是一般知识分子关心的事情。

问：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知识分子跨界是很危险的，他强调的是知识分子的单纯性，就是只是谈知识，而不将文学创作或者是美术艺术划做范围之内，您觉得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在自己的专业之外扩充视野？

杨牧：那当然了，你在前面提到的这个知识分子的定义是比较松懈的一个定义，你刚才说只关心知识，但我们可以想一下，孟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所以知识分子不该仅限于你对知识的追求，知识的追求是需要有一个国家拿来印证的，来对照这个社会进行。而知识分子在其中的作用就是积极地贡献或者是消极地加以批判，也有可能重新组成一个思维的方式。所以我不觉得知识分子不能是创作者或者其他身份，还是回到刚才的那个意思，如果是诗的创作，艺术品的创作或者是别的创作，这些都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问：您的意思就是好的创作其实是表达知识的一个方式，一个途径吗？

杨牧：是的，创作是表达它的知识的一个途径，可是他的追求并不是为了要沉迷或者是沉浸在知识的体系中而是加以利用。

问：其实以前陈寅恪就说知识分子应该是有独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这种独立和自由放在如今的这个环境你会怎而理解它？

杨牧：是应该有独立自由的思维。我是觉得知识分子应该自由思考，要有独立思考的眼界来看待这个事情，怎么理解，然后加以批判，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可以拿来使用。

知识分子应关注政治 建造新世界

问：也有一些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应不应该踏入政治的领域，您怎么看？

杨牧：我想历代所有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不避免政治的问题的，所谓踏入政治，你是不是有特别的定义，怎么踏入政治，参加党派的竞争等等。

问：或者是对一些政治事件的左右。

杨牧：我想就像别的行业的人，他对政治有兴趣的话，参与政治是没问题的，在我们台湾，就是竞选议员，当然不是说每一个诗人，每一个音乐家或者是艺术家都应该去竞选议员，但如果感兴趣是完全可以的。我想现在在这边我们中国大陆想这个问题，就是加入政党，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没有那个经验，可是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是绝对的。

问：您是不是觉得知识分子进入政治或者不进入政治完全取决于他的兴趣？

杨牧：这是一个责任其实，其实并不是参与竞选才表现出他对政治的关心。举一个例子，就像选举，充满了问题，然而知识分子是要参与这些讨论的，要去观察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一个人看他权衡，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已经这个年纪了，有些事情我没有参与应该是对的，有些事情我参与非常热心的，比如说在台湾的报纸上写专栏，找一些题目来讨论，每天跟媒体在一起，然后为了要突破言论自由。这也是我想我可以做的，而且愿意做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党或者是竞选议员，那种政治参与我没有过。

问：当年您写《有人问我公理的正义的问题》 这首诗里面其实是一种很温和的表述，不像当年的那些直接的抨击，这种选择是根据您的本性的选择还是您处理文学的一个方式呢？

杨牧：我觉得我基本上在那首诗里面还是在写一首诗，而且写这首诗是因为一个比我年轻大概十五岁的学生，我并没有喊口号或者是让人家跟着我。因为当时台湾的现状，以及他的父亲怀乡的感觉，这些让他完全茫然不知所措，当时台湾社会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我没有特别让他参加一些活动。所以基本上那里面是表达了我对社会对问题和对年轻人的关照，整理出来一首诗，但不是一个特别提倡什么样的思维方式。

问：现在这个时代里引起时代变革的社会事件其实越来越少了，但是有一种暗涌的感觉， 因为其实表面上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但内部却很多东西都在冲击。所以您觉得这个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群体是一个更好的还是更坏的？

杨牧：我觉得应该是很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可以确定的是这样大家思维会更敏锐，思考更严密，这也加强和加速改革，所以这是很好的时代、很好的机会。作为知识分子， 把思想整理清楚，想的透彻，因为在这个汹涌的大时代中，说不定很快就会有新世界出来，新世界不见得比我们这个老世界好，但这个新世界的建造会让我们充满着希望。不但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其他的民族，别的国家。

不希望再有诗人像屈原一样牺牲

问：您会怎样定义屈原这个人，因为他也是一个诗人，其实在古代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如今被定上了一个爱国主义的标签。

杨牧：我想爱国主义是后来我们给他贴的标签。他自己本来就是尽他的责任，他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是一个脾气相当暴躁的人，从他的文字可以看出来，但他读书真的是不错的，并不是没有读书。所以他并不是把自己分开两部分，他回来为了自己的国家，但最后他觉得他没希望了，用抑郁的心情把诗写出来。他是一个很爱国的人，但我们称他为爱国诗人已经是太简化了。

问：您觉得屈原这样的诗人对于现在这个时代的诗人来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杨牧：我不希望有人再去牺牲，去跳水。我希望这个社会允许接受大家表达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