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瓦解与重构
————简论中国后现代诗学中的审美寻思
后现代主义这一文艺思潮最早产生于二战之后的欧美各国,它传承了现代主义的某些艺术特征,却又是对现代主义和古典主义的颠覆性反拨,一次离经叛道的文化重估。它对约定俗成的价值体系产生了质疑,并进行彻底的摧毁与瓦解。延伸到中国诗歌领域,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三代诗人的创作就呈现出了这种文学中的后现代倾向。但后现代诗歌并没有一种准确的时间性,不能以历史的逻辑线索把握住能够予以评估的标准尺码,后现代携带了自身的模糊性,在某种程度上,它符合当下民众在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中普遍被剥离精神和思维,从而萌生单向度、平面化焦虑的机械迷茫状态。美国学术界最早对“后现代主义” 系统阐述的文论家哈桑便指出了后现代所存在的”某种内在的悖论“,”一种让人在试图对它进行界定的时候总要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因而永远无法囫囵个儿地把握的文化难题“。在当代许多诗歌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杂糅都体现出了对这类文艺思潮命名的缥缈游离性质。
尽管“后现代诗歌”是一个无法控制把握的“幽灵概念”,不能以形体固之,却不难窥见它在这个时代语境下极为特殊的显性色泽,我们会因此发现,相对于现代和传统诗歌,后现代诗歌往往有着场景片断破碎,词语呈现出非连续性的思维断裂,如刘不伟的诗歌《拆那·水伯梁山》:“......一个激灵穿越到/炮声隆隆机枪哒哒海陆空立体作战/这体内的病毒/气势汹汹/发起108次代号黑旋风的军事打击/ 嘛那/落落嘛/齐鲁大地/愣头青/你/休得粗鲁......”还有的后现代诗歌反权威,反理性,彻底消解了传统对宏大叙事和感性抒情的建构,专注于生活的平面化描摹,诗里行间透露出割裂历史感的私人领域,如祁国的长诗《晚上》其中一节:“霓虹灯喘着粗气/不停地输着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各种不同颜色的血/一个歌女/躺在舞台的大床上/学猫叫/通过音箱/传给了/生日晚会/毕业典礼/直达奥运会”。除此之外,中国后现代诗歌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它具有强烈的非逻辑色彩,个体精神在公共场域里碰撞而产生社会反思,却又拒绝深度美感与诗歌话语的严肃,存在着荒诞戏剧化的反讽情调,如刘川的诗歌《中国公园》:“一些老头老脸/老身子/老胳膊/老腿儿/老姿势/老埋怨/老唠叨/老病/老习惯/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中大量的人/有哄孙子、带小孩的任务/让大量嫩生生的肉体/给搅拌、中和了一下/公园里/我是不敢来的/名单/播音员严肃庄重地/念一个名单/念着长长一串名字/不一会儿/就会念到一个/女/每当播音员念到/这样的地方/广大的听众/就会认为/这个名单/公平极了/公正极了/权威极了”。
简单来说,中国后现代诗歌是一场反意象,反权威,反形式,反深度,反理性的“文化革命”。而在当下,它还存在着诸多弊端,因其诗歌话语的离场,膨胀却无以限度的自由而更多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虽然其中也不乏优秀的,并能让人精神为之振奋的诗歌,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就是其中经典之作。一个传统的文化符号在叙述言语中被解构,体现出了后现代惯有的批判意识,诗句饱含发人深省的空间余地。而中国后现代诗歌是属于先锋文学的范畴,是一项还在进程中的诗学,它的探索精神一次次给传统诗意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从这方面来看,后现代诗歌便不仅仅是一种诗意的消解,它也试图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里重构一种还未被人发现的诗意,并打算给予它们全新的命名,这就需要先锋意识中的勇气,也是每个时代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的文化现象,但在这一片被扩大的空间领域里,一直存在着优劣之间的混沌,它们相互交融,更需要有足够辨别能力且有预见的人去探索发现,分离出陌生物质里的精华所在,来真正推进中国诗歌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