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义：生命诗学的分支与半自动书写的语词暴力

肖振中

　　　陈仲义：生命诗学的分支与半自动书写的语词暴力

——新死亡诗派20周年研讨发言要点

    20年来，新死亡诗派为民间诗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出版大型诗丛刊《诗》总十八卷；出版先锋诗集、诗选、诗专号十多种；刊行年度诗集（奖）三批次三十种；举办全国性、地方性诗歌研讨会十余次（包括首届八闽民间诗会）等等。它的独立特行引发多方回应与争论，影响日渐广泛。

　　一、生命诗学的开拓性“分支”

　　1992年在漳州命名的“新死亡”诗派，是极为超前、深刻、先锋的。它使用与生命最贴身的“死亡”两字为整个诗派奠基，再用一个“新”字牵头，标示语词做动力，刷新生命诗学的实验性行为。在当年，这是一次堪称思想输液、精神秩序改造的壮举，在诗歌思想史上意义重大。（顺便举个参照：1998年笔者开设《人生哲学》——自编讲义——尝试在伦理层面上取代“洗脑”哲学。其间把“死亡”作为一个章节专门讲授，这在当时全国还算前卫吧？但新死亡比这整整早了6年，而且是第一个将这一重大母题引入诗学）。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松绑，2000年笔者在公开刊物撰文肯定（《作家》2000.8、台湾《创世纪》2000冬季号）死亡是存在的底色，死亡构成存在的根基，一切矛盾、纷争、冲突皆由此派生，死亡诗写打开了无限空间。正是“死”的绝对性，才使个人在存在瞬间中显出意义。“新死亡”看透生的本质，牢牢抓住此一“虚空”的本源和“元”问题，由此展开超现实“虚妄场”：逼近内核的虚无、超现实氛围、高密度意象群，轮番掀起语词的盛宴。
　　在死亡的精神大背景下，有关人生、存在的调色板获得空前丰富：虚幻、挣扎、堕落、升腾、冥想、体验……在各自的通道上得到有力回响。死亡，成为生命诗学的一个重大“分支”。但不要太狭义理解死亡的诗写。死亡作为生存的基本参照和背景,必然会带来巨大的资源,大胆正视这一锐利的生命疼痛，是极具现实和超越意识的。狭义的死亡只是涉及生命的终止，而广义的死亡则围绕众多与之相关的命题，包括苦难、困境、危机、劫数、厄运……提供了许多创设的契机。
　　从死亡的基点上引发无数“泛死亡”诗写，都围绕着生命的悖论和意蕴,展开千姿百态的歌吟：对死的理解,追溯,冥想和瞻望；对陈腐时光的抨击；对生的执著；以及张扬妄想的艺术天质，都比此前更加逼近生命本来的面目。长期以来，诗歌界被压抑被歧视被误解的生命财富，终于回归到诗歌的行列，生成某种维度，怂恿着并且检验着诗人的精神冒险。
　　生命诗学,因死亡的高度,成为深刻的诗学。死亡诗写维度的建立，则大大提高生命诗学的份量。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还没有哪一派别，这么鲜明的确立死亡诗写维度。笔者就是在这点上，高度评价了它的开拓性。诗派的掌门人陈道辉功不可没。
　　当然，也有人会更多从时代角度、社会角度、物质角度去诠释，比如所谓的时代之死、娱乐之死，统统逃脱不了精神之死、灵魂之死。而死亡之新，就是要从与之相关的万物之死中做出与众不同的诠释与发掘。
　　道辉的文本，指向具体的死亡其实不是很多，与外部世界的种种具体死亡事件若即若离（如矿难、地震、车祸、食物中毒、枪杀……），这种内倾性可能会被所谓的“介入性”诗学所不满。它是有意规避还是顺遂自然？其实它是把外部世界的死亡颗粒化、碎片为自己繁复的冥想、玄想，或将自己繁复的冥想、玄想，弥漫为死亡气息、氛围，并且最终成为自得其思、自得其所、自得其趣的语词迷狂。
　　迷狂到头，某些语词就变成谵语、魔咒。因此我曾多次说过，道辉不是天才，便是魔鬼，一个月之前，我还做过比喻，说道辉是“语言的朱元璋”，随时随地他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组织无穷无尽的语词暴乱与语词起义，其频率、长度、时间、规模堪称中国第一人。

　　二、半自动幻象书写的语词暴力

　　道辉的书写方式，采用的是超现实的半自动书写，其幻像生成几率，转瞬即变，在同代诗人中非同寻常。开阔、突发、鬼异。当他控制好的时候是一位高级魔术师，像这样的句子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多重的寂静被磨成细粉”；“复活过来的鹰鸟/我用仰望天空的泪水喂养”“月光就是自己心灵的漩涡”。正面的说，他的语词一贯维持很强的弹性与注塑，有一种“巴罗克”风貌。形形色色的语词积木，是无中生有的勾搭，无事生非的冲撞，畸联得心惊肉跳。像上面那样类型的句子，我比较欣赏，在繁复的语词运动中，既保有强大的张力又在任性中加以节制。
　　其中一个显著书写特点是没有什么理性“预设”（远比观念写作好得多），完全是在前意识“观照”下，全方位打开感觉、妄念、臆想，于理念稀薄处夹杂某些精神元素，形成语词的“沙尘暴”和精神“可见光”的混杂文本。由于繁复与混沌，这样的文本许多时候是背离阅读共鸣的。大面积的语言冲撞、转换，在瞬间中消失、分延、又在不断涌冒中闪烁、凸显。它们被快感、灵感催生着，又很快被自身的弹性囚禁着，“在过程中完成语言的不可经验性和不可还原性”。
　　这种半自动的幻象诗写，是全身心浸淫于感性语词与自造语词的汪洋大海，顺潮而来，随潮而去，随波逐流，听任语词全方位的“宰制”——一种典型的“语言写我”。语词成为唯一的上帝，所有的信仰、理念、布道、祷告，“附体”为某种义无反顾的信徒——为语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但是，说句老实话，他的文本我只能接受到2010年的长诗《大呢喃颂》之前为止。煌煌3万行大作，我是有保留的。充塞其间的肉献、玉肚、泊落、语息、脱化，连同题目的开爱、字虚瘤、空架、手狱，虽然不失语词的异想天开，也都是潜意识下的杜撰、超验组合——这样的发掘有诗学上的实验意义，但“杜撰”过头了——语义与语义之间相互挤兑，撕打一团，现实、幻象、臆想、呓语，有可能搅成诗语的“山体滑坡”，若果这算是语词写我的“本能井喷”，就一定视为现代诗语的最高境地？如入无人之境为每个诗人所追求但并非是没有边界。林忠成说他是一种链蛇式写作方式；梦亦非喻之为物理学的布朗运动，我想现在的道辉已经不是一般性的混沌所能包容了。《大呢喃颂》之后，道辉是誓将语词的牢底坐穿，还是有所调整?
　　按照我的保守主义观点，我担忧这样过度的语词暴力，是制造诗语灾难的罪魁祸首。语词的张力不是越大越好，正如陌生化不是越多越好：当它达到超强或超超强时，语词的张力与张力之间会产生自我耗散与自我抵消，诗歌阅读效果可能最后走向“无用功“。故而借这次研讨，希望道辉能够适当“后退一些”，摆脱语词的拜物教。放下语言屠刀，念一念“阿弥陀佛”吧。
　　一个诗人的写作过程完全可以我行我素，这是他的自由权利。但当文本完成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或者秘不示人，锁进抽屉，聊以自慰；或者即刻烧毁，当作一阵来风，只享受过程；或者只限在三五知音内传阅，的确无人可以干涉，这样的写作只对单体有效。然而，一旦文本作为公共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它终究无法逃避众多阅读期待的“检索”；个人的意愿再放肆，怎么能一厢情愿就代替广阔的“接受视野”呢？（原载《福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