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纪出版：手捧“恶之花”的诗人

严家威

上海世纪出版：手捧“恶之花”的诗人

曾靖皓

       在中国，波德莱尔是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诗人。他作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一个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开创者，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被介绍进中国，四十年代的传播可谓盛极一时，翻译者、模仿者不胜枚举。解放后，他那充满“颓废派”腐朽气的诗歌自然显得与时代完全不合调，这种传播戛然而止。直到80年代中后期，由于本雅明的《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和《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得以翻译出版，波德莱尔和他的诗才又重回读者的视线，对于绝大多数70后、80后，他是陌生而新鲜的。
       不过说实在话，对大批充满热情但是文学基础知识又不足的读者来说，本雅明的论文算不上一个了解波德莱尔的好桥梁。在很多研究者看来，本雅明采用了一种“历史蒙太奇”的手法，文章中密集的资料引用，跳跃和不连贯的叙述，不太清晰的主题概念会让大多数人看后如坠云雾，可能还需要大量关于本雅明的研究材料的辅助，才有可能搞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
       比起本雅明高深难懂的文字，波德莱尔的好朋友戈蒂耶所写的波德莱尔的生平和对他亲切的回忆就要平易近人得多了。泰奥菲尔·戈蒂耶，19世纪唯美主义文学的旗手之一，倡导“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主将，开创了唯美主义批评的浪潮。作为波德莱尔生命后期的好友和他来往紧密，也获得了他的极大尊重。诗集《恶之花》扉页上的题词就是赠给戈蒂耶的，波德莱尔不仅把戈蒂耶看作好友，更是看作长辈和导师。
       这本回忆录是戈蒂耶在波德莱尔死后不久写就的，大致分为印象和作品评论两个部分。
       应该说它承载了一个进入成熟期的波德莱尔最真实的一面，加之戈蒂耶妙笔生花，该文成为传记史上难得的佳作。对于波德莱尔的形象，戈蒂耶的字句就像罗丹手里的雕刻刀一般，非常准确、细腻和生动地展示了波德莱尔的外貌特征。《恶之花》的诗句对准的是巴黎城市中最丑恶的一面，腐尸、毒虫、丑陋的穷人频频出现，它是如此的离经叛道，以至于很多人都会认为波德莱尔是一个穿着奇装异服进出各种沙龙，对大麻成瘾的怪人。戈蒂耶如此精致地雕琢波德莱尔的形象，是想通过他的描述告诉人们，波德莱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绅士，他比谁都更痛恨那些出格的或不道德的举动。以丑为美，化丑为美是他开创的现代主义美学的一个通俗的表达，他反对古典主义美学那种无功利的、纯粹的、普遍的美，他要在当下和瞬间中去发现出美来，而且这种美同样可以永恒。他也不认为美丑绝对对立，自然是丑陋的，而美是超自然的，被赋予的，丑中同样有美，所以波德莱尔笔下的腐烂的世界不过是美的另一种表达。他的相貌、举止、言行就说明了，他是在做一种严肃的美学探究，而不是故做叛逆状，挑战传统，哗众取宠。《恶之花》在当时并不受大众欢迎，倒是当局以不道德为由要求其删除部分篇章让它一下子畅销起来。戈蒂耶欲借自己之笔消除人们对这位不太出名诗人的误会，让大众用一种正确的态度来看待诗人的作品。
       回忆录重点部分落在了对《恶之花》的风格和手法的分析，以及对波德莱尔其他散文作品的评论。这是戈蒂耶最拿手的，他为我们展示了波德莱尔开创的诗歌通感理论和象征手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波德莱尔就像本雅明写的那样，是一个捉摸不定、变化无常的人，在他一生中，无论在美学观念上还是在政治理念上他都不是一个死守过去的人。他曾经和戈蒂耶一样，热赞过唯美主义，也高喊过“为艺术而艺术”，但是波德莱尔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想法，全力投入到对艺术“现代性”的阐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美学观念上，戈蒂耶和波德莱尔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他无法全部接受这种全新的理论，所以尽管他给予了波德莱尔的作品很全面的分析和难得的美誉，可是很多时候他却无法触及到波德莱尔的真意。当然，直到今天，波德莱尔和他的作品仍然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难有什么定论可言，要求戈蒂耶在短短几十页的回忆录中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他的这篇回忆应该说是一把进入诗人的世界不可多得的钥匙，真正热爱波德莱尔的读者当不止于此。
       中译本在戈蒂耶的回忆录后收录了《恶之花》的部分诗歌、散文、书信和英国学者盖伊·桑的研究文章，让该书成为初步了解波德莱尔很便捷的一个手册。不过有些遗憾的是，《恶之花》不是散诗合集，这部以“忧郁”为主题的诗集在诗歌选择和排序上是有着强烈的目的性，它完整的展示了诗人苦闷的精神状态，要全部领略这束诗人手中的“恶之花”，只有在完整的诗集中从头到尾细细品读。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