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咒语说起
——浅谈黄沙子诗歌中的控制意识
他勒令右脚在六月不可停止。
……
他将整个地区的语言变成叶子，并宣称：再也不会有长叶子的树。
（《阴茎》）
向我们询问者必受惩戒！
必萎缩、遗漏最娇美身躯。
（《到上游去》）
你将经过五座大山，在妻子的陪伴下慢慢成长
（《幸福》）
失去的
必将在施舍中重现
我必先于安葬而获得欢乐
（《聆听圣训》）
必须有果断的，有指导性、闪现引导之光的一句话
将是非扼杀于摇篮并给
仓皇失措的人指以光明之路：
这是你们的继位者，你们和他结约
（《荣耀》）
当我大量阅读黄沙子的诗歌时，不时跃入脑海的是那句古老的咒语：“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这句咒语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咒语之一。由这一点我不禁想到巫风盛行的楚地，透过地域文化来看黄沙子的诗歌或许是个不错的角度。但在今天探讨楚地巫风，却是我力不能及的，浩淼的巫楚文化在民间的状况很难估量，若仅从有限的前人文字记载出发，则有些脱离时代的嫌疑，而我自身的文化素养的浅薄更是一时难以跨越的门槛。于是从这句古旧的咒语出发，我只对黄沙子诗歌中体现的控制意识作一次不完整的梳理。
上篇：表象
“咒语是巫师和其他施术者用来驱除鬼魅邪祟、消灭各种危害的巫术语言”[1]，这种语言在表达时一般会具有命令和预示两种主体情感倾向，而黄沙子诗歌中则不断出现诸如“勒令”、“将”、“必”、“必将”等等带有上述两种倾向的语词，使得诗歌作品整体浸润在浓郁的巫化色彩之中。此外，另一个词：“是”，也是非常常见的。这个判断动词通常是诗人们忌讳的，因为它经常被用来下定义，有坚硬和霸道的质感。但在黄沙子的诗歌中，毫无疑问，它是命令和预示的复合体，或者干脆说，它包含了作者的一种主体控制意识。与“是”这个判断动词相应的，是诸如“你们和他结约”（《荣耀》）一类的陈述语句，其中的控制意味也十分强烈。
黄沙子的那些带有控制意识的诗句除了在“咒语感”（咒语式的语感，姑且称为咒语感）中显现原始性质的强制力以外，也有宗教式的神启意味。而众所周知，巫术和原始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从巫术到宗教，这是一种直接的承继或发展。但这并不是说黄沙子的诗歌在做某种历史的注脚，而是他将历史的过程省略，只在意一些性灵相通的意蕴，接纳并改造使之成为自我的表达。他由此成为巫师或牧师本身，以神灵的名义直接“发号施令”。尤其象《聆听圣训》等诗歌作品，直接将宗教事物引入，更增强了神启的意味。而神启本身是对控制的肯定，如果无所谓控制，那么神启也就失去其作为神启的基本意义了。但需要注意的是，黄沙子诗歌中的宗教似乎都是西方宗教——这可能和中国后世宗教（不论是道教还是中国化的佛教）在对人这一主体的态度上追求主体消解、主体放弃，与原始巫术的强调控制相背离有关系——这带来的是文化差异性和思想意识承继的连贯性之间的貌离神合。这一结果反过来也强调了诗人作为创作主体对文本的控制，作者必须在不同文化体系内发掘可统一的关联点，否则其写作就可能会陷入无序的拼贴之中。
此外，将黄沙子的那些带有控制意味的诗句和古代的咒语进行直接对照的时候，还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东汉以后，咒语趋于定型，一般由示威语、惩戒语和催促语三部分内容组成，如果将黄沙子的上述诗行看作“咒语”，进行内容的区分，我们可以发现，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示威语。这一直接对照的结果让我意识到黄沙子在控制力使用上的直接性和急迫性，他去除了控制的主客体之间所有可能的曲折环节，所以控制的主体到客体是两点一直线的关系。用数学上的话来说，就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这种直接和急迫需要的是控制力的足够强大，于此，我想这也是诸如“必”、“是”一类带有强烈坚定语气的语词反复出现的必然性所在吧。
下篇：方式
黄沙子诗歌中的控制意识，是通过对语言表述的控制而达到整体控制的。语言作为诗歌最基本的构成物，规定了诗歌气韵、意义、意境等其他诸方面的变化可能。例如这首《荣耀》：
坦克仍然躺在我们中间没有埋，而巨大的是非
几乎发生
必须有果断的，有指导性、闪现引导之光的一句话
将是非扼杀于摇篮并给
仓皇失措的人指以光明之路：
这是你们的继位者，你们和他结约
在简单给出一个背景之后（诗的前两行），作者马上以“必须”二字构建起作为诗歌主体内容的前景（后四行），而前景中的重心——并且也是中心，无疑是最后一行。如前所述，语词的把控将整首作品的气息限定在陈述性的嘲讽之中，那些明确的、坚定的语词，诸如“果断”、“指导性”、“引导之光”、“光明”、“继位者”、“结约”等等，无一不在强烈的肯定之下发生内涵的质变，由此战争之后的“荣耀”才成为诗性的宠物，可供人把玩。
黄沙子的这种控制意识似乎勾勒出一种苛刻的个人写作态度，他仿佛是一名极其严厉的家长（诗人），对待他的子女（诗歌）从不轻易妥协或放纵，时刻保持一种警惕的姿态，几乎在每一个字眼上挖掘诗意和内涵传递的可能性，并细心鉴别，从而达到表达上的集中、简洁、强悍有力。这种对表达的挑剔，甚至让诗歌不时显现出一种刀斧劈凿的极度用力的痕迹：
他来到黄思湾，和一位处女鬼混。
把他的阴茎砍断！
他发现会呼吸的鱼。为了得到一阵风，他诱使风雨大作。
（《阴茎》）
句与句之间，行与行之间的转换，不时会呈现这种强烈的跳转，甚至出现上引诗行中多“声部”的现象：第二行“把他的阴茎砍断”显然和其余两行的“发声器官”不是同一的。这种跳跃或者变化也是黄沙子的诗歌体现刚硬风格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我们可以直接说，控制带来了刚硬风格本身。
话说回来，控制意识的强烈必然需要创作主体对自我完成表达本身的充分确信，正如下面这首《斧头之月》的第三部分：
而我开始巡视毫无防备的葬礼
那么多的人毫无防备地喊着号子
如果可能他们也会停下车
观赏梓树飘落的叶瓣
缩回我所知道的，这世界的简单规模
一个夜晚的时间足以让
更多的人循着可预知的顺序爬上树梢
在我居住的城市南面
一大群奔跑的旧事无法停下脚步
吆喝声此起彼伏
但我说出另外一个世界的方言
斧头锋利，沉重，划出优美的曲线
他对于自我的确信达到相当的程度，并和控制意识构成互为因果的关系，彼此加强对方，而达到对外在、他者因素的俯视性观照，这接近于一种君临天下的气度。整首作品的意识高度集中，一切都在一个主观意识的掌控之下，比如“葬礼”，在这里可以意味着生老病死的交界，而它在“我”面前却是“毫无防备”的；“毫无防备”这个修饰成分说明了对象之于“我”的虚弱，自然这也是“我”之于对象的强悍。而在最后两行，一个转折关系带来了“我”脱离“此世界”，抵达“彼世界”的非凡力量。这种掌控的结果，正是作品刚硬而又坚韧的品质的来源。然而，这样一个作品的阅读似乎不该就此终止。笔者了解到作者的创作曾受到朦胧诗人顾城很大的影响。联系顾城，这个作品的阅读显然可以更深入一步，也可以进一步看到那种控制力的本质。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几乎可以看作是顾城后期的一次精神呓语。“我”之所以能够“说出另外一个世界的方言”，正是因为“我”同时生存在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俗世，一个是自我构建的精神天国。而“方言”对于“我”来说不管是不是最本质的“母语”，都已经足以呈现“我”的“根”的所在，也就是说“我”根本是属于精神天国，而非纭纭俗世。“我”从精神天国俯视芸芸众生，生与死便只是存在的两种方式，而不是什么质变的前与后。最后一行描述“斧头”[2]，显然带有一种决绝的姿态，同时也是坚定和强硬。在这里精神天国显然是一个带有攻击力的对抗体，诗歌中的叙述者“我”正是依靠它来实现强力的控制。
以上阅读的尝试可以，甚至应该，仅限于“尝试”。因为诗歌，尤其这样个性鲜明的诗歌，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方言”（《斧头之月》），它在亲切地招手，并且遥不可及。
注释：
[1]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45；
[2]据顾乡（顾城的姐姐）回忆，斧头并非顾城杀妻的凶器，但外界一直认为是斧头。斧头在诗歌中也不适宜理解为凶器，个人以为可作控制力（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统治力）的象征体来理解。 |
发表于 2013-11-12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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