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一份访谈【周琰】

宫白云

当代诗歌：一份访谈【周琰】
　　
　　1.
　　
　　问：有人认为这是诗歌最好的年代，有人认为这是最差的年代，你的看法是什么，根据是什么？
　　
　　周琰：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我感觉，这个问题可能包含的对立判断，也许更多基于价值和道德判断，表达了很多人的急切，对诗歌一种非诗歌的期望。如果脱离这种对立的判断，我觉得应该说现在是诗歌最好的年代。诗歌创作非常多样化。诗歌交流很活跃，也没有什么边界。年轻的诗人状态很好，生机勃勃。外语诗歌的译介也很丰富，很多诗人都可以阅读甚至翻译外语诗歌，改变了单一汉语语言的认知和体验。而且汉语的诗歌生态（我指的主要是在大陆和从大陆出去生活在国外以汉语创作的诗人）是自发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什么体制、学院、机构的显著影响，这种生态我觉得最有生命力。
　　
　　2.
　　
　　问:你的诗歌养分主要是从哪里来的，请讲一下比较关键的来源，以及你用了多少，用的怎样。
　　
　　周琰：小时候就是乱看书，民间传说、神话、武侠演义、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大仲马、司格特这些最着迷。我不太记得童年很多事，都是做梦编故事玩过来的，一醒觉已经十几岁了。梦着长大多少决定了一个人的想象在生命中的比重。这些想象和人世经验没太大关系，现在这种想象可能在我的诗歌中不露痕迹，但它们还是很垫底的东西。对语言开始有感觉大概就是在十几岁突然灵醒的时候，那时的文学营养来多自古诗文、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拜伦、歌德）、美国现代派诗人等。如今回顾，这些营养让我过多地陷入纯粹审美的境地，写诗进入一种比较封闭、纤弱的状态，因而停滞了很多年。而在另一方面，对自然观察的迷恋和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兴趣，是自儿时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引发我好奇和白日梦的源泉，这些东西仍然是我察知世界的触觉点。90年代以后，我更多受毕肖普、史蒂文斯、里尔克、策兰和瓦莱里的影响，英语的思考方式也逐渐侵袭了汉语的结构方式，隐喻、抽象、结构、语言生命、内在音乐这些东西逐渐在寻找生成自己的骨骼筋脉。哲学和艺术近年对我也有很大影响，前者让我重新回到对人和人生的问学状态，后者赋予我在形象与抽象之间自由构建的能力。我感觉目前诗歌感知的能力在逐渐成熟，但是创造的能力取决于突破生命自身的局限。我还没有开始写我真正想写、必须写的东西，我仍然在蓄积力量。
　　
　　所有这些来源，取得时候无不全情投入，至于吸收多少、用了多少，不好说。
　　
　　3．
　　
　　问：在你的心目中，诗歌的高境界是什么样的，你什么时候能进入这种境界。如果你的诗能变成一种生物，它是什么样子？
　　
　　周琰：诗歌的最高境界，这更像是每个诗人个人追求的问题，诗人应该清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对我来说，我追求的或许是一种悠远，一首这样的诗写出来：“道里悠远、白云在天。将子无死，尚复能来。”写完了，白云在天；而这“白云在天”在语言中发了声音；有人听到这声音而念了并看到白云在天，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境界了。
　　
　　如果我的诗能变成一种生物，我希望它是五月花树丛中的一只鸣鸟，鸣声婉转清亮，让人心中有不尽之意。
　　
　　4．
　　
　　问：你能想像一种跟你诗风截然相反的一种诗吗，在你的视野里，有人已经这么写吗？
　　
　　周琰：有，臧棣。
　　
　　5．
　　
　　问：叶芝通过一层层“面具”的脱落达到“真理”的自我，佩索阿则是通过一些“异名”遮蔽了自我，你在诗里使用面具吗，你的诗里有你的“身外化身”吗？
　　
　　周琰：我没有面具的矛盾。我在诗中处理自我，希望它如同塞尚的苹果史蒂文斯的罐子，去除自我的感伤和自以为重，而达到完全自由的甚至野性的自足。如果说诗中的“身外化身”，我想那是我的语气，声音就是身在。
　　
　　6.
　　
　　问：你现在最关注的外国和中国诗人是谁（年代不限），在你没见过的中国当代诗人里，你最想和谁见面，一起吃饭并聊两句，聊什么？
　　
　　周琰：最关注的中国诗人，这个名单有点没法列，中古以前太多诗人我想重新看了，随便想一下是这些：屈原、左思、曹植、曹丕、陶渊明、杜甫、黄庭坚。当下的诗人我比较关注王志军、艾洛，他们俩的诗都在变化中，他们也都写出了完全与他人不同的诗。
　　
　　最关注的外国诗人，这个名单其实在缩减：毕肖普、狄金森、杰弗里希尔、蒙塔莱、博纳弗瓦、霍普金斯、策兰、里尔克。很多我喜欢的诗人，比如品达、贺拉斯、曼德尔斯塔姆，因为没有通读完，就不多提了。
　　
　　没见过的中国当代诗人里，我最想见的有：
　　
　　王敖：他答应烧龙虾接待。
　　
　　艾洛：最有趣也是最好的朋友，最好是将来可以一起在国内找雷武铃、周伟驰、冷霜、王志军、杨震、吕德安这些人玩。
　　
　　黄灿然：我非常尊重的诗人。
　　
　　7．
　　
　　问：有人认为，中国当代诗歌界早已没有民间/知识分子的区分，或者从来就没有过。有的就是权力与既得利益的不断再分配，所谓的诗歌声誉经常是诗歌政客们互相妥协的结果。你怎么看当代诗歌的政治？
　　
　　周琰：什么是知识分子啊？我觉得知识分子是一个实质在80年代就已经死了的遗留的概念。有知识、有文化都还不算知识分子，给你身行头，你得演你的角色啊。都没角色可演了，再谈知识分子很尴尬啊。现在占据话语与实际利益资源的诗歌圈子大概是有的，不过我从来不太关注。我的态度就是管你们闹哄哄，迟早没人看你们的诗，有什么意思啊？不过诗歌圈子要总是不公平不正常，也真不是件好事。虽然对很多好诗人来说，我写我的，干你圈子屁事。但是从诗歌传播和鼓励新人的角度来说，很不好；对诗歌研究、评论的深入来说，也大大不好，需革新之。
　　
　　也许所谓的诗歌政治问题，换个角度说也涉及不同历史年代经历的人的差异问题。对一些人重要的，不说就抹去自身存在的，对另一些人可能毫无现实意义。这其中涉及诗歌是否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问题。依赖时代色彩而存身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疑的。汉娜阿伦特说，诗人对诗歌负责，而不对时代负责。然而正如布莱希特所说，你能把世界抹得干干净净，一片新鲜亮丽重新开始吗？对一个时代诗人弊病的批评，不应当同时也彻底抹消对那个时代提出的诗歌问题的思考。
　　
　　8.
　　
　　问：谈一下你所处的地理位置，在那里你比较关注的文化或亚文化形式是什么，它们对塑造你的诗歌个性起到了什么作用？
　　
　　周琰：我现在在多伦多。我比较多涉及本地的诗歌和艺术圈。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发现在本地文化断裂的现象很严重。50岁以上的人往往都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和兴趣，历史视野也很宽广；而本地的年轻人更多专注于当下、当地、此我，这和国内年轻人狂热的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现象让我意识到，我在当下当地的文化中很难获得营养，它催生了一种精神上和语言上自造空间的力度，以及一种重新内化并再生我的汉语语言的愿望。
　　
　　9.
　　
　　问：人无癖则不可交，讲一下你的癖好，它跟你的写作有关系吗？
　　
　　周琰：看书是一个癖好。但现在这是我想限制的一个癖好，我觉得我已经看得太多了，阅读的饕餮，大概已经影响了我的消化吸收功能。我希望将众人的声音融入万籁，而我在这万籁中进入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空间。散步和望天空是另一种癖好，在非阅读的、无心而看无心而听的状态中思考、想象、放松，往往是我诗歌灵感产生或自我反思的最佳时机。这两个更多是日常的习惯。我真正的癖好是爬大山，我喜欢高山深林和激流涌泉，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几个月不去山里会觉得窒息，身心的窒息。多伦多周围没有大山，但是有很多湖，虽然入山和近水感受很不一样，也聊可安慰。
　　
　　10．
　　
　　问：讲一个关于诗歌或当代诗的问题，可以自问自答。
　　
　　周琰：小时候，我常常站在新华书店看书，走路看书（撞到过电线杆），打着
　　
　　手电筒看书。那时候最着迷的是各种民间传说，那种看似日常的经验中降临的意外、神奇，往往有好笑的色彩。现在我常常自问，那种神奇哪里去了？我曾经和一个多伦多诗人谈到诗歌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说首先是种好奇和惊异，在好奇和惊异中发现美和意义。而那位多伦多诗人说，诗歌对他是一种不能表白的哲学，是通往沉默之途的，被诉之言辞。我想无论是我的认识，还是这位多伦多诗人的认识，都涉及到我们并不能全然把握而命名的未知，但是这未知在诗中得以向我们显现，这未知有关人最本质的思与感。
　　
　　由此，我提出我关于诗歌的一个问题，写诗的审美和美。人都常常照镜子，也拍照。人们往往对着镜像和影像琢磨自己，姿态、妆容、灯光、角度是否呈现了一个美的形象。这些镜像和影像的形象，不过是赏玩的对象，把它们等同于自身，我总觉得有种好笑和恐怖。本雅明形容现代的形象消费是形象的妓院。停留在自我审美状态的诗歌写作我常常脑袋里要打问号。扮酷或自封病态，也是这种自我审美状态的一个伪装。这种自我审美状态，往往是以自我愉悦和情绪的自我爱怜的结合物，是一种精神的懒惰。这种懒惰造就诗歌语言的怠惰和空洞。美就是创世纪这样的元气和能力，而审美是共情共感的能力。能力无非能并力行。诗人应当是创世者，而非赏玩者。沉迷于自我赏玩的诗，对我来说是不可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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