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眺望自己出海的中文诗人
据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１０日电（记者章利新）写诗３８年，辗转数十个国家，杨炼的全部诗作几乎被大海的意象贯穿，仿佛漂泊的命运自己会紧紧拽住一个隐喻不放。
“大海从未拍击到孤独之外／从未有别人在悬崖下粉身碎骨／我们听见 自己都摔在别处粉身碎骨／没有海不滑入诗的空白／用早已死亡的光切过孩子们 停止／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
在诗作《大海停止之处》结尾处，粉碎的自我分裂成：出海远去的和岸上眺望的。“眺望自己出海”，这个意象概括了杨炼的海外漂泊生涯，以及这种漂泊所转化成的内心反思和精神历程。
“既然我是看着自己远去，我希望我所站的岸边是中国现实和文化的深处。”杨炼说。
“当先锋容易，当‘后锋’难”
记者近日在北京见到杨炼时，这位５９岁的诗坛老将身穿中式外套，身材高大，轮廓分明，一头多年不变的披肩蓬发隐隐露出银丝。
谈到诗歌，他滔滔不绝，言辞犀利，目光如炬，仿佛一名江湖侠客，和汉字搏斗多年，练出一身绝技。美国诗人威廉·赫伯特形容他的诗歌为：“一把出鞘的武士刀”。
从插队知青，到“朦胧诗”主将，再到海外漂泊者……在近４０年的写作历程中，尽管处境多变、困难重重，但杨炼与中文、与诗歌始终不离不弃，重要长诗和组诗一部接一部诞生：《ＹＩ》（“日”“人”相叠，音同“易”）《同心圆》《叙事诗》《饕餮之问》……
谈到这种持续的创造力的来源，杨炼说：“我的写作一步一步深化一种追问。这种追问可以回溯到屈原‘天问’。不断的提问，构成了我创作一部又一部作品的内在能量；不断的提问，也让世界始终有一种新鲜的、未解答的状态。”
“诗人最好的形象就是提问者。”杨炼说，诗人总是通过自我追问穿透自我，在语言的限制中超越语言。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杨炼以长诗《朗日诺》等作品成为“朦胧诗”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回望这段历史，他感慨道：“在中国，当先锋容易，当‘后锋’难。”
“先锋的面前是一片荒野。‘朦胧诗’诞生时面对就是一片‘文革’的政治宣传语言，而‘朦胧诗’回到了正常的单纯的语言，太阳、土地、黑夜等，这是在荒野中踩出一行脚印，很容易就被当成先锋。”杨炼解释说。
在他看来，中文诗人缺乏后劲，这是致命的弱点。所谓“后锋”，比的就是后劲和耐力，比跑长途。“这样的‘后锋’，需要思想和诗学的深度，而深度来自敏感和深思。”杨炼认为，这样“后锋”，需要始终保持接续传统的焦虑，深挖现实的焦虑。
在海外写作至今已有２６年，一开始，他带着一本“中国思想词典”，和不同文化切磋，验证自己的中国经验；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他不时回到国内，带回一部“世界思想词典”，努力推进中文在新的语境中的思考和创作。
“没有全球化的视野，就不能看清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深刻。同时，如果不能理解中国的现实，作为全球化的深刻一部分，也就不能准确理解全球化。”杨炼说，这是一种复杂的内在的纠缠状态，像一条蛇咬着自己的尾巴。
“要展现中国的转型深度，诗人像以前那样简单地玩点意象，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说。
或许，正对历史、现实和文化的不断提问，推动着杨炼不断“眺望自己出海”，“不停创造自己，不停从新的海岸出发”。
“离散于中国，从未离散于中文”
近年来，随着《叙事诗》（２０１１）和《饕餮之问》（２０１４）等重量级作品出版，杨炼的诗歌世界在内地再次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对杨炼而言，《叙事诗》是一部自传体的长诗，也是集大成之作，专注于深思“大历史如何卷入个人生活，同时个人内心如何构成历史的深度”；而《饕餮之问》则可称之为“成熟的短诗”，“希望能清晰地呈现形式思考和诗意思考的结合”。
中国知名诗歌评论家唐晓渡指出，杨炼是当代不多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体诗学和意象系统的诗人之一。
在杨炼的诗学中，最核心的就是“空间”意识。他反复把诗歌创作阐释为：“智力的空间”或“幻象空间写作”。这与他对汉字和中文诗歌传统的思考密切相关。
杨炼对记者这样解释：中文诗歌作为空间的艺术，一开始植根在汉字的特性之内。一个汉字，本身就是一个空间。七绝、七律都是汉字内在空间性的一种扩充和展开。当代诗歌虽然不再采用古体形式，但一行诗、一首诗，一部组诗或一部长诗，其实也是汉字空间意识的逐层放大。
“诗歌就是构建一个语言的空间，去把握某种去除了时间后的人类永恒处境，或者古往今来的处境。”杨炼说，诗歌总是在挖掘“当下”的现实和人性的深度。
长期的海外写作经验，加上对英语的深入了解，在跨文化语境中他对汉字的特性，对汉字把握存在的方式的认识逐步加深。他曾撰写文章《空间的诗意》，深入解读中国古诗，成为英美不少学院教授讲解中国诗歌的基本读物。
“或许，我曾经长久离散于中国，但从未离散于中文。通过写作，我始终是中文诗歌的内在者。”杨炼说。
在他看来，无人称、非时态、模糊词性、自由移位、形似具体而其实抽象等，这些汉字的特性左右着整个中文语法关系、思维方式。
他认为，中文诗，不像西方诗歌那样“争夺时间”，而是为了“取消时间”，进而还原人的处境。写作就是把诗人删去，解脱每个具体日期、地址、姓名后，与古今中外诗人骤然同在，就像他在诗中所写：“你一边书写一边／欣赏自己被删去”。
“没有创造性，我们就没有传统，只有过去。”杨炼反复强调，文化血缘不是先天继承的，而是后天创造的。
他清醒地看到，当代中文诗歌的兴奋点正在于中国文化困境的深度：我们的现代转型，既不能简单地回返古典传统，也不能盲目抄袭西方。“它的深刻与矛盾迫使你发明全新的形式去表达”，“我们只能以每个人为‘根’，打通中西，全方位综合一切思想资源”。
所以，中文诗要表达经验之“深”，非创形式之“新”不可。
于是，我们看到，《叙事诗》在形式上衔接古典诗歌的精美，不是简单套路上的精美，而是通过个人独创性完成对形式的成熟思考，杨炼把它称之为“新古典诗歌”；而在《饕餮之问》中，每一首都有清晰的想法，包括韵脚、形式和节奏，形式的独创和诗意的独创严密配合。
“期待‘无声者’的声音浮出水面”
虽然诗风奔放，但杨炼其实是一个写得很慢的人。《ＹＩ》《同心圆》《叙事诗》三部长诗一写就写了１４年，他像一个传统手艺人一样，在电子信息时代慢慢地打磨着自己的诗艺。
他向记者描述了自己的独特写作方式：经过内心酝酿后，下笔时先在Ａ４纸上飞快地写下各种单句，完成四五页的札记；修改时，会把句子剪下来，剪成小纸条，贴到修改的地方，有时候一个地方可以贴六七层纸条，稿纸最后会变成一种浮雕式的东西；最后，搁到抽屉里，一直搁到几乎忘记时，再拿出来，敲进电脑，这时又可以修改一遍。
“我写诗时，没有任何时间的压力。”杨炼说，不过，随着年龄增大，时间越来越宝贵，他也给自己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写作和工作计划。
虽然家在伦敦和柏林，杨炼近年来在国内的时间越来越多。对他而言，伦敦意味着英语和世界，柏林意味着欧洲；而中国则意味着创新，因为中国没有任何现成的范本可以模仿，每一次写作必须整合一切资源。
如今，杨炼花费大量精力在国内参与创办各种诗歌跨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推广优秀中文诗人和诗作，比如北京的国际华文诗歌奖、扬州的国际诗人瘦西湖虹桥修禊等。
在他看来，“朦胧诗”被译介到国外后，西方开始意识到中国当代诗歌的存在，但他们的理解没有跳出过庞德用“意象主义”这个概念划定的圈子。“中国当代诗歌的深度还在被逐渐认识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有足够分量的作品来改变西方的旧观念”。
中国当代诗歌在海外的影响力不足也和翻译有关。杨炼认为，翻译诗歌比翻译小说难得多，而且没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另外，现在能翻译当代中文诗到国外的人才非常少，而且年龄也比较大。
去年年底，杨炼和威廉·赫伯特主编的《大海的第三岸——中英诗人互译诗选》出版，就是一种“变被动为主动，不消极等待译者”的努力和尝试。“这是想把诗人和诗人的交流变成一个有意义的项目，同时树立一个翻译的典范。”杨炼说。
谈到中文诗歌的未来，杨炼表示，虽然如今诗歌在公众视野中似乎稍显淡出，但自己并不悲观。
“如果从‘朦胧诗’算起，当代中文诗歌诞生至今才３０多年，还在一代人之内，但变化的速度和深度不可谓不大。在这个意义上，中文诗还在一个建立自己的完整文化结构的复杂过程中。”杨炼说，在这个重建过程中，一定会有越来越多“无声者”的声音、更为独特的经验等，从海底浮出水面。 |
发表于 2014-11-11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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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1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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