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体新诗，重在语言的构建
王居明
诗歌，和其它文学作品一样，属于文学语言的艺术。既然是文学语言的艺术，那么就有必要说说我们的语言。在我国出土的早期甲骨文和铭文可以看出，语言最初是被权贵们用来记录占卜祭祀活动的。这就给我们给出了语言最初是被宫庭独享的事实。语言被权贵所垄断，完成愚民治理。因为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是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力，也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供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尼采把宫庭使用的语言称为雅言。依据尼采对语言的分类，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无论“风”、“雅”、“颂”，都是用雅言完成的。屈原的《楚辞》，也是用雅言书写完成的。因为屈原是楚国的大祭司，属于势微的皇族，从小就在接受祭祀的教育和祭祀文章的书写。秦统一六国，统一文字度量衡，但语言仍然掌握在权贵的手里。那些接受教育为皇帝服务的人，也不得不学习这种宫庭的语言，完成公文、文章的书写。所以说，古诗词，是用雅言书写的。由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存在，这种语言文化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直到胡适倡导白话文运动，语言获得空前的解放。文章的书写，使用大众的话语，从此摆脱了雅言的一统。雅言变成了古言，庙堂里使用大众语言的官方腔调，成了新的雅言。白话文运动，成功的使文学作品用大众口语的写作变成既定的事实。这种大众口语，可以叫众言。与此产生的自由体新诗，也激活了民众的语言。所以说，自由体新诗，不是横的移植，是诗歌的新生。胡适只是打开了书写比邻的另一扇大门。因此说，自由体新诗不是古体诗的替代，而是一种平行关系。更不存在诗歌书写上的断裂。如同诗的两兄弟。一个生的早，一个生的晚。是同一语言下的花开两朵！民族文化的魂还在，对于诗，只是两中形式的同一语言的书写！这难道不是汉语的魅力吗？古体和自由体的相互拆台，难道不够可笑和愚蠢吗？据统计，古体诗的写作者要比自由体新诗的写作者多的多。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古体诗，自由体新诗，只要是今天的人所写的，都可以叫作现代诗。所以，自由体新诗的合法与不合法的争论，就显的多余而又浪费时间。
古体诗的语言，从《诗经》的出现到民国，有三千年或着更久的锤炼，已是精炼倍至。所以古体诗重在传承。而自由体新诗，仅百年而矣。民众的语言也依旧是生产生活的直接的表述交流，要让众言更精炼，那只有重新构建众言的语言结构，所以自由体新诗重在新建的开拓的语言构建。胡适用他自身的影响力，一举打开了众言书写的自由体新诗的大门，可以说功不可没。但是，遗憾的是，民众的口语因为民众处在社会的劳作层，难免语言仅仅只是一种生产劳作和交流的直接表达。可以说是更客观的明确表达。所以在文学性上，有天生的弊端！民众的语言是天生的松散，凌乱，偶有一些闪光的语言，也都如流水，一闪而过，谈不上卮言。而这种民众性的众言，为小说，散文，杂文等打开了广阔的书写天地。但是对自由体新诗，确是有着相当的书写难度。因为它在于新建的开拓语言构建。
首先，我们必须弄清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也就是说，什么才是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是修辞！修辞，是一个作者必须具备的最最基本的能力！不懂修辞，谈不上文学创作。由于诗歌文体的特殊性，可以肯定地说，诗是文学作品中一门修辞艺术。简洁一点，诗即修辞。但诗不是修辞学，它可以创造修辞。诗歌，只有借助于想象才能滋生和展现诗的美和它的美学。只有修辞才能完成诗歌想象的飞翔。也只有想象才能遭遇修辞的生机。
诗是文学语言书写的一种形式。所以表达也是诗最大的目的。这也是文学作品共同的目的。所以，除了修辞，我们无路可逃！因为修辞才能完成作品文彩的呈现。对于诗，只有修辞才能完成诗的高贵！只有修辞才能让诗回归于诗！也只有修辞才能让语言回归语言的尊严！因此说，自由体新诗的书写目的，就是为了完成语言的尊严！不懂修辞，无以谈诗！对于自由体新诗，是不能用古体诗的经验来衡量，如果这样，只能是认识的浮浅！
古体诗的相关经验，对自由体新诗有着参考，启示，引导的作用。无论是谢灵运他们提倡的“性灵”说，还是严羽的“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或着王国维的“境界”说，都是重在构建诗的图画凌空的静态美学。这种静态美学，超凡脱俗，不沾染尘埃，不食人间烟火！而自由体新诗，从诞生就满身人间烟火。所以自由体新诗，天生就是泥沙俱下，盗匪和雅士同在；就是多向度的多维空间书写。自由的众言，最大的优点，能使诗接近现代哲学。所以自由体新诗，重在新建开拓语言的构建，谈不上拯救。自由体新诗虽已百年，也仅是个开始。
在这新诗的百年征程中，自从胡适打开平行于古体诗的自由体新诗的大门，闻一多，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洛夫，于余光中，瘂弦，等两岸诗人，都做着强大的奠基。而大陆却走上了雅言的口号诗，轰轰烈烈高涨的热情，如突然展现的海市蜃楼，伴随着太阳的陨落，瞬间土奔瓦解！倒塌的是一塌糊涂！这种背叛“文学是人学”的文学公理，正好展示着书写者在贿赂下的分裂和变异以及对文学认知的浅薄！
朦胧诗的崛起，完成了人格的重新塑造和人文精神的呼喊与回归！海子的卧轨自杀，这种决绝的过激，恰好激活了他的诗歌的典化。这种昂贵的代价，不是一般人能花费的起的。以致于在诗歌的私下论说中，有了诗歌有毒的说法。“诗歌有毒，不死即疯”！显然，这种在诗界的殉道，是极不可取的。因为生命的使命和意义远比诗歌重大。诗歌，毕竟还是需要活着的人完成塑造和构建。没有诗歌，生活依旧还是生活。没有生活，诗歌绝对不是诗歌！在自由体新诗百年的时间里，“不死即疯”，只是自由体新诗构建中的诗歌事件，不是诗歌完成典化的绝佳手段。更不是自由体新诗无法化解的咒语。任何诗歌，都要由岁月的暴晒完成最后的验收。所以，迷信他人，不如安心突破自己。
自由体新诗的最大缺点就是直白。如今的散文化的书写让自由体新诗失去了诗的雅致，而更多的是呈现的出诗的苍白。众言天生的直白，埋下了今日诗歌堕落的书写和蔓延。只有杨炼和臧棣在诗歌语言的构建中独具超强的辨识！可以说，在我自己狭小的诗歌阅读范围内，胡适打开了白话诗的书写大门，艾青，戴望舒，徐志摩等，彼此树起了新诗开门就奠基的高度，今天的杨炼和臧棣，在众言口语的书写上为诗歌语言的构建，完成着自己对白话诗的理解和书写。也在积极构建自由体新诗的诗歌美学。堪称今日诗坛克服散文语言的典范！也绝对是白话诗的一个里程碑。至于碑高多少，是个后人的定制。以口语自居的写作，存在着对语言的误解。白话语，就是口语，就是众言。所以，自由体新诗，不存在学院和民间的书写，只有书写所涉及的题材不同罢了。自由体新诗，只存在犬儒和民众的区别。因为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化，都存在着犬儒和民众的类群。但诗人绝对不是那有奶便是娘的蠢货！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一直都是个现在进行时，因此，文学作品，往往展现的是思想，也就是作者的认知！那些未死立碑的人，也就如尼采所说：那些吟游诗人的吟唱，多半都是虚假。
自由体新诗，仅有百年，还在探索和摸索之中。自由新诗，既然是采用众言的语言书写的艺术，那么必须对语言进行积极的构建和开拓，显的任重而道远。而不是放任的散文化的语言满天飞，把诗变成一种分行的散文！如此，何不正正经经地写篇散文，为什么要以诗的形式亵渎诗歌呢？
201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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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5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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