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歌时代”宣言——为诗歌正名

衣影

一、中国诗歌的“哥白尼革命”

为诗歌正名，不是要对诗歌重新定义，一切实践活动都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诗歌创作也是如此。诗歌不是人类抽象单一的精神性的产物，不是诗人情感和思维的主观臆造，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诗歌的现实性决定诗歌不仅仅服从艺术的美学原则、人类精神的抽象原则和情感的主观原则，它作为人类精神思想的间接反映，有着现实的价值基础和指导意义。诗歌的产生不仅仅是为了审美，为了慰藉人们空虚无聊的生活，打发悠悠漫长的时间，它更是诗人自觉反思的时代产物，是诗人立足于历史和现代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积极主动的创作。

仅仅将诗歌界定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是诗人们主观的一厢情愿，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是诗人人性还未完善、理智还未健全的直接曝晒。诗人只有跳出艺术的视域，将艺术的美学原则当做实现诗歌现实价值和普世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才能正确对待“诗歌问题”，为诗歌正名。诗歌的艺术形式只有与作为诗歌本质的思想内容相适应，才具有其存在的意义，否则，诗歌形式再新颖、再巧妙，也只不过是无聊的“炫技”行为。当下诗歌的鉴赏，仍然脱离不了个体的主观感受，介入太多的个人喜恶，以及过分的美学标准，而忽略了诗歌内在的精神思想。又或者，兼顾到了诗歌的内容，却浮于批判社会的表面现象和制度缺陷，大谈特谈对社会和政治的“干预”，但除了一点可怜的人文关怀和愤世嫉俗的心理外，再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他们所谓“干预”只是写其所见，而没有深刻的反思与重构的态度，他们的作品总是停留于用自己有限的文字和泛滥的情感来描述社会与世界，却从不反思如何改变社会和世界。他们的良心多数停留在镜子一样的功能——直接、被动的反映。

诗歌仍然是被动的，就像它的主人一样。这是“诗人之死”必然且根本的原因。他们提倡诗歌从“我”出发最后又回到“我”自己，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甚至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诗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中根深蒂固，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脱离艺术的藩篱，而寻找“新生”的原因。他们死得太久，以至于忘了怎样真正地活着，更忘了如何去寻找真正活着的方式和方法。

要解决这一问题，诗人应该认识到，诗歌不完全是感性的艺术作品，其本质是关注和推进人性的发展，而这首先得益于诗人自身的发展。诗歌的追求和诗人的追求应该统一。正所谓境界决定高度，一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格局决定他发展的空间。没有大格局的人，只会囿于主观狭隘。我们直面诗歌存在的意义问题，就必须询问诗人存在的意义问题，总结起来，这也就是科学的诗歌理论存在的意义问题。对此，我们要进行诗歌的“哥白尼革命”，学习康德，将诗人对外界的批判回归到对诗人自身的批判，对诗人的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判断力的批判。诗人必须开始注重诗歌理论的自觉发展，实现诗人自身的“启蒙运动”。以往的诗歌理论都是对诗歌自由发展的总结。现在要反过来，一切都要反过来，我们要从外界回到诗人自身，从诗性回到诗人的人性，从创作的狭隘回到理论的高度，从主观任意回到科学指导，从盲目回到自觉。因此，这不是倒退，不是诗歌的倒退，更不是诗人的倒退，而是进行根本的方向性的变革。我们要对诗歌进行正名，就是要为诗歌的发展寻找正确合理的方向，这一点不能再依赖于诗人非理性的主观世界，而是应该实现重构诗人自身理性的高度，然后用“批判理性”的科学结论来指导我们未来诗歌的创作！

我们不能否定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人达不到自觉状态，就容易犯罪，容易失控，只有自觉的人，才能分清现象的好坏和处理问题正确的方法、方向。同样，一个诗人从经历不自觉的“灵感创作”、“神性创作”达到自觉的“人性创作”才算得上真正的诗人。否则，就会像一些蒙昧的人所说：“连疯子和小孩都是诗人。”因此，只有自觉的人，才是可敬的人；只有实现理性自觉、人性自觉、创作自觉的诗人，才是可敬的诗人。他们，也才是真正的诗人。他们所创作的诗歌，也才具有和诗人自身与时代社会相统一的价值意义。因此，为诗歌正名，就是要证明诗歌是一种哲学存在与生活方式。虽然，不能笼而统之地将诗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取消诗歌和哲学两者的差别；虽然，诗歌作为一种哲学存在和生活方式，在中国还未自觉地实现，但是要为诗歌正名，就必须扭转过去诗歌发展的局面，承接朦胧派思想运动的自觉精神，顺应时代和人性的发展潮流，通过一场诗歌的“哥白尼运动”，实现诗人自身的启蒙运动，再推动实现中国社会整体的启蒙运动。这一切，都需要诗人自觉地用诗歌来承载、体现和传播。这一切，都需要诗人最先实现自我批判，将理性和人性建立、完善，并过渡到诗歌作品中去。所以，当下要关注要反思的不只是诗歌和现实，更是诗人自身，诗人提高了，诗歌才会有发展。否则，侈谈诗歌的意义，就是伪意义。否则，侈谈诗歌的批判，就是伪批判。

二、诗歌是一种哲学存在和生活方式

说诗歌是一种哲学存在，是因为诗歌是人的作品，而哲学研究的正是人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理念可以通过诗歌来表现，哲学所关注的现实意义也可以通过诗歌来彰显。说到底，人本来就是一种哲学的存在，因为哲学所研究的一切问题都是从人出发的问题，人是一切问题的中心。诗歌作为一种有限而特殊的表达方式，自然可以蕴致地表达哲学所提炼的一般性命题。这些人生、自然、宇宙的问题通过诗歌的意象和语言，以诗歌特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同样具有哲学意义。这个关联的桥梁，再往小处说，就是语言，语言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范畴，在哲学中，语言哲学的研究从二十世纪中期已经蔚然可观。诗歌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自然脱离不了语言自身的特性，而语言的这一特性正是通过哲学研究来实现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得出，哲学跟诗歌的深厚关系。

说诗歌是一种哲学存在，并不意味着哲学就是诗歌，诗歌就是哲学，它们之间不是等值关系，而是同一性和差异性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关系，在诗歌和美术与文学那里，同样如此。所以，抵制哲学跟诗歌的结盟，是没有道理的，不能因为诗歌和艺术的结盟更久，血缘“更亲”，就否定哲学对诗歌发展的积极与重大作用。这个问题，在西方人那里，解决得比我们早。柏拉图、卢克莱修就是最早的哲学家诗人，到了近代，荷尔德林、尼采、里尔克等也是成就斐然的“诗哲”。哲学跟诗歌的结盟在西方自古已然，只有在中国一直难产。当然，这跟中国诗歌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必须尊重传统，但我们更应该扬弃传统中不合理和落后的部分，积极拓展诗歌发展的领域，用最先进最科学的武器来武装诗歌，让诗歌不再困死在艺术的窠臼中，让诗人不再禁锢于蒙昧的人性和不健全的理性中，让“诗人之死”在哲学那里获得“重生”。而且，人性的发展必定跟随哲学与科学的引导，走向人性完善、理智健全的新时代，诗人作为人类中的一个群体，也必然要遵循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潮流。回避哲学，也就是回避人类自己。既然人类无法回避自己，就有理由先知先觉，而不是被动等待，主动选择认识和顺应人性发展的客观规律，让诗歌和哲学结盟，让艺术和哲学结盟，让哲学不再作为柜橱中的圣典，不再作为专职哲学家的任务，让哲学真正地走向诗人、走向每一个人。这虽是理想，但对于诗人而言，是诗歌发展重生的机会，是“诗人之死”重生的机会。在当下阶段，只有将哲学表现为诗歌界的启蒙运动，才能从诗人自身注入新的诗歌血液，为未来诗歌的发展投下惊鸿的一瞥！

诗歌同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之于每个人，面临的不仅是生死大计，更多且更重要的是如何度过这一生的过程。我们无法选择生命的开始，无法寻求生命意义唯一的标尺，无法去度量生命的价值，直接关乎我们的，或者是我们能够选择的，就是生活方式。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宗教、艺术、科学等都是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它们之间有相近的地方，却因各自的特征和优点为不同个性和追求的人所喜爱。海德格尔教人类“诗意的栖居”，实际上是告慰人们要以哲学和诗歌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对认识的不断扩展、对生活的不断改造。以哲学作为自身生活方式的人必须热爱思考、忠于智慧、立志超越。它以解决自身对这个世界的困惑为基础，然后为自己和世界寻找一个合理且幸福的未来途径。他终生以实践这样的合理幸福的途径而自豪。诗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与哲学结盟，也就应该将哲学作为自身生活方式的一种补充和模范。因为诗歌没有深入生活的观察、反思、实践和总结，没有对自身的反思、批判与提高，诗人就不可能在诗歌的领域安生立命。绘画也是如此，它们基于感性的能力多些，它们的素材也多以感性为主，但没有记忆和想象的中介，没有一定的逻辑的结构安排，这种生活艺术化的形式就无法存在。学会艺术地生活，就是学会艺术地观察、反思、记忆、想象和创造。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实践生活中积累的大量的感性素材，没有自身的反思、想象和创造性的发挥，真正的写作就变得不可能。诗歌、小说或美术的生活方式就会流于浅薄。而这一切，只有在哲学那里才能得到深化和指导。

诗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未来必然会跟哲学合作，惟其如此，诗歌才不会一直在艺术那里失落，被小说歧视，被画家奚落，在一争长短时，显得那么单薄！既然诗歌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已经如此不堪，为什么中国诗人不愿寻求更新的出路？为什么诗歌在感性的审美那里输了一大截，不能在哲学那里建立新的高度？更重要的是，每一场诗歌运动都必然对应着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诗人回避自身思想的解放，也就是回避自身人性的发展，也就是回避诗歌的发展。所以，为了顺应时代发展和人性发展的要求，诗人有责任有义务让自己开始一场新的精神和思想的洗礼，改变或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勇敢地反思批判自己、解构重构自身，让自己的理智和人性在通过哲学的加盟后，健全完善起来，让这一新的革命成果积极地反映在诗人的作品中，让新时代的诗歌从我们这里改善一新，自觉主动地迎接“新诗歌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