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歌时代”宣言——诗性与人性

衣影

一、诗人的孤独与高傲

真正的诗人，其孤独和高傲不是一般会写几首酸腐诗者的不可一世和自以为是。“孤独”和“高傲”在真正的诗人那里，不仅仅是皎月孤悬的感性情怀，更是超绝平凡的高蹈思想。他内心爱着一切，却被一切所误解，即使是那些溜须仰瞻的追随者，也不过如此。

人们谈起“竹林七贤”，总会欣羡于他们的名士气节，洒脱不羁。然而，鲜有人真正知道他们文字背后的深刻哲思。支配他们的，与其说是一份幽古的人文情怀，不如说是深邃的天人之道。后人总效仿其外在的行为，却难能颖悟其思想境界之万一。可见，诗人的孤独与高傲，不是人们眼中惯常以为的名士习气，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在文字艺术的背后，往往端坐着哲理。哲理是心骨，文字不过是衣裳。

二、诗歌和存在、痛苦、自由、浪漫等的关系

诗歌反映的不仅仅是人的精神意识，更是人的生存境遇和状态。诗人通过情感和思想的孕育，托生文字，不仅仅是从“我”出发又回到“我”的简单过程。真正的诗人不会一切只从“我”出发又回到“我”，他内心装着天地，装着家国，装着今人来者。他只是通过“我”来表达“我”的存在与外在世界的关系。他要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状态，更是蕴藉着深层的幽思与关怀——那些与之切近的弱势群体，那些怀才不遇的有志之士等。

诗人的痛苦在其存在境遇的背景中，不是无由来的感觉，而是有着深刻的理性根源。这一根源就是被压抑的自由。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遭遇外界的否定，反映到他的精神状态就是被压抑。感到被压抑的人，由于志结难抒，不能满足，所以心生痛苦。但这种痛苦，仍然不是简单自我的反射，它深切关联着外界，也就是说，这种痛苦的感受，也可以是一种“感同身受”，是由于他人的不幸遭遇所带来的切肤的痛感。真正的诗人，是会经常沉陷在这种痛苦之中的，在他的思想中，万物是一体的，“同胞物与”的情怀使他一刻不能忘却所有生命体的存在状态，草木痛苦，他也痛苦，邻人痛楚，他也痛楚。

浪漫不是诗人的专有标记。浪漫者未必是诗人，然而浪漫的诗人，他的浪漫却是一种稳定的气质，和处于爱情陶醉中的男女浪漫有本质的区别。浪漫既是诗人的一种气质，也可以不是，因此并非所有的诗人都具备浪漫的气质。拿李白和杜甫比，拿徐志摩和鲁迅比，前者的浪漫像是掉进了蜜罐一样的畅怀，后者则严峻有余，浪漫少见。这样看，诗人的气质并非浪漫一种，就像诗人作品的风格相异，诗人的气质也多有殊异。然而，作为诗人，总有一些共性，譬如：敏感、忧思等。

三、诗歌与意识的自欺关系

意识的自欺本来是人性普遍的特点，它是自我意识的本质。只是在诗人那里，意识的自欺情况要甚于常人。这一点与诗人惯常的情感状态与非理性的“灵感创作”有关。具体表现是：其一，诗人经常处于一种感受性的临界状态，与外物胶着一体，这种神秘体验促使灵感创作成为可能，是一种“忘我”的境界，意识的自欺这个时候表现为对自我的遗忘或相对客体于对自我的欺骗，因为在意识的区分中，我和客体是有差异性的两种存在者；其二，诗人由于创作需要或性格习惯，使得自我意识固守于已经形成的稳定的个性怪圈中，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孤僻、偏执和强烈的自我感，因此其高度的敏感性使他颇容易受到伤害，此刻意识的自欺表现为自我与外界的对立，而在意识的联系中，截然否定与客体的同一性。然而，正是诗人意识自欺的两种常态造就了他们的“诗才”，留下了很多艺术成就颇高的作品。相反，一旦诗人走向意识的“中和”，不偏于“差异”和“同一”的两端，摆脱了这种病态的意识自欺状况，诗人就不再是诗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由此可见，作为诗人是辛苦的，他要做常人，就必须努力克服性格中的“病态”，他要做诗人，就必须沉浸于那种意识的自欺中，而且鲜有诗人能够做到自觉地游离于两端，用理性调节这种意识的自欺，并在处理日常生活和内在性格的时候，做到遵循理性的原则。也正如此，诗人才难有机会从被动的“感性创作”、“灵感创作”、“神秘创作”上升到理性掌控非理性的“自觉创作”。

诗人要实现“自觉创作”，道路只有一条，也就是新诗派提倡的“与哲学结盟”的道路，只有经过哲学的思辨训练、科学的思维训练，诗人才有可能较好地利用自身健全的理性把控自身的非理性，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达到诗歌创作境界的顶峰。同时，通过这条道路，也能治愈好诗人严重的“意识的自欺”病灶，让诗人在现实和诗歌创作两者间的角色变换来去自如。

四、人性和启蒙的关系

人类为什么要启蒙？启蒙的对象是什么？人性又包括哪些？自从人类创造了语言和具有了思维开始，人类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感性动物，而是完全区别于动物的“智能型”的人。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的理性能力和理性结构随着他们的语言和思维的进化也在不断发展，人类今天高度的文明都基于这样一种事实：没有理性，就谈不上人类，也就不会有人类历史的今天。

然而，理性在各个民族和国家并不是均衡发展的。在西方，由于希腊文明的早熟，理性启蒙多次发生在欧洲，因此，欧洲人的理性水平普遍高于其它地方。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虽然文明灿烂，但由于经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的统治，国人的理性水平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不管是诸子百家的思想，还是佛道两家，鲜有条分缕析的科学精神，多数思想笼而统之，仅凭一个“悟”字。因此，中国古人的个性气质多数停留感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

从近代开始，由于国门打开，西学渐入，在仅半个世纪中，经历了至少四次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跟文化直接相关的当属“新文化运动”。自此，“民主”、“科学”的精神开始扎根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再后来就是文革结束，迎来世纪末的最后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主要反映在政治经济改革中。有先觉意识的诗人则将这种“政治性的思想启蒙”引入诗歌文化运动，结合朦胧派诗人的作品，提出“诗歌思想启蒙运动”。然而，这一场运动并没有真正促进人性的解放，尤其是诗人自身思想的解放。人们依旧缺乏系统的理性能力，缺乏寻求未来之路的信心和希望。这表现于“诗人之死”和诗人出走这一严重的文化现象。基于这样一种事实，维持到今日，理性的缺失同样表现于整个国民气质，因此，邓晓芒等哲学家、文化学者不止一次揭露当下中国还没有完成对人性的启蒙，还需亟待启蒙，才能摆脱民族的劣根性。可见，人性的“启蒙”势必会成为现在及将来若干年要走的道路。

我们知道启蒙的对象是人，是“人性”，那么就要对人性做一个界定。从西方启蒙运动的集大成者康德那里，可以知道，人性的本质，是真、善、美。“真善美”对应人的“知情意”，也就是理智、情感和意志。“真”是真理问题，“善”是道德问题，“美”是美学问题。按照康德对人性的定义来讲，人性的本质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问题，即：一、我可以知道什么；二、我应当做什么；三、我能够追求什么。同样这三个问题，对应着理论领域、实践领域和价值领域。人性的本质就在于人的“知情意”这三个方面在以上三个领域的健全和完善。这就是人性的本质的基本内容，但关键是如何建立起人性的本质，并不断地健全完善它。这是人们需要走向哲学和实践的问题。不去认识哲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存在论、实践论、美学论，就不可能达到真善美的客观理性认识，不将这些真善美的理念通过实践表现出来，就不可能完成人性的本质。

五、诗人的主观改造——自我启蒙

从诗之人绝大多数难能客观，而是偏爱主观。既如此，跟诗人打交道本身就是一件累事杂事。但永远将最大的奉承留给自己、孤傲孑孓、轻视一切的人，最后只是作茧自缚而已。我想，中国诗歌的凋敝跟这种无知的自负有根本关系。所以，提出“自我启蒙”，让诗人先实现自身素质的提高，健全理智，做一个有学问的无知者，而不是永远停留于直觉、灵感创作的层次，无法到达更高层次的自觉创作。惟其如此，哲学才对诗歌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无论提批判，还是启蒙，都要以哲学为理论根基，连根本的原理都不通，连自己还蒙昧的人性还未启蒙，总是固守自我，偏执以对，究竟拿什么去批判，又拿什么去发展诗歌？连写诗的意义都没搞清楚，连自己都未真正认识自己，连对诗歌未来发展的出路问题都不关心，还侈谈什么写诗？有什么好写？没有先进的理论思想和理性深刻的技巧，以及充分的知识储备，只会“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对新生事物不假思索一味的排斥，和对固有诗歌传统不加批判的维护，只能是自取灭亡。

这就像很多读者对于诗作停留于感受性一样，总是不能深入作品全面解析，那么就算是好的诗作，也难于被发现。诗人创作也是一个道理。关键，还是在于思想的启蒙，思想和理智健全了，人性才能健全，对待事物的看法，包括对待诗歌作品的态度，才会严谨、深刻、客观起来。因此，无论从人性启蒙势必会成为现在及将来若干年要走的道路的客观必然性出发，还是从诗人需要提高创作水平从而推动诗歌发展的主观必要性出发，诗人都应该首先实现人性和理性的“自我启蒙”。诗人不该再对着诗歌市场的暗淡背景无奈欷歔，让自我的整个灵魂疲软下来，然后灰溜溜地离开诗歌的领域，去向市场经济的潮流里钻。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界末，“几乎没有一个现当代的诗人，真正坚持下去，把握人性的深刻维度。他们多数死在了自己面前——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性都没有得到解放。诗人，输给了他自己。所以，海子卧轨了，戈麦跳河了，顾城上吊了，北岛出国了，而其它寻摸不到出路的诗人转行了！”对此，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那么，道路只有一条：诗人最先需要实现自我启蒙，实现自身的思想解放。

六、朦胧诗的影响：朦胧与含蓄、直白与深刻、抒情与哲理

朦胧诗可谓影响了一代人，尤其是70、80后。朦胧诗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也深深熏染了后来的大部分创作型诗人，虽然一度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先锋诗歌、低诗歌等，但从众多诗人最初的创作来看，都或多或少藏匿着朦胧诗的影子。那种强烈的“自我感”，那种对人性的“格外关注”，在当下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中依然清晰可见。然而，这种批判或反映依旧没有脱离朦胧派的窠臼，这可以说是上个世纪诗歌思想启蒙运动失败的必然结果。

当下很多诗人将朦胧派的“朦胧”一词理解为“含蓄”，这是一种误解。“朦胧”一词在朦胧派那里不仅作为艺术手法上的“朦胧式”的表达，更是作为作品反映出的思想启蒙的“朦胧”意识。这是一种对“不自由”的挣脱的必然表现，这是对于身处黑暗、压抑多年后的前途与希望的呐喊，这是人性在诗人那里的先行苏醒。朦胧派诗人因其超前的敏感性，不自觉地把握到时代加诸自身的责任，在人性朦胧和精神压抑的处境中，开始反思，开始挣扎，开始自觉地要求实现普遍人性的启蒙。因此，启蒙也就是朦胧的本质内涵，作为一种思想意识，这种朦胧的启蒙意识还不成熟，但已经发轫。可惜的是，当改革开放经济潮流涌来时，诗人们困顿于时代与自身的局限依旧没有找到完成启蒙的钥匙。这种发轫被扼杀在诗人的怀里，以致最终导致诗人出走和诗人之死。

由此可见，朦胧派的诗歌并不是纯粹的艺术性，更本质的内核是思想性，朦胧派诗歌是抒情和哲理的统一。这就有力地回应了一大批观念落后、看法肤浅的诗人群体：诗歌不仅是艺术作品，更是思想作品。正如诗人洛夫所说：“写诗要讲意义，漂亮的句子不等于好诗。”

另一方面，似乎由于朦胧诗的影响太深，以至于人们忽略了“哲理诗”——这一在西方自古已然的诗歌体，而将非“朦胧”的诗——其实是他们所误解的非“含蓄”的诗——当作劣质的诗歌，他们排斥直白式的深刻。因为他们除了用美学原则、艺术标准来衡量一首诗外，一首直白而深刻的诗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只能看到直白，不会理解深刻。这一点，跟诗人们的感性思维有根本关系，他们没有健全的理智和深邃的思想，更不具备哲学的思辨，因此看待诗歌多数只能从艺术的角度切入，一旦涉及到思想领域，他们就容易陷入自身的狭隘、偏执，用自身有限的理解结构去套诗歌作品，从而造成“诗歌的误读”。由此可见，诗人实现自身启蒙是极其必要的，因为，没有自身理性的启蒙，诗人的思想性就不可能提高到足以“批判”甚至是“理解”的高度。

七、诗歌的终极关怀——现实的每个人

诗性即人性，诗性和人性是一致的。没有单纯抽象的诗歌作品，一切诗歌作品都是人的作品。因此，诗歌之于人的意义，也就是诗人之于人的意义。诗人必须考虑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诗歌的终极关怀问题。很多诗人由于理性还未健全，思维和知识欠乏，无法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很容易就陷入主观主义、唯灵主义、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立场，不能准确地反映外界现实，更不能客观地对待自身和现实的关系。因此，也就谈不上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自觉反思和批判，更谈不上自觉地思考终极关怀的问题。

正因为中国诗歌界绝大多数诗人还处于这种“朦胧”甚至是蒙昧的思想状态，实现诗人的自我启蒙运动才是诗歌必要的环节。这也是奠定诗人实现社会批判、解钩和重构的能力基础。因此，先进的诗人应该首先做好带头模范作用，先进的诗歌理论家应该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来发动诗歌的“新思想启蒙运动”，带动诗人群体依循科学的启蒙指导进行学习，先进的诗人通过模范作品来引导诗人群体进行真正有意义的诗歌创作。最终，将这种学习和创作的成果凝结到诗人的作品中去，成为引领新世纪人性发展、思想启蒙的“新诗歌”，形成文化艺术界的“新诗歌精神”，自觉地走向“新诗歌”时代，然后再逐渐影响至每一个现实的人，帮助他们实现思想的启蒙和自身理智的发展与人性的完善。这也是“新诗歌”时代诗人们应该秉持和追求的的终极关怀与终极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