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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性写作:在诗歌的第三极①
第三极神性写作首倡人:刘诚
“艺术永远不可能现代,艺术永恒地回归起源。”——法国艺术批评家让·克来尔斩钉截铁地说。他说得很好,说出了许多复杂的道理,这些道理在我们的时代,通常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明白。艺术回归的见解,回答了艺术流变过程中一些似乎难以回答的问题。每一次回归,都不是简单的重复,都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回到起点。起点就是原在之点,事物发生之所和诗歌核心之所。每一种事物之为事物都是自有圆心的;在每一颗种子里面已经包含一切,不需要添加什么,因为生命的要素全都齐备:它生长,再回到种子,完成一次伟大的轮回。回到起点,将纠正对于根性的偏离。回到起点,就是回到核心,那里暗流涌动,气象万千,充满了张力——这里后退等于前进。可既然是在这个时候返回,必得到了神的允准,一定比起点更高、更有力量,因为我们经过了艺术长途的历炼和经验的累积,携带着时代的赐与。竞赛重新开始;因歪曲和破坏而变异的部分将得到修复,起点这里,已经为新一轮生长预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艺术就是在这里全身而退,而不必担心在新一轮大破坏里,与世界同归于尽。
神当然是不会开口说话了,这正是人之为人的孤独处,在世界的进程中,人被神抛弃,甩开。可是它会暗示——神的暗示无处不在。在感性的每一处薄薄的外壳下面,都留下了进入世界核心的通道。我坚持认为,无论通过理性还是感性,都可以通达真理,而感性这一条道还要更近。它通向晦暗不明的事物……。中国古人认为,有两种智慧,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感性就是通往那些不能“道”和“名”的永恒事物的最近通道。我相信,诗歌也就是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部分,它被包裹。为此我投入了很多,在存在的莽原上,耐心地设伏、守候,试图将它们捉住。我放马过去,但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满载而归。我能不能如愿一偿呢?我是不是因为急于将它们捉住,而不得不牺牲了艺术应有的精细和精致呢?也许是;不过我想说,只有没落的诗歌,才一天比一天更走向奢华,走向纤巧和精致,而上升的艺术则不是;同样只有生命力严重衰减的诗歌,才把注意的重心放置在外在的部分,而决不去触碰心灵的真实。无论你信还是不信,心灵的真实才是世界的惟一真实。心灵,最需要的就是诗歌,最呼唤的也是诗歌;因为只有诗歌能为它提供必不可少的思想和情感能量。再就是哲学,可是这些东西在诗里就有。并且我还要说,在朦胧诗衰微之后诗歌运动风起云涌的伟大年代里,在第三代诗人大分化、大蜕变的漫长时段里,是我独力支持,将诗歌中英雄写作的珍贵一脉推进到今天的境地,这是我对第三代诗的贡献——你只能是这样的诗人:只有英雄写作、或者说回到这样的写作,你才进入了挥洒自如的最佳状态;但英雄写作需要超越。
基于此,2003年10月的第三天,我正式将我的写作命名为“神性写作”。神性写作是回到起点的写作,站在诗歌第三极的写作;神性写作包括诗歌,也包括诗学理论。神性与诗歌相联,我现在就把它确定下来,让人提到神性写作就想到它,成为品牌。
“要为永恒的生命作画,”米勒的祖母说。又说:“假如不违背神旨,就是死也无妨。”这位令人尊敬的法兰西老太太,你真是说得好极了。不只是米勒,我们也要为永恒的生命写作,并且也要为永恒的爱写作!并且也要为人类惟一的家园——永恒的自然写作!在一个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极度膨胀的后现代主义时代,只有那些敢于说“爱”、同时也有能力将爱进行到底的诗人,才能最终抵达真理。
谁最深地进入了当下,谁就最大限度地逼近了存在的核心,也只是在这个时候,诗人才有资格向存在发问。但神性写作的要求更为迫近。神性写作强调心灵的自由和真实,反对诗人退场,主张在还原生活的时候,将诗人的判断添加进来,强调神性对于所有诗歌题材的全方位照亮和诗性处理。神性写作并不认为一个反价值的时代就多么好,而是准备将那些具有永恒性质的价值保留下来,在伪价值的废墟上重建价值辉煌。神性写作不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艺术,而是自我约束的艺术,一种懂得节制的艺术,准备将艺术中破坏性因素降到最低,神性写作准备逆转、而不以加速人类沉沦为指归。在世界的暴力结构内部,神性写作不准备躲避,而是把反叛的激情导入建设的轨道,用全部的人格对世界的离心力量说不。神性写作是人类的一次自我拯救。神性写作不惜牺牲艺术的纯粹,使人类那些承担了生活全部重量的部分,感到被肯定和支持的温暖,使阅读成为能量交换的愉快过程。神性写作强调写作血性的诗歌,不准备让诗歌从精神的高地上撤退。在所有的写作中,神性写作仅仅保留那些有益的部分。神性写作决意让诗歌苦一点,再苦一点。让诗歌难读一点;让诗歌黑一点,更黑一点,更重一点,拥有命运之黑存在之黑和美丽之黑。追求语言的警拔、意象的飞动、众多声部的繁弦急响和恢宏气度。神性写作拒绝平面,要么占有天空,要么深入地心,拥有陡峭和绝对。真实,批判,尖锐,担当,向上,有益,这些都是神性写作的固有特征。作为一种自在的写作力量,神性写作强调速度,强度,意象的密集,强调正确和有益,准备将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存在纳入视野,在现代社会钢铁巨齿的重重咬噬之中重建艺术尊严;通过对艺术自身缺陷的克服去逼近宗教,重建诗歌艺术的庄严法相。神性写作区别于痞子写作、色情写作、审丑写作、装神弄鬼的写作、将诗歌无限矮化的写作、让诗歌蓬头垢面、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写作,区别于软性写作,一片淫声浪语的身体写作,使写作不光有柔情,也有金刚怒目;不光透明,也有浑浊;不光甜蜜,也有苦涩,神性写作是刀锋上的舞蹈和炼狱之火中的精神历险。神性写作不准备在存在面前保持零度,强调写王者之诗、圣者之诗,让人类得救之诗和让世界得救之诗。正如创世,神性写作形式与内容一次成型,主张工具回到工具,反对将语言神化。同时过去的诗人,只是抓住一个方面,把某种倾向推向极端,他们不能做到大;神性写作强调兼容并蓄,强调集大成,强调重建诗人主体人格力量,让诗歌成为人类得救的关键部位,让诗歌以王者的气度,统领起生活中所有的正面力量。
诗歌决不是一种可以通过训练能够达致的修辞技巧的圆融,虽然它一天也离不开修辞。语言是它的家,可是它并不准备在那里停留下来,如果你认为可以通过修辞的训练达致,无妨这样认为,可我还是不信。你们当然也看到了,诗通常看起来只是从诗人的心里源源不断地出来,似乎就藏匿在诗人的内心,只要他高兴,随时都可以从怀中抽出万卷诗行,这其实只是假像;诗的来源不在这里。心灵之井会枯竭,而诗歌之树常青;诗歌的海洋从来都是满的,而且一年四季都吹着大风,诗人要穿过,只能借助神性的灯塔。诗只在世界内部,诗将世界充满。诗是世界的惟一真实。诗是世界的一种性质,只要世界在,诗就在,诗将世界紧紧追随,与世界一同出场。诗不是外在之物。自从创世以来,诗的数量,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诗是一个常数。但肯定是令人兴奋的常数,可以使疲倦的生活生色,焕发神采。那种认为诗出自诗人心灵的人肯定要在诗的长途迷失,他们找不到诗的居所,也找不到它的出口。他们不断走向自身,指望在那里找到好运,最终却过早地沉没,与诗歌失之交臂。
需要很久我才踏入诗歌的门槛,但是需要二十年、或者更长,我才将一个文学青年极其愚蠢和固执的幼稚超越。我庆幸自己没有像一个老死也长不大的文学青年那样看待文学和诗,他们可是逢传统必反,逢权威必反的。这些年一直就有这样的青年在推着,闹着。凭什么?凭青春!凭年轻!凭了晚生!年轻就是资本,这个年代我也有过,可是我已经将它越过。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人们越过。大诗人就是大诗人,他只是安静地写作。我们都在等待着大诗人的出场,诗歌的现场暂时安静了一小会儿,接着又安静了一小会儿。象征力量和光芒的乐声已经第七次响起,追光灯已经朝出口照了很久,可是大诗人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想象中,他是那样幸福,披戴着这个年代诗歌的全部荣耀,被我们爱戴,也被我们恐惧……。我告诉你们,大诗人其实是大家谁都不爱的人,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谁都认为自己是大诗人的年代。我们深信,大诗人如果存在,一定就在我们之中,是和我们一样平常的人。他甚至会受到这个年代的排斥。在很多选集里,挤满了转瞬即逝的诗歌小丑,可是你别想看到大诗人的名字。——我不是说我,而是在谈论诗歌生产的常态。因为大诗人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有时候来自命运。时代实际上是很不情愿他出场的。大诗人无一不是后世追认,那里的人们慢慢地就看出了他的大和好。比起小诗人,他们总是被更晚一点承认。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决不会过份热衷于追求时代的喝彩并为之沾沾自喜,事实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愚蠢和粗鲁的了。因为他们心里比谁都明白,时代是不可靠的,随时准备毫不犹豫地把举得很高的东西重重地摔在脚下的青石板上。时代乐于重新选择,并且拒绝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拥挤着麻木不仁、喋喋不休、因惟恐自己的声音被淹没而一门心思要挤到更靠前位置的人群,而伟大的读者永远缺位。
“在艺术中异端便是正统。”——乔治·桑塔亚那当时果然是这样说的吗?可是,在我看来,异端也可以是——在说“不”时髦的时候说“是”。异端的异端也是异端,这就是我现在想特别说明的!一个自以为功成名就的诗人在网上跟帖说我急,我说我急个球!我感到了“愤怒”,却一点也不觉得急。诗人有什么可急?是急入土,还是急着黄袍加身?你就是写出撼世之作,不也就一介诗人,在平常的街上走,我就是把当世的所有荣耀都让给了你,你死了也未必比别人更晚地腐烂掉,你急什么急!捷径当然也不是没有,明摆着就有一条,比如破坏——事实上,在中国诗歌的现场,每一个好诗人都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就是犯了叛逆罪,可是破坏不符合我的想法。破坏已经很够,这个世界能打碎的一切都已经被打得粉碎了,身为诗人,岂能再落井下石!破坏来得痛快,重要的却只在建设。虽然破坏比建设更刺激、更有动作感、也更戏剧性,更能迎合人类天性中潜伏着的流氓无产者根性,容易博得一阵阵叫好,可是人类究竟不能指望破坏活着。破坏可以提供残酷的诗意,却不能为生活提供希望和亮色,不会给这个世界添加任何有益的东西。从破坏切入诗歌是下贱的和可耻的,即使是作为写作策略,也不能被允许,因为它不道德。
许多东西都被宣布作废了。诗人们说,时代不同了,现在是后现代,诗歌当随世变。诗歌也必须“后”起来,而且一反就“后(现代)”,一“后(现代)”就“先(先锋)”。这话也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时代并没有对它的文学作出规定。必然的,未必是最好的。那些过分强调跟上时代风潮的人,不是愚蠢,一定是别有用心。果然你们看到,诗歌一变,就变成了他们私家的地盘。这明明是一个诡计呀!这样的诡计,明眼人一看可就能认得出来。而且他们普遍对道德感到厌倦,道德在他们那里成了贬义词,成了自由的对立物。天哪!难道我这样的一个人,注定要成为大地上一个最晚离去、且得到最多的人吗?那留在最后的一个,他得到的也一定更多,西沉的太阳将把更多的光芒投向他,使他看起来更孤独、也更幸福。那些被别人丢弃的,都被他珍视。……这是世界上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有他的孤独,也有他不为人知的欢乐。如此,难道不是很好?可这里我要告诉你们,我对自己其实从来没有真正满意。我想得很多,做得很少;想得很好,做得未必就很好。你们看到我的企图,总是想从既有的风格中逃走,从一个风格迅速逃往另一个风格。这样的诗人可不在少数。废话?下半身?垃圾诗?知识分子?民间?或者如一位下半身女诗人说的:“嗯,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嗯,这里的东西,都有一点,又都不是:我只是我,无门,无派,无系,可是有来源,也有方向。我只是我,一个诗歌里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他者。
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个世界,不多不少,只有两个部分,第三者从来没有出场。世界不是事实的堆积,而是充满事物,一切都在变化中呈现。那种人类社会永远线性进步的观点,新的一定比旧的更好的观点,早已为热力学第二定律宣布破产。作为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居住在语言里,但它只是寄居,或者,顶多只是给你一个寄居的假像,他的家并不在这里,而是深藏于人性。周伦佑们与价值作战,无异于与世界作战,与人性作战,除非重置人性,否则只能输得很惨。事实上就在周伦佑们还没有退场的时候,价值已经开始复辟;事实上价值本来就没有受伤,连一点轻伤也没有,受伤的只是那个因羡慕价值的荣耀而一再冒充价值出场的伪价值。价值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携带着人类生存经验的精华部分和基本律令。价值甚至是美的和坚强的;价值并不因为有人起劲地反对而满面羞愧地退场;周伦佑们自以为找到了价值的藏身之所,其实价值每一次都能成功脱逃。世界险恶,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们仍然要小心地呵护好价值,这不是为了价值,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只有价值使诗歌充实,丰盈而饱满,就像秋天大地上沉甸甸的果实。我们的诗歌将因为与价值保持一致,从而与全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根本利益保持一致,有希望被世界认可和接纳。
后现代主义为我们编织了没有权威、没有中心、人人平等、摆脱了传统威权统治、谁也不鸟谁的天堂图景,可是当我们按他们的教导一路走去,忽然发现前面存在着的只有一个地狱。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阴谋,有关艺术和社会的阴谋,有关末日世界的恐怖神话,这个地狱在一次歇斯底里的疯狂发作之后实现。后现代主义是一些人极为阴险的写作策略,这策略完全不计后果,即使是拉人类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作为诗人,我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从一开始就存在了,直到现在仍在继续。与后现代主义的战争,使我亢奋。还有比这个更壮观的吗:一个人与整整一个时代的战争!我与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正是时代的对立,是时代分裂的某种后果。所幸我不是可有可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与这个时代对立的一面。我的敌人必须以一个时代的身份出场,一个具体的诗人是不能与我为敌的,因为他还不配!难道不应当感谢时代的这种配给吗?在这个无法无天的时代里,我不仅看到我与时代的对立,而且看到两个中国的对立:一个分裂的中国,处处分裂,到处布满了创痕,难以愈合。我知道对立的代价,可是我也知道什么是残酷的诗意!正是这种难以调合的对立,使诗以异乎寻常的鲜明和强度呈现出来;事实上再也没有一个时代能像今天这个时代一样,如此异彩纷呈!再也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像今天,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和力度,推动着善恶对峙的新鲜事物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及。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相信中国当代诗歌不仅应当、而且也能够成为人类自救的伟大事业中一支最重要的支持力量。经常有诗人把一切归罪于时代。换句话,正因为时代淫荡,我们才淫荡;正因为时代垃圾,我们才垃圾。这看起来令人同情:总而言之,是时代亏待了你,你们撒娇总归可以被原谅。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时代的堕落,不但不能成为诗歌堕落的理由,反而只能成为诗人守身如玉的最高律令。上帝的牧者,总而言之,在今天你必须成为预言家、先知、圣徒、博物学家,而且必得先成为一个好人,而不是恶棍、小丑、捐客、淫棍、拉皮条者、黑帮老大,才有可能再来谈诗,谈论时代。
一种新鲜的异质的东西正在出现。事实上它已经出现,可是它仍在出现。就像一条凭空而来的河流,它在语言之后,正好被我感到。这就是存在吗?如此精彩而又残酷!真是残酷至极、同时美丽至极!它首先呈现给我,将我震惊!它是如此强烈,浑浊,说来就来,完全不讲道理!甚至本来就是美的!它转瞬即逝,又源源不断地流向后方。它一刻也不停,就像是在急急赶路,在奔赴一次旷世之约。亮相只在此刻;只有一次机会,过后将重新返回黑暗,再不复现。我们不能真正挽留。我们自以为留下了什么,至少留了一些在诗里;这当然是一定的;可是最后我们看到,留下的只是心灵。对了,我们仅仅留下心灵,留下曾经在场的心灵在面对存在时候的那种态度,其它什么也没有。托尔斯泰说,在艺术里惟一的东西是诗人的灵魂。他说得很对,即使是诗人,拥有诗歌的特权,得到了神的允准,你们也只能留下心灵的某些瞬间,绝不会更多。而存在,它还是一刻也不停地流逝,完全流失掉了,剩下的还是盲目的流动,就像源源而来的大河,看不到它的边界,只是一个劲地盲目涌动,是如此有力和丰沛!那些纸上写过的东西都流逝掉了;刻在石头上的碑文,因风雨的剥蚀变得模糊不清;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文化,零落成尘,被深深地埋入地下。大诗、真诗损失掉了,千方百计挽留下来的,不过是心灵的替代品,它们被固定在诗里。生活中充满了这样的赝品,堆满了我们的生活现场,使我们真假难辨。生活没有第二,一切都是惟一,不可重复;可是你们仍然得十分努力,谁让你们是诗人!我奉劝你们,首先奉劝我自己,重新审视和打量我们这块土地上的生活,不要把灵感和思想过多地寄望于外国。在那里你可以找到思想,可是你顶多只找到一些思想的碎片,它们被国际社会的离心力量抛甩出来,被你接了过来,可是它对你并不是真正有用。诗歌必须面向本土,这一片土地上大苦大悲的生活,才是诗歌发生的惟一现场。这现场你是熟悉的,因为你为它付出了代价。你与它患难与共,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鸟,都牵动着你的神经,在你的生命里,造成持久的震颤和疼痛。离开这些,我们所谓的生活及其不朽的事功又在哪里呢?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土地,它产生思想,也产生诗歌,——诗歌正是从这里呈现出来,它先呈现给你,你再把它们呈现在诗里,此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可走?
汉语是最适合作诗的,它的结构和纹理都与诗歌同构。汉语言肯定是这个世界上最诗性的语言,谁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就极可能与诗歌擦身而过。可是也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现实十分严峻,比任何朝代的诗人面临的局面都要更为复杂,谁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同样会误入歧途,招致艺术规律的惩罚。从现代艺术手中接过的,是一个谁也不准备为之负责、也不可能真正负责的诗歌现场。现代艺术一百多年来潮起潮落,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鸡肋,总体质量远逊于古典艺术,且多次在人类自毁与自渎的愚蠢事业中落井下石。人类已经成为现代艺术的人质。现代主义艺术,深刻地折射(不是指成就,而是它的存在本身)出现代以降人类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所面临的双重危机,这危机不是因为上天的惩罚,乃是因为人类自己对自己根本利益的一次又一次致命打击。面对如此分崩离析的艺术现实,只能由神性写作出来收拾残局,神性写作乃是被逼上梁山。在神性写作看来,向下不难,难的是向上。向下,只要消极存在即可,向上却需要作功,伴有能量的消耗,因为它必须完成对引力的克服。真正的绝活不是停留在下半身的位置,也不是停留在垃圾的位置。要么向上,占有崇高;要么向下,深入地层几十公里以下,去试试那里岩浆的深浅和热度。到达那里,才是真崇低,真崇低也就通向了崇高,与崇高等值。惟独不要赖在一个平面上,那里玩得“一点也不心跳”。神性写作与这些写作保持距离。把它们拎起来,再放下去,再狠狠地抽它几个耳光,让它们一个个面红耳赤,不知所措,快步退回到该去的地方,不给他们任何市场,这就是神性写作对这类痞子诗歌、诗歌小阴谋集团的态度。把那些自以为大的诗人伪善的假面撕下来,将他们一一打回原型,这就是我两年来在网络诗界的活动。神性写作是对破坏的破坏,对解构的解构,对否定的否定。神性写作掀翻诗歌名利的残局,将残汤剩水泼洒一地,让那些感觉良好的既得利益者难堪和不快,这是快乐,惟真强者才能领有。诗歌里的大小敌人将反过来成就我。我说过我别的本事没有,也就善于写诗,一旦卷入论争就特别明显,此话绝不是有意吓唬论敌,试图瞎蒙。过去的两年,是我论争最多的两年,也是我写作力最旺盛的两年,是我由英雄写作向神性写作大踏步挺进的两年。我找到了写作的性质,那是神性;我找到了写作的品质,那是神性。神性写作是英雄写作的发展,但是比英雄写作更全面、气象更大,更热烈,更加神鬼莫测、飞扬妖冶!更深刻地触及世界的本质部分!神性写作是一个人的流派,它的困难由我一人承担,它的问题由我一人解决!神性写作坚持向存在发问,执意让诗歌尖锐的头部,深深刺中存在的要害部位。
顺便问一句:你们是否已经听到了它的惨叫?
(二卷本《刘诚网络文学作品》总序,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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