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郑小琼:中国农民、农村之部分真实现状! 郑小琼
作为一个农民的子弟，一个新世纪的农民工，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关于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会议。我的写作基本是围绕着两个村庄开始的，一个是作为我的故乡原型的黄斛村，它是四川内陆的一个普通村庄，它代表着作为中国内陆传统的村庄在改革开放中，在由传统的乡间秩序向工业化推进的这个过程所遭受的境遇；另一个是以我打工生活了六年多的黄麻岭为原型，这是一个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生活许多像我一样的外来者，如果在资本主义时代叫着产业工人，我们现在的身份是“农民工”。我从这两个村庄来谈谈我对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看法。
第一个村庄对于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回不去的故乡”。我是01年来广东打工，一直到去年才回去，回去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记忆中的故乡不见了，也是这次回家，我才真正打量这个村庄。因为写诗，我学会了观察与思考，让我有耐心去打量一些我以前不在意的东西，比如故乡的风俗，人情，故乡的人。当我真正走近这些时，才发现曾经在纸上写过的故乡渐渐地远去了，眼前这个村庄在心里变得陌生起来，回忆中的村庄已离我远去，剩下不断改变的村庄，水，不再绿了，被工业与化肥污染了。人，也变了，整个村庄里的人脑海都弥漫着一股渴望暴富的心理，赌，成了乡亲们在农闲时唯一的娱乐，地下六合彩，小赌档，麻将牌……伴随着而来听到不少人在说村子里又有谁吸毒了。出去卖淫的人也越来多，有的夫妻一起出去，有的是姑嫂出去。
面对一切，我写了一组长诗《黄斛村》。现在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我只是想说，我里面的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他们就生活在我的周围，他们是我的朋友，同学，在家里呆了二十来天，我心里不断地弥漫着一种凄凉，我不断地开始询问自己，这是我记忆中的故乡吗？这是我一直以为善良的乡亲吗？在询问中我写下这些诗句。“把欲望，道德，内脏都涂上胆汁/这苦，只有一个保持老式传统的神像才阅读”。是的，也许这些苦，只是一个老式传统的人才能阅读。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或者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老式传统的人。在村庄里，如今剩下的只有老人与孩童了，中壮年几乎都进城了，在这样的空心村庄的背后，是什么呢？ 现在我把见到的说出来，我家门前有一条河道，小的时候，我常坐在河边钓鱼，河水很清澈，水中长满了长长的丝草，河岸上
是碧绿的青草。这次我回去，河道被淤塞了，河水变得混浊，河水也不丝草了，岸边不再是嫩草，是长满刺的尖硬的植物。那几天，恰好干旱，庄稼地里需要抽水，我问父母为什么这样一下子就遭旱了，以前根本没有听说我们村庄会遭旱啊，父亲说河道基本淤积了，蓄水能力没有了，几天不下雨，就早了，多下几天雨，就涝了。我问父亲，不是每年都会清理河道的农业秋修吗？父亲叹了一口气，现在谁还搞那些，以前做这些都是村组为单位集体完成的，现在村上根本叫不动人。几天后，在听父亲与村干部闲聊中，我顺便问了一些问题，也了解一些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东西，比如乡村欠债，一个纯粹意义的不到二千人的村庄，一个没有工业，没有企业，也没有矿产，只有纯粹二千来亩庄稼地的村庄欠上一百五十来万的债务。后来又谈到农业税费问题，我问了一句不是有文件不再向农民收钱了吗？村干部帮我算了一账，说村上一年上面来的拨款大约有五万多块，他说这点钱连每年排旱排涝的费用都不够，不要说什么村组干部的工资，还有上面来人检查的接待费，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开支，他说，这种状况能不向农民收一些摊派吗？我无言以对，是的，在这之前，我常常会这样或者那样的书生意气。但是去年回家一次，我才是真正地去了解这样一个在工业时代挤压下的内陆村庄。
是的，从表面上看，我们的农村是变化很大了，变得比以前漂亮多了，在但同样在工业现代化挤压下承受能力变得十分脆弱的村庄正在内陆的大地上不断涌现。去年回家，恰好碰上猪蓝耳病，村子里死了很多猪，我们家死了一头母猪，十头小猪，还有两头一百斤左右的半大猪。母亲与父亲在算账，去年猪肉价本来就低，现在猪又得病死了，他们亏损了多少，到今年家里都没有养猪。很多时候我常常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在一些东莞论坛上，常常会有一些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矛盾与争论，本地网友常常会说一句，你们对东莞有这么多抱怨，为什么不回去呢？为什么还要呆在东莞？是的，为什么不回去呢？我也问自己，只有回去之后才发现原来故乡早就成了一个回不去故乡，回去了，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是的，就是在现在，我站在这里，说着这些的时候，我的网页上论坛上，新闻上还在有着百年一遇的洪水，五十年一遇的洪水，我一直想询问的一句，老天在这场百年一遇的洪水中究竟下了多少雨水，上游又来了多少水？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有一种来自真实的力量，很多时候，当我们坐在办公室，依靠报纸想像着农村，并设想着一个个的农民形象时。我一直在说，那不是我见到的真实。以一个写作者身份而言，我一直认为我们当下的写作者最为缺乏并不是专业技术或者其它，缺少的是对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的世俗的人文关怀，缺少的作为一个写作者直面我周围人群真实的生活和命运的良知与勇气。当国务院在制定取消农业税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最为担心的居然是农民工返乡，导致城市劳动力匮乏，城市发展遭遇到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外资吸引减小，经济速度放缓，在我们的那些经济学家眼里，农村唯一的用途便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他们一直想的是将中国农民工永远停留在低的生活水平上来推动只有少数人获益的经济发展。珠三角工厂工人们的工资历十来年没有上涨，农民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他们对于这些都视而不见。
我一直以为当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如果丧失了一种最起码的道德信念与良心底线，只懂得世故与圆滑，过度关心自我利益的得失，那么知识分子一定会变成利益的寡头或者寡头团体的代言人，他们的智慧将不再站在人性的立场上，那么紧接着就是那个时代的民众将会失去社会公平的信心，丧失理性，变得一种对现实中即得利益者的敌视与仇恨。
第二个村庄是黄麻岭，它一个工业进程的村庄，我这个村庄生活了六年，在六年里的我身份是一个农民工，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名词，是农民的身份，去从事工人的职业，做工人的事情，却在只能得到农民的权益，合起就叫农民工了。作为以这个身份开始写作的我，对这个身份常常充满想像，如果前一个村庄对于我来说，是回不去的故乡，那么后一个村庄对于我来说，是呆不下的异乡，因为农民工的身份，我的户口等等都注定不在这里，一千块一个月的工资，在东莞每平方七八千块的房价面前不敢奢望买房之类的，没有房子，就意味着我在这个城市永远是异乡人，如果我结婚，我的孩子只能在那个回不去的村庄就读，远离父母，成为留守孩童。
也是在回家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此感受良深，我的表姐，她和她的丈夫在东莞樟木头打工，他们的小孩在家里，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底层的普工，根本无力把孩子接到这里来上学，我回去的时候，五岁的小孩正吃一块糕点，母亲指着小孩说，现在的小孩真幸福，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我却从小孩子胆怯的眼神与有点木木的神态看到了与母亲不一样的东西，这群从小缺少母爱与父爱的孩子是一群不幸的人。对于类似于黄麻岭这样的村庄以及发生在它的里面的一切，有很多作家都开始写的，像王十月的小说，谢湘南的诗歌中有过很多叙述。我不并不想多说。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我无法像那些学识渊博者看到更深的哲理，或者做更多的预言，我只是这个时代平面的一个亲历者，一个在场者，我有责任将我亲历与见到的东西记下来，它们是什么题材，有什么技巧，构不构成艺术上的诗歌，小说，散文，或者是别的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它们是此时我的生活与见到的真实。我是一个没有受什么专业训练的文学爱好者，也无法在什么技术上，思想上，或者别的什么经验上来站在这里说什么，在我只是想告诉我遇到的真实。
有人说多次说我的写作太灰暗，太尖锐，只是停要愤怒的表面，是的，我只是想说，这些是我的真实感受。有时候我宁愿多写一些沉默中的人群的声音，我一直认为他们才是生活的大多数，比如一个普通的村庄，它们才是中国农村的大多数，比如一个普通的打工者，而不是少数的成功者或者其它，谢有顺老师曾对我的作品如下评价“她近年来的诗歌，既是对数量庞大、声音微弱的无名生活的艰难指认，也是对自我世界和工业制度的深刻反省。”我只是想说，我没有做到，但是我愿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此时，我只想把用艾青的诗句来表达我此时心情，“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边土地爱得深沉……”是的，若干年后，我们才发现，真正热爱着俄罗斯的是索尔仁尼琴等人，是他们用自己的良心真实地记录属于俄罗斯痛苦的经验。我们的乡村正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阶段，我只是想说一句，谁又会用自己的良心真实的记录当下的一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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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0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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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1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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