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极神性写作文献回放之三：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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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主义神话的终结（一）
                                                  ——2004’中国诗界神性写作构想（1）

                                                            第三极神性写作首倡人：刘诚

        后现代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官方的国教，一种新的救世神话，具有普世的有效性，每一个好公民都必须遵守。事实上，不追随这一自由共识的人犯下了叛逆罪。
　　                                                                                                       ——桑托尔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种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在西方社会悄然兴起。这种思潮主张放弃现代主义，提出了一套与现代主义尖锐对立的主张。由于思想的激进和立场的偏执，一出现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又无形中将其效应成倍放大，终于在七十年代达到高潮。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背景是：现代主义仍在发展，世界物质文明高度繁荣，科学技术空前进步，可是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资源却渐渐枯竭，生态和环境灾难频频示警，市场经济长盛不衰的神话开始受到广泛质疑；而一度风起云涌、大有席卷全球之势的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陷入困境。后现代主义当然不可能为世界指明出路——虽然它一直想这么做；随着讨论的深入，其激进包装下极端保守的本质被人们逐渐识破，与生俱有的极大破坏性反而引起人们警惕，闹腾一阵子也就慢慢归于平息，再没有人谈论了。然而，正当这种思潮在它的原发地走向终结的时候，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那些最初与新技术一同引进国门的后现代主义生硬语词，被作为西方先进文化的具体内容，经由不断的重复，从陌生到熟悉，纷纷进入主流话语；一个个看似离经叛道的孤立文化现象，经由它的中国移植者们多年来不遗余力的推波助澜开始向一起汇聚，在中国躁动不安的思想文化界暗流涌动。就这样，当现代主义的 “思想文化大片”还远远没有在中国社会的大影院里一一放完、许多新名词还来不及消化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已经在朝我们大步走来。这当然不仅是救世的机会，也意味着新一轮造神运动的开始，对于正张开思想雷达、渴望从国外寻找精神能量的中国诗歌界而言，当然不甘于与这股新思潮擦身而过。一些新派诗人在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谨慎评估之后兴奋起来，像是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争先恐后地在中国诗歌运动的现场开始了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实践，同时急不可耐地走上前台，向身陷日常生活的紧张漩涡不能自拔的愚昧大众，进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布道，并以先锋的名义、以诗歌运动的形式把这种主义向前猛烈推进，以期造成“人人都后现代了，我们怎么办”的空前紧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中国，不少诗人因谈论后现代主义而深深受益；一个刚刚从人群里蹭到诗歌面前向内部张望的小青年，连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都没有真正弄懂，也可以振振有辞地宣称自己是后现代主义；一些尖锐对立的诗歌小帮派，尽管斗得你死我活，在后现代主义这个核心点上却没有分歧，分歧只在究竟谁比谁更“后”、谁比谁更正统？
后现代主义之在中国死灰复燃，并不单单是中国一批思想文化人惟新是崇、跟着洋人鹦鹉学舌的结果，应当与新时期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直接相关。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当新世代的阳光随着“四人帮”的倒台突然涌入之后，人们发现预想中的新世界并没有自动到来，结果是：在一只手接过新时代所许诺的种种好处的同时，却不得不把一个被旧体制搞得千疮百孔的旧世界全盘继承下来。极权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一朝崩解之后所留下的庞然大物，像层层堆积的连绵大山一样横在时代的现场，仍然带着饿虎的余威，散发着腐臭的气息，且不时伴有阵发性的痉孪，阻挡着时代的前进，一场清算成为必需。由此看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乃是势所必然。但同样是分解和清理，具体做来却可以完全不同：一种指向建设，通过分解和清理，为新体制新生活助产；一种却指向毁灭，将旧的东西分解干净，连人类文明艰难积累下来的精华部分也一并分解干净，然后一起完蛋——中国当代汉诗写作里的后现代主义所做的工作就是如此。
　　在朦胧诗寿终正寝之后的诗歌权力空白里，后现代主义写作正在把灾难性的后果猝不及防地强加给刚刚恢复了生机的中国诗歌！中国诗歌里的后现代主义者们似乎非常明白这样的道理：要想从根本上摆脱神性的统治，不能指望跟神讲理，再没有比将神作废更简单、更容易、也更快捷有效；同理，如果不能在比赛中取胜，与其跟裁判再三求情，再没有比从根本上将这场比赛完全取消来得更便捷、更有效、也更大快人心。他们当然自有道理，可我还是担心：将神作废和取消比赛，得到的未必就是预期中的天堂。自由不可能没有代价；在但丁的《神曲》里，天堂和炼狱都有人把守，惟有地狱完全敞开，没有人收取门票。新诗不是某种时髦“主义”的人质！每一个期望在这个年代建立诗歌荣耀的人，必以自己的血浇灌它、以全部的人格力量支持它，才有可能取得价值！事实上，我们正在这样做！我们不准备继续沉默，不准备把言说的权利轻易让渡！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里，我们固然无意于阻止别人下地狱，但是，作为新时期诗歌运动的见证人和参与者，我们对神圣的诗歌负有责任，不允许有人在自己下地狱的时候也拉上中国诗歌、甚至全部人类——当我们站在世纪初眺望未来年代中国诗歌灿烂黎明的时候，这样的心情甚至更加迫切！

                                                         第一章  当代汉诗的后现代主义症候

                                                    反价值：一种从根本上摧毁人类的精神艾滋
　　价值：人类超级免疫系统　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战争，也经历过无数次自然灾害，在这些大破坏中，人类的家园曾一次次沦为废墟。可是我们发现，就在这样的废墟之上，生活却能一次又一次得到重建。同样令人惊奇的是，在岁月的长河里，一代代人被死神召走，一代代的文化零落成尘，在地下层层堆积，可是无论过了多少代，有了多少人事的变迁，一块特定地域上的生活，却总能够保持大体相似的形态，除了那些被断然中止、在人类历史上永远消失的文明，在一般文明前后之间，都能找到清晰的生长脉络。这种像物种保持自身的特异性一样让人类生活保持连续和形态稳定的东西，让人类得以从一次次大破坏里重新站立起来，并继续向新生活迈进的神秘东西是什么？是文化。在透视人类生活纷纭万象的时候，我们突出地发现了文化的这种独异的功能。这功能，任何别的事物都不能替代。文化的神奇，首先表现在对生活的塑造作用。文化不只是文化人的专利，不是远离生活的事物；它通过无所不在的触须，渗透在周围的空气里，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于无声无臭之中全方位发挥作用。呼吸着什么样的文化，流淌着什么样的血液，我们只能成为什么样的人；接过了怎样的文化，也就接过了怎样的生活，别无选择。这是一种命的规定！我们活着，当然是在创造生活，可是我们的创造不是从零开始，也不是盲无尺度的胡乱折腾，我们从文化起步，并且参照了文化的标准。由于文化的存在，我们有幸避开了前人走过的弯路。文化使每一块土地上的生活保持延续。任何民族的强大都是文化的强大；任何民族的衰落，也一定是文化的衰落。正是文化的这种克隆的作用，使任何生活的副本都保持了与正本一样的有效性、同构性和外观的相似性。文化有时候会变得固步自封，完全依靠惯性推动，变成了对生活本身的桎梏，这时候文化内部的力量会自动走出来，将这桎梏打碎，使生活重又回到健康的轨道。文化的这种塑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文化就像空气一样笼罩一切，雕刻的刀就拿在手里，一刻也不停地工作，它只是工作、工作，不声不响。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里，任何个人——即使是言出法随、威加海内的皇帝，想要摆脱这种塑造也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完全离开这个文化，或者有能耐将这个文化完全中止。可是，文化的秘密又在哪里？它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主要通过了什么样的机关呢？当我们深入文化烈火熊熊的核心，终于看到了那个核心构件，这就是价值。——对了，任何文化发挥作用，都必须通过它特有的价值系统，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文化不等于法律，不能靠国家机器去保证它的贯彻，但由于价值系统的普世有效性，一切指向根本价值的事物，将被认为具有价值；一切背离了这个价值系统根本指向的事物，都将被认为没有价值，因而受到强烈质疑和坚决排斥。价值法庭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这样的审判，任何渴望与价值系统平起平坐、甚至凌架于价值之上的企图，都被认为是非分之想，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喝斥；任何与价值系统的终审判词相对抗的努力，都被证明是徒劳无益。价值系统是自我肯定的，是自在自足、任何时候都充满信心的；它目标明确，步伐稳健，不需要别人过来肯定，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走完全程。价值系统一旦成立，就成为超稳定的东西，它是一次成型的，很难在其中打进楔子。时代的一切创造、学问、知识，都不过是在某些特定的领域里拓展了它的边界，丰富了它的细节。它甚至一贯单独对外，因为它通常武装到了牙齿，可以将任何否定的企图和外来的侵袭轻而易举地打得粉碎。价值是穿行在文化内部的保护神，人类确保自己免受伤害、一旦受到伤害能够很快恢复的强大免疫力，就来自这里，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都从这里得到神旨。它甚至是美的，每一种不同文化里的价值体系，都有着严谨的结构和美轮美奂的灿烂外观，但首先是因为它十分管用，不可或缺。有价值在，人类可以面向未来而无所畏惧。人们接受价值是完全自愿的，因为人们心里明白，这样做十分划算。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就是无论这个世界上民族习惯如何多样，如何相互冲突，有时候甚至是尖锐对立，你死我活，可是总有一些价值指标完全重合，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价值与利益不同，一种普世有效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系统的存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是世界的现实。这种价值是终极价值，其他价值都由它派生。越是这种价值，越是处在价值的最高层级，越具有根本性，是人类幸福的定海神针，是人类生活大厦的根本支撑。人类所有的生活就在这里建筑起来，生活、包括文化现象，都只不过是它的外化。人类社会能够从一次次战争、一次次天灾人祸的打击下站立起来，生活能够一次次得以重建，最终靠的不是文化，而是文化内部这个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里保留着生活的种子，一旦受到损害，只要这个价值系统还在，它一定会答应、并且帮助我们，很快将生活复制出来，这是生活虽历经劫难而不被打败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把解构的刀锋对准了价值。中国后现代主义所要做的，乃是要将那个使生活得以延续的价值系统全面颠覆，从而将人类抵抗外界侵袭的根本能力彻底摧毁。这一招可是够阴、够损的，令人想起从内部摧毁人类免疫系统、最终导致人类百病齐发而死、且极具传染性的艾滋病毒。

　　周伦佑与反价值　早在周伦佑于1987至1988年之交写下《反价值：对既有文化观念的价值解构》一文的时候，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就开始正式登场了。根据我的记忆，这应当是中国诗歌里最早、也最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它是一篇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总宣言。我丝毫不怀疑周伦佑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所显示出来的过人才华，也没有怀疑周伦佑动机的纯洁性，他几乎是一片赤诚，想要抢在时代之先说出某种发现，而且在事实上极为准确地为中国社会、也为中国诗歌预见了一个陌生时代的到来。但我同时也没有把反价值看作周伦佑个人的原创。在一个弱势文化的语境里，引领思想文化的动力源在哪里？当然在外国。中国后现代主义很贼，他们知道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度里，外国的思想往往是本土思想文化的最好包装。外国正在做的，或已经做成的，一定是中国下一步即将做的，这一点在以往所有的经验中屡试不爽。在他们那里，思想的雷达是全天候打开的，一刻也不停地寻找着来自异域的灵感，以便为本土思想文化运动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的思想力量。不是经常有人以无比敬畏的语气谈论先锋吗？有了这个拿来的时间差,何愁先锋大业不成？他们几乎每一次都能如愿一偿。这一次周伦佑也成功了；因为那个坐在人类文化最核心位置的东西被他发现了——

我说你们还是错了。每一次反文化之后，文化很快卷土重来，轻易地吞噬反文化者，然后收复失地，在暴乱的废墟之上更牢固地重建它的统治。你们的失败包孕于你们的行动之中：你们只能在语言中行动，用语言对抗语言，用文化反文化。你们就是语言，就是文化。因此，你们的失败或胜利都于文化无损。文化由于包容了你们而会有某些改变，但文化依然是文化。难道你们至今还不明白你们错在哪里吗？那躲在后面操作并使你们身不由己的并不是文化，而是隐身于其中的价值系统。它构成文化的基础，但无声无形；它和文化一样古老，但隐藏得更深。你们的错误有时是由误觉造成的：价值操作而永远不在现场，你们便把在场的文化捉住，——因为它有迹可求（语言文字和其它符号以及音像等）。这个误会现在该澄清了：所有的困惑都是价值困惑，一个时代或一种文化出现的危机都是价值危机。反文化者与社会多数的分歧不是政见，而是价值观，我称他们为持不同价值者。他们是文化内部的活力，是一种挑战因素。他们的存在使文化保有一种批判机制，从而使人类的自我质疑成为可能。
现在，我可以带你们去认识价值了。（2）

那个藏在文化深处的东西，看起来逃无可逃。作为一位杰出的青年诗人，周伦佑以敏锐的嗅觉，早在十几年前，就以《反价值》一文准确地预见了中国大地上这场诗歌和文化的灾变。他预言并顺应了这场灾变，因而成为这场灾变的第一受益人，在“非非诗派”广受注目的同时，周伦佑成为明星，居然被新近的一篇文章推为“当代诗歌大师”。但周伦佑明智之处在于，他只是作出了这样的预言，为即将发生的事情作出了自以为周详的谋划，使它看起来更像那么回事，并没有对这个反价值的时代进行道德评判，甚至对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忧心忡忡，以至不能不一再喃喃自问：“这就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吗？抑或是价值转换的必须代价？”

　　后现代主义在国内诗歌写作里的实践始自非非主义　作为继朦胧诗之后兴起的一种诗歌流派，什么是“非非”，什么又不是？至今没有见到权威的界定。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肯定是一个暴力色彩非常浓厚、破坏欲溢于言表的语词。“非非”当然不可能是一种温和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甘于墨守成规、久居人下、只能向一切权威俯首称臣的东西，若非如此，又何必“非非”！所谓“非非”，用“非非”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存在。就是一切皆“非”，也“非”一切；他们的理论是“非非”，手段是“非非”，武器是“非非”，目的也是“非非”，“非非”的逻辑如此明晰：即通过“非非”，最终连使一切皆“非”的“非非”本身也一起“非”掉（如果说最终想留下一点什么，恐怕也只有这个“非非”本身能够幸存下来了），让世界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存在。这是典型的中国版本的后现代主义！它那有力的十六个短杠，就像十六支匕首和短枪同时指向四面八方，恰到好处地象征了“非非”与世界尖锐对立、绝不妥协的反叛姿态，让我们联想到那个象征纳粹在每一个向度上都所向无敌的带钩“万”字符——“?畚”。“非非”既然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严密看守下把魔瓶打开了，封存其中的“反”字牌魔鬼纷纷出笼，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路是“非非”早就铺好的。这些年中国诗歌界最流行的语词就是：反文化，反崇高，反神圣，反传统，反权威、反等级、反诗、反小说、反艺术、反宏大叙事、非中心、非深度，这些东西都可以看作是 “非非”的另类表达和自然延伸，且无限增殖分裂、呈完全失控状态。真是一个“非非”的时代啊，凡新人出台，无不以“反”字当头；攻城掠地，无不以“反”字开路。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颠覆”，还有一个词，叫作“解构”。中国后现代主义声称，就是要用诗歌写作的实践，去“解构”传统，把那些貌似神圣的庞然大物一个个打回原形，让意义和价值“消解”在一片无意义的状态之中，就像固体消解于水，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虚妄，本来就不存在。不要以为后现代主义诗歌发生学有多么高深，从本土写作到后现代主义写作，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反对的叫嚣如此密集的时代氛围里，一个胆小如鼠的顺民也难保不会受到感染，以为新一轮革命真的已经开始；同时后现代主义又是这么简便易学，只要举起反旗，你立马就可以成为后现代主义。一个端着枪向前大步走路的人，只要你有足够的勇气突然将枪口掉转——并不一定要求真的开枪，你只要做出这个动作，也立马就可以成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箴言是：枪杆子里面出诗歌。后现代主义的万灵咒语是：凡是你们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你们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后现代主义的第一口号是：造反有理。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一切都将以表现论定：你越是表现积极，越是声音高亢，越是有可能成为最先进的后现代主义，反之亦然。如此看来，对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们而言，中国当代诗歌里的后现代主义，不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汉语诗歌领域的一次最新登场。

　　大革文化命的文化革命   不过这一次革命，不是政治经济的，而是诗歌的。之所以是“无产阶级”的，从主体看，操作“革命”的恰恰是文化上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才配革命，看来已成铁律），一群最不具有文化优势的后“文革”愤青，名不见经传的文化无名之辈，一群投机心理极强、抱着撞撞大运的想法，东碰西碰指望在那里发点横财的虚无主义文化游民，其主力是一些油油的、有一点小才气的文化流氓和痞子无赖，充满了“彼可取而代也”的文化政治野心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献身热情，气势汹汹，咄咄逼人，敢打敢杀敢冲敢大声喊口号，相信造反有理，枪杆子里面出名利，善于用一套行之有效的黑帮办法组织诗歌圈子，抱成死党，与“文革”各派文攻武卫的运作方式十分相似；说它是“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们借用了文化的名义，且以“革”掉真正的文化之“命”作为指归，是一次文化上的改朝换代。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这一次“革命”的范围，被严格限定在思想文化领域，绝不超出思想文化的边界，属于秀才造反的一类，既时髦，又安全，不用担心激怒统治者，从而为自己招来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麻烦；二是他们不是泛泛地反文化，而是一步到位、紧紧抓住了文化的核心构件——价值，真是又快速、又高效。价值如果是文化的睾丸，这睾丸已经被他们牢牢地握在手里了，这使他们的革命因为抓住了要害部位而事半功倍，轻而易举地就能动摇了对手的命脉。这场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之交的思想文化运动，比起毛泽东发动、最终不得不草草收场的十年文革，来得更彻底、更根本、更深入，影响更深远，破坏性更强，目标找得更准。在他们挑战权威、推倒偶像、指望登堂入室的时候，也把精神的暴力扩张到很远，就像风暴的出场往往携带着盲目的能量，将沿途所遇到的一切通统摧毁，夷为平地。毛泽东号召做而没有做到、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的，这些人做到了。“文革”还只是砸一砸神像，打倒几部戏、批臭几本书，打倒一批大权在握的“走资派”，一直在文化的外面，这一次却是直奔要害，精神暴力矛头所指，直逼核心所在的文化后宫，具有一剑封喉的致命威力。十年“文革”反文化、反传统，其实只是反一些很表相的东西，本意也不在文化，但由于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的动乱性质，“革命”的结果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天下大乱、国家濒临崩溃，最后不得不由执政党出面强行中止，草草收场；而这次目标准确、定位准确、直奔要害、旨在从根本上摧毁文化的运动，却由于被小心地限定在思想文化领域，不至于威胁安定团结，故而得到了权力话语的默许，得以一步步做大，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清算，似乎仍在“健康”发展。

　　就像多米诺骨牌，第一张骨牌倒了，后面的骨牌也只能跟着倒掉　这当然在预料之中：中国后现代主义者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那些千百年来被人类价值深深压抑而羞于露头的东西，都在这里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披上了一袭时髦的国际外衣。正是从这里，中国后现代主义开始了他们注定是影响深远的事业。价值作为人类对付外部世界的最锐利武器，在后现代主义所发动的这场宫廷政变里被缴械，人类的防卫能力被彻底摧毁，人类精神的圣殿那一大片壮伟的古建筑群，被这些人毫不犹豫地夷为平地，无数精神的宝藏被劫掠一空。中国后现代主义者所要反对的，最初不过是要反掉那些貌似价值、而其实不是价值的伪价值。这些东西不是价值，甚至与真价值根本对立，对于真价值是有害的、破坏性的，由于羡慕价值一超独大的崇高地位而一再冒充价值，并利用强大的行政资源，靠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制力，一度取得了惟我独尊的地位，反掉它们是完全必要的，是价值自我清理的应有之意，可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野心并不在这里。在后现代主义这里，反对是永远不会到头、没有边界的。因为反对是一件好事，通常还可以有利可图。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可以再在这个世界上充任法官。除了个人意志，再没有什么更能够高高在上，像神一样凌架于芸芸众生之上。长期凌架于个人之上的只有神，可是神早就被他们打倒了。现在只剩下价值，他们以为反掉了价值，反文化的时代大业就做成了，而文化曾经被认为是妨碍他们幸福的一个根本指标，因而一旦反掉了文化，他们也一定幸福，后现代主义的天国也就得以建成了。上帝死掉以后，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了人；可人是这样一种动物，总是瞪大眼睛紧紧盯着，一刻也不放过扩大权力的机会，时刻盘算着如何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以便从上帝那里得到更多。不过我们委实担心，一个没有神的、完全由欲望无限膨胀、对一切最高律令拒不听从、谁也不鸟谁的人所构成的社会，只能是地狱的代称，我们并不对这样的社会抱有希望，对构成这个天国的诗歌部分也不抱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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