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谁交谈？
沙马
诗，与谁交谈？一个人如果有什么话要说，他就会去找人，这个人也许是他的亲人，也许是他的朋友，也许仅仅是邻居，这个通话者是你说话的一个出口。当你陷入主观情感地讲着自己具体而冗长的事件，它可能是小说或散文，但不能是诗歌。
一个诗人则于此相反，他不能在他的诗歌里无休止的叙说，得有节制，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有分寸地把握好自己要说的话，尊重词语本身的联想。诗人不像传统意义上人所认为的那样：炽热、高昂、激烈、疯狂，不能自禁，与疯子只隔一步之遥。诗人的实质是冷静的，孤独的，易受伤害的，为了默默地写好他的诗，他通常是在空无一人的地方，自言自语地说话，向一个隐秘的人，一个抽象的人说话，说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人的处境和对未来事物的恐惧。他谈话的对象不可能是一个具体的人，诸如：朋友、同事和自己的妻子，诗人应自觉地避开这些，避开一些庸常的，琐碎的，无力的东西，而专注于自身眼光投射到的地方。而某一事物的存在，是在你注视它并观察到它的时候，这一事物才是存在的。在你凝神的一瞬间，世界是空虚的，无意义的，就像即将做母亲的女人在分娩的一瞬间，除了她的孩子，什么都引起不了她的关注。而这种“空虚”是有利于诗的产生。它给诗添上了自由的翅膀。
诗人的沮丧，在于他对语言的过度敏感而易受伤害，在于他陷入了某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件而失去转身的余地。那么，诗该与谁交谈？“一个痛苦的，永远现代的问题”。诗的多变性，诗的不可预测性，诗人常常是被动地接受诗的现实，很少有人认为在他有生之年已写出了最好的诗，更多的时候是不满意，不满意，他一生都在重复地写着他的一首诗，直到生命的终结。诗人在自身的时代是不知道自己的诗歌是否经得起时间的磨砺，他与时代的关系不仅仅是描述和表达的关系，更是诚实的交谈与触及的关系。他选择好角度，对世界进行细致而深刻观察，有了独到的体会和感受，并说出了别人还没说出的话，从而对现实产生巨大的揭示性。诗尽量的排除人恒常的经验和概念化的东西，通过能指产生的力量创造出一种所指的显现，这些显现具有很强的现实力量。诗并非在词语、节奏、声音效果而产生震撼力，也并非在读者中寻求心理比例。很多的读者是在误读的基础上，了解诗人，诗人对此也无能为力，也有因为“误读”而成为正典的诗歌，在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内流传了下去。当然诗人是不能对此产生幻想的。诗人写完一首诗发表出去了，这首诗就不是他的了，他对这首诗的命运是把握不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的命运在诗歌的现实里是被动的、“宿命”性的。这就决定了诗人必须具备冒险的精神和探索的勇气。
诗人把自己的底交给语言，交给他正在注目的物象，交给他正在孕育的一首诗，而不是是某个具体的人。诗人必须与一个潜在的人交流，这种交流是不确定的，不完整的，甚至是诗人自己也无法控制的，这注定了诗人内心孤独和定无居所漂流的命运。如同施塔姆·曼德尔所说的，一个航海者在即将遇难的危机关头，把一只密封的漂流瓶投入海水，瓶中有他们的姓名，遇难的过程和他们的愿望，打开瓶子就能看到，而诗歌就像是那瓶子里的信，它有它自己的去处。诗人必须坚信，瓶子无论怎么漂流都会流到一个人手里，这个人会帮助他完成他的意愿。这种“坚信”不仅需要诗人的艺术精神，同时还得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超乎寻常的耐心。而接受到“瓶子”的人，就是一位“后代中的读者”，他是潜在的读者之一，如果你的作品诚实地挽留住了你的时代，他会高兴地传递这瓶子里的信。
诗人必须站在他时代的高处去眺望他的未来，没有这个现实，诗人恐怕是难有立身之地的。诗人投入时代越深，就越能找到未来的立足点。当然，诗人是不能奢望在不长的时间内能看到这位传递者（隐秘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能否接收到“瓶子”的人，决定了一个诗人的命运。在与一个潜在者交谈时，是要用灵魂的。托尔斯泰说：“是的，说起“灵魂”是个陈词滥调，但作品里不能没有灵魂。”同样，诗歌里也必须要有灵魂，没有灵魂，任何形式的作品就会散架的，成了一堆无生命的碎片。这个“灵魂”是诗人的生命，精神和心脏，是诗人与世界的交谈，是他对存在事物的看法，他的阅历，经验，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和对语言的把握的综合体现。诗人凭借这些而形成一种自我正确的意识，在诗歌中向人们呈现出“另一世界”。
具体地说，诗人唯一的现实就是他正在写的一首诗，一首诗的灵魂，不是在刻意中产生的，而是自然的，轻松的，将他精神渗透到诗歌里的每一个词语，并浑然天成地将现实转化为艺术，这种“转化”的能力，无时不刻不在考验着诗人的能量。诗人想说的东西是一回事，诗人实际上说出的东西又是一回事，这构成了诗人尴尬的境地。这需要诗人去慎重地选择自己的交谈者。诚如TS·艾略特与战后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社会一代人价值观念被毁的“荒原”交谈；斯蒂文斯与自己“奇妙的玄思”交谈；艾伦·金斯堡与“一代杰出的头脑被疯狂毁坏”的垮掉一代交谈；叶塞宁与俄罗斯乡村荒凉而孤寂的“田园”交谈。他们的交谈是敞开的，坦率的，细腻而敏锐的，体现出时代的特征。诗与一个具体的人交谈，容易陷入虚妄的主观主义或者经验主义的偏狭的小圈子。帕斯说：诗人不仅仅是和活着的人们说话，也要和死者，未出生的人、树木、城市，河流、废墟、动物，和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的世界说话，和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的东西说话，这些组合成了一个“隐秘的人”。为显现诗歌鲜活的生命，他尽量回避僵死的概念化、既定语义一体化和主观性的东西。诗人反对在他的诗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语义和句法公式所凝固的，因而是死亡的形式，不能让诗一直在经验里徘徊不前，诗可以成为烛照经验的一种洞察力，其内在的张力能够拓展经验世界的领域，（尝试将经验转化为原型）并更新其固有的意指，诗必须触及人的精神以及它和现实构成的关系。
诗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应与一个站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具体的人交谈，容易陷入庸俗的，无力的，倦态的，不能触动时代的本质的泥沼。在“公共室内”，在机关，在游乐场，在夜总会，大家都是交谈者，都是在没完没了喋喋不休地交谈，都是说完了就转身离开的人，大家都不知道究竟说了些什么。面对这样的交谈者，对艺术而言，尤其是对一门语言艺术的诗歌而言，是一种伤害。诗人越是离具体的交谈者，或者所谓的“听众”越远，他就越具有独创性，就越能向人们提供新的现实，这个现实是诗人内心的现实，是与“隐秘者”交谈的现实，是人们看到了而没有意识到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诗的这种现实构成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好的诗歌，可以使一个意象，一种思想，一个人，一个历史观点，一种生活状态和提供的场景存活好多年。
诗人常常是不合适宜的，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不协调。在向前飞快发展的时代里，诗人常常显得木讷，迟缓，茫然，吃惊，不知所措。当他怀着恐惧的心理，陷入同辈朋友的纠缠中，并且在“熟悉的人里说熟悉的话”的庸常的生活环境里，他显得很笨，结巴，不合群，思维停滞，最后只得选择逃离，诗人孤独的命运就在所难免了。胡安·鲁尔福在他那个年代说，我小心翼翼地带着我的作品隐蔽了起来，等得狼群过去。米兰·昆德拉说，慢下来，再慢下来，艺术常常在时代的后面获得它存在的空间。这些话都是在揭示这样一个道理，艺术，有它自身的空间，合理的距离和它能自由转身的地方。庸常的生活，具体的交谈者，同辈的熟人，日常娱乐场所，都不会给诗歌一个很好的生存空间。诗人与一个具体人交谈时，最好把他变成一个“隐秘的人”不知道他是谁，他要说什么，他来干啥，他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与你之间的关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陷入他的悲观，他的惊喜，他的沮丧，他的快乐之中，不参与他的具体生活，避开他惯常的口语叙述和琐碎平庸的事物。由具体进入普遍的具体，使存在成为诗歌的可能，并在自身内负载起真实性的能指，达到现实与非现实之间隐秘的关系。诗人面对他的现实，既是自我证实又是自我放弃，既是很近，又是很远，既模糊，又清晰，从而平衡诗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只有当诗人面对一个隐秘的交谈者，他才是自由的，自在的，放松的，自然的，他才能发挥他的创造力。诗人不得不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寻找“诗意居住地”，他在用语言建造他艺术世界时，他是幸福的，存在的。“我们不能飞翔，我们只能攀登上那些我们亲手建造的高塔”。
来源：诗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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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7 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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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27 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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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6 1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