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极神性写作文献回放：东方肌理辨析：神性写作之诞生(上)

disanji

                                               【东方肌理辨析：神性写作之诞生】
                                                                           ——回归当下，知行合一

                                                                                曹英人

                                                            第一编：时代价值的神性缺席

空：穿越语-言体系的无站隧道踏足历史的沧海桑田
　　这是一篇刻意压缩的文字，正如我一贯所做的那样：手笔总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解放心物。一个巨大的蛛网部落会把我们困死的。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本文通过对当代生活文本和文本生活的双重辨析，归应神性（写作—生活）之行。
　　但即便如此，它也会比想象得长一些。它的核心仍由双旋演绎：既是历代诗之历险的某种重历与点化，同时又是我之欲达的逐步起源；它的面孔仿照了多面的神菩萨的形态：中外多重阐释的化身在阴阳两界的转化中，孕育出整个世界昼与夜的简易胎体。数十年来，人们习惯了用西方的理论套中国的东西，反之，用本土的反套世界现场的则殊为少见。本文正是基于经验式和直觉式的东方表达——直现心觉，不待论证：只是体悟，而非论点；意在说明，而非证明。
　　然而言说的可能并非行为的可能。因此诗歌（诗论）如同永恒缄默的自我失声或者梦呓——假如它会做梦的话。另一方面：对体系的逃避与规避都是徒然，跃出便是另一次误入陷阱，因此我们干脆靠上去，靠上去是因为拥有了与之等价的速度，这样我们继续加速庶几能实现超越：借力打力，在体系中游牧体系；游戏总是善于歪打正着。

缺席与陷落：欧美的人文历险与时代价值的蜕变
　　我们来看看欧美人文的历险史：它十八世纪发现了浪漫主义，于是不久，浪漫精神寿终正寝；接着发现了批判现实主义，于是人类的现实日渐变得值得批判；在这个插缝中现代主义诞生，而人类在自己末代的英雄主义情结中还没过足瘾，后现代便开始了新一轮的疯狂颠覆。最有趣的是弗洛伊德的泛性心理学，被世人误解般的奉行于人类生活的诸领域之后，便是一直统治到今天的人类性解放和性迷乱的狂欢：爱欲之性-又失落了……
　　另一方面：欧美十九世纪发现了现象学-存在主义，于是世界与人的存在开始成了“问题”（人的陷落）；几乎同期，心理学的突破向世人敞开了深阔无比的内在世界，同样地，“心灵的失落”困境又随即被贴上现当代历史的进程榜（内心的失灵）；除此两端，欧美哲学的另一巨头，语言分析学在上述二者的新大陆上再次实现了西方对世界认知与表述的统一，但只是在文字的层面上：语言脱离人而具有了虚无的本体性——这样，人之自我的语言-又陷落了……
　　一旦理论诞生，人类和世界就慢慢走向理论的反面——它们在发现中步步陷落。
　　不过，这个世界是西方的世界，并且（多么悲哀）正渐渐成为当代中国的世界。
　　一切向下和支离破碎的世界。我们——怎么办呢？

回归现在：价值神性的再次起源？
　　西方人在一条直线上失落，东方人呢？怎么也走不出某种圈、套。因此我们干脆靠上去，继续走圈——既然失落的命运已经是一种现实，那么我们不如靠上去。
　　怎么靠呢？方向在哪里？对于被动的“我”而言，世界无非是生我者与死我者；对于主动的“我”而言，便是我生与我死的世界。“我”存在于这种关系的时空谱系中：关系即现实——因此，只要生克、耗助、空无、变动、困局……等类似的词语便足以模拟宇宙场态了。
　　存在即关系，关系即现实。
　　“我”的所生或许同时是你（或者他的）的所克，反之亦然；这便是冲突。而每个“我”在先天上都是平等的，天赋人权的。因此：
　　存在即关系，关系即现实，现实即取予，取予即神性。
　　人生总是我之为我与我对非我的命运安排的折衷或冲和过程。某种意义上，世界也是。
　　折衷或冲和即关系。每个“我”都是它的一个独一的梯级、维度、向度和整体显现。
　　——现在你要“靠上来”。

                                                     第二编：价值神性的与“我”同在辨析

金：“我”的内部与外部场态
　　取予即神性，因此神性先天地与每个能取予的个“我”相关——说明它的麻烦首先在于：讲述面向的是整个天空的开阔地，述者本身却是一介微尘——如何把三千大千世界纳入这粒尘书中需要审慎。

东西方之“我”的一般形态
　　这段论述要从一组简化的对比开始，比的焦点是“我”。在西方传统中，“我”代表了个体思的自救和（上帝）信仰的拯救，在大部分人——尤其知识分子中——这两种径向不等的“救”总是激发“精神冲突”，悲剧由此诞生：科学理性和心灵信仰；在印度文化中，“我”代表了精神化的个体，肉体被虚化，我梵一如时人为最大成就；在古代中国，“我”则应身适性，保合太和。从理性与信仰到梵一印性到天人相交，这是“思”的走向；从沉重的肉身（罪身）到缘起不真的报身到全生续命之身，这是“身”的差异。
　　我的笔墨简化了，因此每个表述富于写意风格，目的是为了突出所悟。这组序列之“我”的共同之处是总要对应一个价值之源：西方-上帝，印度-梵，中国-（天）道，这种印合下的个体化程度是很不同的：我并不都是我。有时“我之为我”多一些，有时我之屈从、认同命运或形势多一些。
　　同样的，每个“我”都以多面性冲和出现：思与信仰的冲突，圣者与现实化冲突，等等。

国民性之“我”的一般形态及其时代历险
　　在“我之为我与我对非我命运的屈存”之间，相对的，国人一贯以后者的角色出现，习惯于从柔弱的“无为”走向“无不为”；这种“屈从”是我自觉地跟进关系中心并有距离地自我封闭，目的是为了通过狐假关系中心的优势随时占有关系。这个目的本身不算坏。可惜，越向后，这种 “屈从/因应”就越被太多地和人事伦理相牵连，而脱离了初民天地人三才的因应之本。中国人的劣根性以此为源，这期间还幸好只有极少数人富于攻击性，但是霸权被弥散在各个家族、派系、圈子和山头之间；历史继续，随之是大众普遍因应的陷落：屈从（存）罢！直到近代，系统内部的变性带动了整个民族的耻辱变形：本来善于因应世界的华夏族也一堕为“屈存”！
　　因此，在中国，思与信仰之“我”的诞生是一个内在事件。这个近代演变的序列在政治上由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开启，在哲学进程中由熊十力、张东荪、金岳霖领衔，在文艺上由梁启超、鲁迅、穆旦凸现，在科学上的向导是钱学森，在佛教中则由杨文会、太虚等肇发。它的特点是思、信之“我”的独立觉醒与最终的本土立场——具体形态自然是多方面的。
　　如同国人之众“我”引发国运之“我”的嬗变，关系的变化促动现实的变化。二战之后，世界正式进入一体化进程，“全球化”带来了多元飓风，“我”的不同类型也逐渐融合——多样性诞生。现在你可以很自然地在美国看到佛弟子或行脚僧；在中国，遇到虔诚做礼拜的人的几率就更多。这是我们的时代。本世纪初，世界进入“水瓶座时代”，按照占星术的解释，这是个颠覆与建立、创造与毁灭紧密交替的个体神学时代，双鱼座的父母神学宣告结束，只有一些模糊的形而上记忆，还在激发着那些颤栗的灵魂。（纯粹）个体感应的时代降临了：我的唯一性（神/信仰），和你的不同。

元“我”神性：人类之“我”的自相似基因？
　　但是在这种历史的进程中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人类之“我”可能在一开始就诞生了，后来就极少嬗变——换而言之，我们现在经受的一切困境前人都已经历过了，并在成为后来者的某种际遇——历史不过是人类之“我”在不同环境、情景、趋势下的相变反应罢了。尽管如此，这毫不降低每个“我”之际遇的唯一性和攸关全部的特征，我们——只是以不同之“我”向世界关系（之我）归应。
　　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事。“我”之诞生意味着古老的“天（道）”真正内化了。不是另有天道，而是天道与“我”同在。分裂性以一种更强烈的互接考验着我们。
归应，作为一种经历和感受，而不是想象，是以现世生活的日常展开为车骑的。因此，当加缪写道“最初的问题是自杀是否应该”的时候，我就感到某种偏离了：生死的存在之见并非东方个“我”之“关系”的首位现实。在“自杀疑问”中体现的是“我”的主体独立与非世界性（非关系性）；在我们这里，“我”首先是与世界同在的认同（不分离、主客互泯）——注意：当古人吟作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时候，关雎对他而言不只是一只鸟，而是一种感应的灵符，是感受而不是想象，是生活而不是梦幻（想象只是有助于你到达某种感受或感应）——惟其如此，诗才有了一种“通神”的力量。艺术于是诞生。

　　通过本编的论述，我们粗略地考察了国人之“我”的诞生、“我”之多样性的交融演变等历史，通过这些意念性表述我们实现着向人类之我和世界之我的归应。因此诗成为一种通灵的艺术。它激发阅读之“我”的体验，某种人类——世界——中国——我的初始体验，促使你想起那个前——胎育时代，那个太阳的黝黑国度——
我想起我的那个从前，那时我还不曾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