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崛起的第三极：新诗发展刍议】
作者：曹英人
《易》别天地，币含乾坤。上法古贤，后启来俊。我的这篇文章也要两个躯体和分身：明着，它是我和第三极旗手刘诚等君的诗学对话；暗着，我要把新诗百年来的苦辣酸甜林林总总一股脑地浇进去——这将是一篇富于使命和危机感的刍论，它的决心和热望将逐步小于它的所生。
天命维新：诗与人与时代的角力
新诗的产生是和“五四”一代相并驾的，不过在我看来，是沈尹默先生那一首《月夜》，天启般地最先传达了新诗和新诗人的处境：他和他的那株“顶高的树”，那个帝制与共和、军阀与民主的跷跷板时代，那个现代与古典、西流与中学杂交的大气圈，那个文言与白话、信仰和现实相更替的命运劫动等等都“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正是这种并肩共进、不入众环的执著和勇气，昭示了新的文化群体和文化之声：新的人在生成。整个时代都是如此，世界鼓荡在独立的音群之中！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而现代诗的第一个食蟹者当推李金发先生。是他带来了新诗的艺术食粮。尽管，他的前期象征主义风格和基督光环，使其少而晚地为人所知并被认同，但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汉诗开始大面积的自觉“陌生化”的生涯：当然也是新诗的生涯。汉诗——新诗——现代诗——新诗——汉诗，从步步深入到渐次回归，这是一个美好的蜕变循环，其中随着（诗）人格和历史环境的变迁而趑趄前行。
因此，如果说是沈公象征性地抉出了（诗）人的处境和生成命题的话，那么，就是李君酒神般地首先推开了新诗艺术现代化的大门（新诗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都带着西方现代派的神迹，即使最要命的抗战年代也是如此；因为，如果说批判现实主义是个体的自发的觉醒的话，那么，在中国，现代艺术便是个体独立的自觉抗争与天赋生存，即主体性的诞生——后来在“七月”诗派中得到最有力的展现）。
这种艺术和人格的胚胎在后来却是交替轮回着起伏的命运：著名的“红色三十年代”和“文革”的十余年分别是（诗）人格成长的一次辉煌和颓败，而二、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又分别是现代艺术的一个顶峰和渊底。再后来，这种分头潜滋暗长的局面在八十年代后的“朦胧诗”中再次汇合。那时在恶梦中醒来的人们突然意识到新的美学和人的革命在崛起：新的人格再次在难产和阵痛中降生——几乎完全是自发的呐喊却迸出了极富现代体验的复性诗音，这令人震惊——那时苏联已经徘徊到解体的前沿，欧洲在战后的废墟上开始后现代的自我放逐与拯救，美国则在他的无根艺术中继续欧印文明的求欢之旅。最后，作为一个诗派，曾会聚在《今天》的诗者们开始各自的炼狱：流亡或回归，疯癫或自毁，独唱或变形……那位前驱食指先生的遭际如同一个预言：曾为了承担诗与人的分裂及活死状态的勇者们最终分别牺牲给了诗和自身，或者被后人牺牲……
新诗的发展虽然不过百年，矛盾却是很大、很多。现代诗和政治霸权、现代诗和古典历史、现代诗和灿烂的西方、现代诗和它的魂牵梦萦的形体、现代诗和我们动荡的信仰……始终在诗人和诗之间摇晃着。穆旦在神性和个体的灾难性之间痛苦无地，他的同情也是他的憎恨。北岛、顾城……无不以类似的“两极写作”向诗神致意。正是在这一点上，朦胧派们在诗的形态、诗人的形态和来源的形态三方面印行了一种历史版本。其特点是人的个人性和表达的自主性。随之，这种版本在九十年代后进一步的解读中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爆炸：在语言和个性两方面，甚至于最终解构了个体和语言本身。然后，是厚度与高度的同时衰落。这个时代如此喜欢轻和小，喜欢自娱娱人；而诗歌也像一片北大西洋风吹过中亚荒原的散沙，在不相信绿洲的眼睛们中带来些许燥湿——渴望的人们一边陷身于当代诗歌之海，一边向李杜的英灵们抱怨……
然而，在二十年前新的诗派崛起之后，如今，再次崛起的第四代歌者们已经跃出当代诗史的地平线了。第三极，这个词使人想到60年前的“第三种人”，那是以戴望舒为主音符的，他以他的现代派和民族精神的感人和弦昭示了一种可能，并为光怪陆离的当代诗群所继承。我的掺和第三极是个不约而同的巧合，就是说我基本在潜水中感受其舞动的天空，如果大家把这看作是我的谀辞也未为不可——因为我的本衷正是建立在这种再次的巧合之上的，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往往是相得益彰、互为宾主的——而且如果评论不是为了试图剔出一个时代的呼唤的话，我们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们白天不能睡觉 因为漫游的村子
不再看护年老的界碑
必须时刻守卫
才能获得像样的生存——啊！
我们多少年华的废墟 多少皱纹的遗址！
学习！把自己保存在与日俱衰的物中
直到它不能用了我们也不难过
啊逝者！即使你们要求
一座活的都城 一处梦的居所
好让我们这些移动的界碑
在五行中继续穿梭……
——引自拙作：《天人三恻》
神性写作：生命中当承受之重
我们的民族一贯不是个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之国，缺乏相应的皈依性历史。我们的人性子太强，“生生”之力太高，以至于把一切都包在了人的世界里。然而曾几何时，中国的人们，开始生活在一种“非神性”的心灵的恐怖当中？颤栗，当我们听到传习的湮灭，我们颤栗；我们看到娱乐时代的卿卿我我，我们颤栗；我们写出自己陌生的语言，颤栗；我们思考着别人的思维秘籍，我们颤栗；我们狼狈地逃离一切的附身，我们颤栗……我们。
谁在言说？言说什么？怎样言说？能否感受并被听取？靠一个不到百年的语言娃娃重新唤起大众原始的感官激情和理性漩涡，以及最神秘的灵觉之舞，什么才是我们的如意法宝？在这种“非神性的心灵恐怖中”，我们何以与内在的自我相同一？
余秋雨宣称中国的人格不完整，没有真正（西学）意义上的个体人格。我们是相信的。我们仿佛一个骨人（就象笔者的诗中那样？）：他有完整的上身和美肌肤，他有白骨嶙峋的下身和没有缺陷的“光”脚跟——不会为哪怕任何一个神子戕杀。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受着重负，可是并不因此而获得超越或拯救。我们在这种异形的——换血的——混血的——非神性的生存当中歌唱并且舞蹈，舞蹈又忘记……涣散的民间。
是的，不具备个体性的集体无意识必然地集结在共同的民间，模糊性的生成自有它的魅力：六道在人间轮回，群魔在人间伺机作祟，没有不可能，没有消逝，永不死亡的大地，宽容到底的生存，侠义相交的道义，忍受的无极限，正义的自然法则，生生不尽的一路直上……那个在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中提到的“古井”是一个广泛的人类学圣杯，他也在我们的历史中不停地变幻着自己的分身：一个具有无底开放性和融合力的人间，我们随时随地的伟大起源——它已经极大地被弱化了！当代史似乎要开一个玩笑，或者在和先贤打赌，看看这个生源能否在我们手中继续释放生之清泉，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在一个四面笙歌的侵入中，仍然能够感受岁月的杳渺之音和潜藏血底的缤纷呼啸……！
涣散的——混血的——非神性的民间已经使我们到了最后的挑战的边沿上：人的降落必然导致文化的没落。因此——人的重建——民间的重建——文化神性的重建，是一个伤痛的蜕变循环，随着我们和时代的变迁而趑趄前行。
回归现在：信仰与人格的历险
相似于原散羊君在他的博客公告中对“神性”的阐述，我觉得对其进一步的抒发仍大有必要——神性，不是泛神或宗教，不是救世主，不是永生，而是上帝与佛道诸圣一切解脱者的元神抑或母体，他就是本来就有的你的“现在”，不是外部，不是唯心，不向前寻，不向后转，对神性的回归即是对“本来的现在”的体认。一次性印证“神性”，一次性入定于现在，“本来的现在”——
回归现在 我们试着旅行
在世代锁辖的原野
穿越祖祖辈辈手植的层林躯烬
慷慨地打完属于我们的回合并且大笑
因为我们听到的过往的宗师称号
也在我们身边降临 尤其是见到孩子们
在我们这些依然是萌芽的精气里绽露出峥嵘
的头角……
——引自拙作：《天人三恻》
接下来是信仰，信仰——刍见是对“本来之我/心/物/神/元”的终极认同和永久印行。它有时会披上民间宗教的外衣（可惜，至今为止我在当代竟无缘得遇真正富于佛道感的诗人），有时会借壳于自然和万物的灵媒，有时会对虚文的理念互感，有时又会祷拜所缘的物象。刘诚先生写道：“神性写作，强调有道德感的写作，面向苦难的写作，承担的写作，为人类在这个星球可持续发展的写作！”是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可是不能像任何一个别的民族那样去信仰。诗道必有道。所有的支点都在人本身之上。民间歌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在道上转悠，可是如果不是立足于人这两笔，那我们就只能作一个找不到组织的王八了。什么是当代中国人？我们怎么对焦时光赋予我们的射影？谁抓到这一点，谁就中奖。在现代百年的诗人们中，有谁“碰巧”中了呢？我们仔细寻索，发现其猜奖的形式和道路真是纷呈而复杂，在此我有意借用象征的方式举一枝而代群芳，以避繁冗：
百年（诗）人格信仰的类型——代表——内在形态——
民族精神的红心——闻一多（及七月诗派、）——信仰
的独一与完整
自然之子——孔孚（沙白及新民歌派贺敬之、闻捷等）
——信仰的圣域
上帝与自我之讼的闪灵——穆旦（朦胧诗们）——信仰
的分裂
生活的映像——（暂缺）——信仰的缺席与质疑
乡愁与含化欧美的灵思——余光中、洛夫、商禽——信
仰的情结（一）
爱/死亡/美/艺术即宗教——废名？朱湘？徐志摩？
——信仰的情结（二）
麦地与童心之恋——海子、顾城——信仰的凋残
佛/道等宗教诗人——（暂缺）……
八个指向自然不能涵盖乾坤，却足以截断众流：民族精神首先列出，不只是因为笔者多年来执著于此，而且还是我们所有人可能的指向。注定，文化上的民族性——个人成为我们神性创作和人格形态的最重要的砝码。在我以为，其代表非闻一多先生莫属，浓烈的情感和整齐的格律形式相交融，可以说是最接近于古诗发展的传承“范式”。其二，与大自然的分离是现代感的一个重要原型，继与社会相分离、与自我相分离之后，它已经越来越不被我们感应，非自然化正逐渐成为当代人格的一个悲哀。代表人物的创作可以给我们些许垂范。其三，信仰的人格分裂是当代的“新的现状”，正如1960年圣琼·佩斯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所说，艺术创作正在上升为一种生活形式。作为崇高翻译家的他的诗作拥有多种类型，不过含容广阔的五大顿形式一直是他的主基调。穆旦的特点在于他对上帝和自我的双向质疑和包容，而且固执地、矛盾地置身于此炼狱的两极（作为他的人格形态），真是艰难！是他预示了当代诗人格的集体坠落和诗作的挣扎，从而以自身汇集了这个时代的阴阳——两极现状。其四，接着穆旦的创作以后，一方面是向下，一方面是向上的两极分立和内部震荡，其结果是诗创作的内部爆炸和诗阅读的全面收缩。其五，台湾诗人的创作值得重视，约在2004年后，学术界和出版界才开始大规模的台湾艺术研究和刊行。乡愁，既是古来常见、又是我们罕逢的信仰类型，它的指向不只是政治地域的一统，而且已经上升为毕生的情结，这个抒情之源更有力地支持了他们的艺术移植，使得法国超现实主义和美国新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文学更早、也在很多方面更为深入地先到了中国。其六，先说一下海子和顾城。这是（诗）人格夭亡的类型，麦地和童心的信仰凋残是和现实的（诗）人格残缺相同步的；在一些相对完整的人格中，比如傅天琳，在童心信仰中仍能持续前行。其七，我们的国家缺少唯艺术的人格，中、晚唐有些幻影，在近代也昙花一现。失败的艺术往往向现实屈服，这类事件在我们的历史中屡见不鲜，但正被今人尝试着融合。其八，宗教性缺憾令人遗憾，我们的宗教管理拒绝游离者，这往往使得修行者放弃写诗。我的对前辈的选择与评论并非盖棺之举，而只是为了合法、有效地传达我的诗学，见解不同者，君且谅之！此不多言。具体待后专题论述。
我们大概地浏览了新诗的人格类型与形态，考察了朦胧诗前后几十年的曲折而多样的诗路，可以借此概观文化人格与信仰的生成史了吗？我想是的。由于面临民族的生死存亡和个人的瞻前顾后，曾经的人们负重前进，那么我们呢？还能那样自觉地放弃一切虚妄去追寻吗？危机结束了吗？神性是否在放光……？
巴别塔或灵犀：语符的神谕
首先说出我的所悟——新诗的挑战有四项：接通传习，沟通读众，生成身体，交化国际。其中，本质是信仰——诗人格——传习与当代诗歌内在需求的对接，其外在表现便是新诗的沟通形态（身体）：巴别塔是沟通的象征，灵犀是自由表达而合契符节的表征，一个言语的双面性起源和到达——以及那种整体化的呼吸和境验，恰恰是我们现代诗的神圣之处。
在上节中我们已经简单地提到了艺术创作的文体及语言形态，现在让我们稍微仔细一点：现代诗的文体与语言形态——共通的神性如何转化为解读的灵犀……？
新月派格律诗探索——闻一多、徐志摩、朱湘
十四行体中国化探索——何其芳体、卞之琳体
郭小川“新赋体”半格律体探索、新民歌体
散体类：张力式口语体——（拉福格）穆旦、多多等
消散式口语体——韩东、于坚等
惠特曼体
在这些类型化的讲述中，我想强调的是一何其芳体：歌唱的调子，口语化的语言，四大顿的音步类型，变化多端而彼此合节的流体，和他的湖畔诗友之一卞之琳的拼图式建筑风格相比，我认为他的诗体有更多的阐扬性；现在再说张力式口语体。张力，乃是感应激发感应的同时通过且仅通过语言诞生语言之流。这在中国是由戴望舒先生肇始的，这种散体诗体是当代最需要建立的，自由诗的精神全都聚集在这了。恰恰，“第三极”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始了更艰难的攀爬。
因为言说的指向对白话而言依然相当沉重，言说使崇高的精神现形，又使它画地为牢，尽管“存在的真”是其第一指向，然而，在当代文学中现代诗最受瞩望而最少被阅读的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国人惯于有韵、有形的诗阅读，在不受技术复制和物化感染的语言转换后，不知道多了几层认读难度！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现在说下我们反对和提倡的：
“第三极”反对语言的支离破碎，提倡可读性。
“第三极”反对技术化和物化的媚俗、媚假、媚市、媚政，提倡唯真直进。
“第三极”反对人与诗的分离，提倡诗、我共建。
“第三极”反对诗与诗人的自暴自弃、放任自流，提倡价值建构。
“第三极”反对隔离古典，反对全盘西化，提倡开放自守，兼容并蓄。
作为人类性的风向标，诗并非唯一的告诉了我们人（性）的内在嬗变的东西，比如宗教，也是可以的。然而，诗却是少有的以语境重历为再生的“瞬间解脱者”。我们的灵魂永远在歌唱，如果我们善于倾听的话……那么，通过这种失落中的歌唱，我们也能唤起那个遍听的灵魂。第三极以一种极地的高度，毅然决然地摆脱了技术和异化的渊薮，从存在与时代与语言的两极分立，从“非神性”的心灵出发，通过大大小小的断层和裂缝的不期而同的地下联合，开始隆起我们生命中的绿色星球——生命之海……第三极。
|
|
发表于 2012-1-5 16:46
收藏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