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极神性写作文献回放： 神性写作“呼唤上帝”（施玮）

disanji

                                                       神性写作“呼唤上帝”

                                                                     施  玮

“神性写作”作为一种反后现代主义写作的创作倾向，近年在中国诗歌界渐成流派，其诗歌理论也渐渐对当代文学形成一定影响，这个词汇被越来越多地借用于各文学领域。当我分析这一现象，研究神性写作的诗歌理论及文本后，我从中听到的是中国文学对上帝的呼唤，是借着文学所传达出来的这一世代中国人对上帝的呼唤。渴望回归的心意从迷茫中发出闪动、断续的光芒，然而回归的路在哪里？何为家园？
我曾对文化下过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是在一种世界观的基础上，框架的社会表现。这个世界观就是对各种存在，包括神、灵界、大自然、人的认知，以及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变化过程（起源与结果）的认知。这些世界观范畴内的认知，加上它们在社会各领域中的表现，就构成了文化。这些社会领域包括：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政治、法律、宗教、风俗、科学、商业等等。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整体的构架，但这个整体构架不是死的、固态的，而是活的、流动的。其中文学则是文化最为直接、最为感性、最为敏锐快捷的一种表现与反映。
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诗歌，作为文学写作的最高形式，她的踪迹从古至今都是文化审美及社会价值观、世界观的风标。特别是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诗歌创作进程，从政治诗到朦胧诗；从口语诗、非非主义，到拉圾派、“下半身”写作；从英雄主义到神性写作……记录了一次又一次的叛逃、迷失、反思、回归，记录了一个民族心灵的追寻历程，记录了一个文化寻找家园的坎坷与执着。
本文希望能借着对“神性写作”这样一种社会文学创作倾向的分析，提出基督教文学所面对的特殊的机遇与挑战。怎样构建“基督教文学”？如何以基督教文学的文本作为瓦器，让盛在里面的信仰与这个世代对话，回应中国文化、中国人心灵的呼唤，这是基督教文学的使命，也是呼召。
“神性写作”是一个相对广泛、在中国文学史中显、隐、沉、浮，虽未明确定义却始终存在的创作倾向。此文中是特别截取近二年在网络上浮显的“神性写作”诗歌理论与创作的新思潮，特别以刘诚提出的“神性写作”三指标展开基督教文学对此的回应。

一
　　在百度百科的“神性写作”词条下有如此的解释：
“神性写作作为一种创作的倾向，主要体现在诗歌作品对主观意识中的绝对真理的追求，在诗歌中灵魂的位置是最重要的。他们在从事诗歌创作时，更多的是拷问自己的灵魂，也就是将灵魂或者说绝对精神放在首位，而把带有“实验色彩”的东西如“现代性”、“后现代”之类统统置于次要位置。对他们来说，诗意的本质是一种宇宙真理，诗的理想就是最大程度和范围内表现这种真理的存在。无论是诗的架构还是诗的内容，形式是宇宙规律的再现，内容是哲学和宗教统一于最高的诗艺——绝对宇宙精神，绝对宇宙真理。因此，诗意也是永恒的。
“作为反后现代主义写作的创作倾向，神性写作的特点是在写作中表达最理想化的诗歌本质意义，诗歌的内容是精神的最高表现，神性写作往往是照耀和启示性的作品。相比之下，诗歌的写作形式则是次要的。”
从这一新思潮的词条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界对文学技巧、语言、及内容的反思；我们可以听到人心对“绝对真理”的呼求，对灵魂以及永恒的探问。然而，诗可以成为另一个精神的乌托邦吗？诗艺不可能等同于“绝对宇宙精神和绝对宇宙真理”，但可以理解为：让诗艺最大可能地趋近对“绝对宇宙精神和绝对宇宙真理”的表达，是神性写作者的诗歌理想。我认为基督教文学理应在趋近与表述“绝对宇宙精神和绝对宇宙真理”的努力方面，有理论与文本创作上的超前的探索与回应，使自己的具有“照耀与启示性”的作品成为一条道路，为文学，更为上下求索的心灵。
诗歌理论家刘诚于2003年10月将自己的写作命名为“神性写作”。2004年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神性写作”的诗学理论文章，并发起“第三极”文学运动。他提出了神性写作三指标：向上、有益、尖锐。
他说：“向上……神性写作的价值指针指向天空。它不能用平面的思维把握，只能用立体的思维把握。神性写作准备把地面留给后现代主义，而自己向上。那里是什么？天空！”
中国的文学因着上帝的缺席，更多地呈现出平面思维，看人看己看社会的视角，描述的关系，都是地面的、横向平面的纠缠；缺少纵向的、立体的构架。是因为缺乏启示性的照耀，故而缺乏立体的思维模式。刘诚及神性写作者们在这点上的看见是具有超越性的，然而他并未能在他目前的理论中为人们构画出“天空”，也没有给出使平面思维变成立体思维的，新的认知源、新的视角。他对天空的描写，如同所有不认识神，却对神的永能与神性明明感知的人一样：“那里，无数奇迹所在的地方……却看不透它！……却看不见它！”
谁来向仰望的人描述天国呢？“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当人们藉着星空怀想宇宙主宰的无限时；当人们观雨雪四季而思造物主的护佑时；当人们慕日月之光，而渴望与上天亲近时；当人们梦想效法昆鹏，体会到生命不属于尘土时，谁来将全知全能的上帝、万有的创造者、生命的真光介绍给思慕他的心灵呢？
唯有启示，唯有“天”——造物主自己的言说，才能赐下第三者的视角，超越“你”“我”人类平面的关系与思维。在造物主的启示中，灵性与人性、灵界自然界人类社会、精神与物质……一切被造物，才有可能认知并回归原本被造的定位，获得永恒本源的意义，表现被造物的“文学”也才能最大可能地趋近对“绝对宇宙精神和绝对宇宙真理”的正确表达。
只有圣经，这启示性的真理、启示性的视角、启示性的神圣者的自我言说，藉着被神圣者呼召的人，以及他们的文学作品，才能架起一道从天而垂的天梯，使中国文化的平面思维成为立体思维。才能使渴望“神性”的写作者们从风闻有神到真认识他。
刘诚所代表的神性写作者意识到：“向上，意味着对平庸状态的叛离……向上，意味着对于一种高度的需要……向上，就是要取得尘世之外的第二眼光。”既然这眼光在尘世之外，它便只能来自于人类认知之外的启示，来自上帝。然而，限于自身的体验，他们渴望趋向那个高度，却同时无奈地说：“自从创世以后，上帝就从那里看宇宙，始终一语不发。”因着上帝的“一言不发”，诗人们只能祈望：“让诗成为一种净化的力量；让诗成为与人间对照的世界，成为人间的第二重天。”
在这种祈望中，有的人竟提出“神性写作”中“神”退场。神性写作同盟的发起人蝼冢在《神性写作》一文中写道：“神性写作阐释跟神并没有多大关系，它是一种高度写作，恰恰相反，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把神从诗中剔除，一切诗要表述和歌颂的都是人类自己的事情，与神不再有关系，但不排斥由于艺术达到某种高度后自己散发出晶莹的神圣之光”。
他的本意也许是将“神”这一概念剔除，但若是剔除了人性中神性的光照，以及人对神启示性真理的体验与认知等，神性写作的“高度”就成了虚幻的。这势必使“神性写作”蜕化为崇尚神秘主义的玄学写作，甚至“神汉写作”，而失去真正的启示性、光照性、真理性、与当下性。虽然，这种可能的趋向也许，甚至一定，不出于神性写作者的初衷。如何让“神性写作”不再寄存于“人本主义写作”的光环之下，而真正进入“神本主义写作”，这实在是需要勇气与积累的。
面对这种从仰望到失望到迷失的渐变潜流，我认为这实在是对一个拥有圣经信仰，对其启示性真理有所认知的基督徒作家的鞭责与召唤。

二
　　今天，虽然人们还看不清上面，却已经看清了下面，厌倦了淫秽、平庸、琐碎的写作。刘诚在《神性写作：在诗歌的第三极》中写道：“后现代主义为我们编织了没有权威、没有中心、人人平等、摆脱了传统威权统治、谁也不鸟谁的天堂图景，可是当我们按他们的教导一路走去，忽然发现前面存在着的只有一个地狱。”
然而，当神性写作者们内心中有一种唐·吉诃德式的英雄激情，要进行“一个人与整整一个时代的战争”（刘诚语）时，在这种英雄主义的亢奋中，我似乎能感觉到他们内心底的一抹悲哀与怀疑。什么是他们思想与激情的立足地？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不是孤立的一种文化理论，而是人类文化，人类价值观、世界观发展到今天必然的产物。若不确立一个新的价值观、世界观体系，从诗歌、文学本身寻找意义，只能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只能是有“破”无“立”。
英雄主义的激情将因着：向内无立足之根、向外无着力之点而虚化，甚至最终造成英雄们自己的生命内伤，虽然我也曾写过“宁愿清醒地疼痛，不愿麻醉着幸福。”我非常欣赏网上文学论坛关于“神性写作”讨论中，白鸦的一段话：“暮颜在讨论时说：‘对诗歌本身而言，个人的缺席，神性的缺席，都会使诗歌内部真正的匮乏。’但我想这样说：诗歌内部真正的匮乏只因为个人的缺席，或者神性在个人中的缺席。”
当神的灵不在人里面，当尘土做的人失去了神吹入的那口气，当人与神之间的呼吸隔断后，这一个人就已经不具备灵性层面的生命与认知，就失去了对启示与光照的领受能力，这样的作品又怎能不匮乏？神性在个人中的缺席使个人成为物质的（血肉的、尘土的）壳，它所关注的就不可能是精神层面、甚至灵性层面的，而只能是肉体情欲层面的；它便不可能向上，只能向下。
将人与神隔开，将人性与神性隔裂，人性便只剩下物质肉欲的那一半，人起初是按神的样式（或称性情）被造，故而有种种美丽的人性特征，异于兽类；并且人是因造物主吹入的一口气，而成为“有灵的活人”。剔除神性的人，其实已经不成其为原本意义上的人，圣经称为兽类人，也许正是因此文学中有“兽类写作”倾向的存在吧？
人类思想、文学对神的认知、体验、表述，都仅仅是对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的认知与体验。这真理是神藉着被造物，藉着人性本身，藉着人类文字、语言，所启示出来的。人类文学所能表述的神性，只能是神性在人性中的启示、光照、运作等，抛开人性谈神性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貌似美丽神圣的谎言，最后只会让文学走向混杂的“神汉写作”，或不可知的“神秘写作”，这种文学高度是虚幻的，如同“皇帝的新衣”。
刘诚对神性写作的第二个指标有如此激情的描述：“诗歌可能有一千种标准，一千种标准都对，可是神性写作在这里只强调“有益”。诗歌写作在当代可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有许多不同的风格，它们都必须是有益的，即有益于当世，有益于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可持续生活。所有的神性写作都（应当）是有益的，是与人类价值完全接轨的，因为有这个接轨而与全人类心灵息息相通。诗歌不可能救世，但必须确保不使自己有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当“神性写作强调道德感”时，我看到人类的文学创作，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文化思想，已经退到了一个何等的底线！然而，何为道德？何为良心？何为善？何为恶？
神性写作者提出：“神性的诗歌，必须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写作的，有道德精神支持的硬朗的诗歌……神性写作不是一个流派，但是倡导一种有益的共同倾向。神性写作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强调将高贵的艺术创造纳入人类在这个星球永续发展的宏大背景，力争成为这个背景的一部分。”（刘诚语）
于是，何为“有道德”的人，道德尺度，人的普遍罪性，“道德”和“有益”指标的不确定性，都成了“神性写作”理论与实践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何况还有“终极关怀”、“永恒”与“宏大背景”等等概念的定义和阐释。在此，一个基督徒作家，应有一种天赋的使命，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中来传递圣经启示性、光照性的世界观、价值观构架，以文字来显映作为上帝“荐信”的，有灵的生命。道德外在于生命就成了定人罪、使人死的律法；而道德内在于生命就成了生命的尊严，以及可以改变生命的能量。
当今，文化借着“神性写作”发出呼唤：“让真回来，让善回来……让美回来，让崇高回来；让上帝回来，让神圣的事物回来，在诗歌里全面重建对于神圣事物的敬畏。”（刘诚语）
我觉得基督教文学作家无法不回应这呼唤，在回应之先，我们首先要被这呼唤唤醒。是的，诗歌、文学若失去了“敬畏”，也就失去了“大美”，失去了“灵性”。而一个人，一种人类的文化，也是如此，这包括基督教文学本身。
刘诚说：“神性写作准备让比赛在价值的平台上继续，因为有价值判断的比赛是美丽的，能在这场比赛里获胜是光荣的，因为有价值评判的比赛规则绝对正确……”谁是这价值判断的法官呢？是否有，以及怎样的价值标准是恒定、绝对的呢？宗教与哲学在此已经无法与诗学分离。绝对价值的指向、与是否能确立，成为“神性写作”生死存亡的关键。基督教文学在这场“比赛”中该展示出，来自圣经的、启示性的、恒定不变的价值平台，并展示在此平台上建造的文学之殿。

三
　　刘诚对神性写作三指标的最后一个指标，定义为“尖锐”。他说：“神性写作准备让尖锐成为必要的姿态。神性写作向存在发问，击中存在的要害部位。神性写作认为，诗不单单是一个技巧问题。诗歌的力量来自诗人的人格，是诗人的人格使诗歌强大。神性写作建议放弃纯诗的幻想。神性写作将不拒绝政治……神性写作准备面对当代，面对当代的乐，也面对当代的苦。……神性写作认为，任何对于当代的漠视，都只能造成对诗歌的损害，从而失掉诗歌发生之根和当代生活的原汁原味。神性写作准备面对心灵，倾听心灵的召唤。神性写作强调重建诗人的人格力量，认为在诗歌里坐着的，只有诗人的灵魂，那是使一首诗所以震撼人心的根本原因，此外别无所有。”
那么诗人的灵魂靠什么而活？来自于何处？谁是灵魂的喂养者？什么是灵魂的食物？灵魂的存在形式？如何辩认灵魂的声音与肉体的声音……这些都涉及宗教哲学的思索与信仰生命的体验。白鸦在他的评论《神性写作诗歌研究》中，曾提到挪威易卜生写过的一句话：“生存就是与灵魂中的魔鬼作战，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
这使我想到圣经中保罗的感叹：“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著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7：18-24）这是何等透彻而深入的描述，带有真理的启示性与光照性。
另一类较倾向于神秘主义的“神性写作”者，被质疑其“当下性的缺乏”，在此，基督徒文学作家是否也应当有此反思。真理具有启示性，也具有可领受性，信仰具有超越性也具有当下性。
“当下性”中灵魂的挣扎、剖析与审判，是不可回避与轻忽的，“神性写作”所要求的“重”正在此。同样，基督教文学是在此建立？还是在此绊跌？我们所领受的真理，如何进入“当下”、面对“当下”，在“当下”活成肉身的“道”？还是让它脱离于“当下”的生活，高高在上，“圣洁”地束在教义的高阁中？
基督教文学作品在进入“当下”的同时，还应该有超越“当下”的，传递来自于启示之光的盼望，以及对“当下”的透视。就如保罗叹息后的赞美：“感谢神，靠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马书》7：25）
白鸦在谈“当下性”时说，“做一个不太礼貌的比喻：一流的神性写作者神性自然流露无所不在，积极影响人们的心灵。二流的神性写作者只懂神话，玩玩意象或典故，埋头苦干，当下性不足。三流的神性写作者只能算个神汉，跳跳大神，坐井观天罢了。”
我同意他对神性写作倾向与作品的分类，这实在是对神性写作者的警醒，也是对今天所有宗教写作者，特别是基督教文学作者的拭目以待，因为唯有基督教有一位道成肉身的救主，以道成肉身来完成救赎，以道成肉身来回应“天人合一”这一人类文化的最高理想。
在”当下性“的讨论中，白鸦提到了追求“智性”与追求“慈悲”的不同境界。但如果没有正确的对“智性”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悲悯心怀。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没有对造物主的敬畏，就没有对被造物的尊重与正确的认知。那样所表现出来的“慈悲”，带着施舍的优越感，带着“自义”的罪性，本身是神圣者所憎恶的。这种以自我为神、为中心出发点的慈悲，最终仍会被自义、骄傲、无知带回对“智性”的追求，而远离了爱的真谛、远离了文学的大美境界。
那么，谁来传递神圣至高者的心意，谁来见证基督道成肉身替死的爱，谁来诠释圣经中超越性的爱的真理呢？基督教文学作家既有别于世俗的“神性写作者”，同时也可以是他们中的一员，因着对启示性真理独特的领受与灵性生命的当下性体验，藉由写作实践来弥补目前“神性写作”的缺失，延伸“神性写作”向神的趋近。
某诗歌评论家在关于诗歌精神和文学创作的一次讨论中曾说：人对世俗生活的体验和经验，当上升到精神关怀的层面，也许，这样的人进行诗歌创作会大有作为。宗教和哲学，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中国至今之所以没有出现世界级的文学大家，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受制于存在的捆绑，实用性、功利性太强是最大的弱点， 其写作精神还没有完全上升到世界精神的高度，缺乏人类感和人类的共通性，缺乏精神上的大气，个人的狭隘写作永远无法完成人类的精神诉求。
面对中国文学界的反思，面对借着文学、文化反思所传达出来的，由微弱而渐强的呼唤，基督教文学作家的回应当如何呢？基督教文学的走向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人类文学、思想、生活的“当下性”，在文化文学思潮中我们的位置与使命，是不可能闭门构造的。故而，基督教文学作家理应面对当下、透视当下、引领当下；基督教文学作品应当以自己的足迹呈现道路，以自己的生命呈现生命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