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法国现实主义诗歌对中国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影响

林浪平 · 发表于 2013-1-10 14:53

法国现实主义诗歌对中国象征主义诗歌流派的影响

   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主要接受的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这种影响我认为首先是文学主题的交鸣与内在情绪的共振。相比起来，那种唯美的纯诗倾向的影响是第二位的。有人在论析20年代初期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界正式发生影响的原因时曾指出：“丧失目标、意义和价值标准的苦闷和返回个人内心甚至潜意识”，这种“五四”运动的落潮和思想界的低压，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趁虚而入”的历史契机。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从20年代大量引入至40年代持续发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现代主义思潮所共同表现的那种现代人的孤独苦闷心理情绪，与对社会、人生的失望而归向内心的倾向所致。在这种深沉的思考与心理体验中体现出的是对现实的深刻的理性批判，对人类自我的冷峻反省。在这一方面，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较多地受到西方象征主义诗潮的影响。
      袁可嘉在分析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特征时指出：“现代派在思想方面的特征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意识、变革意识，特别是它在四种基本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全面的扭曲和严重的异化：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源头与主要流派的象征主义诗潮，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尤其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几种关系的对应中，表现出思想内涵上的某些联系与区别。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现代主义诗歌表现的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而全面的理性批判与彻底地反传统的历史倾向。西方象征派诗人是以现实社会和文化传统的叛逆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自居于社会的对立面，扮演着社会的局外人、流浪者、世纪病新患者的角色，实施着对现存的传统价值观念与审美观念的攻击。这样一种反现实反传统的现代诗潮的崛起是具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与思想背景的。众多诗人既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又看不到人类前进的出路；既批判异化的社会和人性，又盲目地反传统、反理性。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在象征派诗人中的弥漫也就成了必然的创作主题。
   波特莱尔认为现实人生是“一片令人厌倦的沙漠中可怕的绿洲”，这是他经过对现实世界的探索后得出的一个悲观的又切合于现实社会本质的结论。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情绪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集中为展示都市生活的丑恶与人性的阴暗，表达对都市文明的冷静反思与理性批判。从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出现，中国诗歌开始呈现出都市化倾向。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意识中的山水情结、优雅和谐的诗歌观念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现代主义诗人较多地把眼光投射在生存现实中。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古代诗歌中自然山水诗歌包含的理想主义的乐观情调，也较少“五四”期间郭沫若式的浪漫主义的都市文明的颂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主要表现的是对现实人生的冷静省视与理性批判，是都市青年理想失落、精神沉沦、前途迷惘的哀怨与悲伤，是病态人生中的病态情绪。
      李金发的《微雨》是一部海外浪子的“巴黎的忧郁”，是他在资本主义都市采撷的“恶之花”。在李金发留法期间的诗作中，几乎很难发现他对异域民族物质生活与都市精神文化生活的热情颂辞。翻开他的诗集，扑面而来的是充满了嘲讽意味的怪异奇丑的意象，贮满了现实的愤懑与恨世的咒诅情绪。现实的痛苦化为生存的忧怨与生命的感伤。颓伤与绝望相交织，与他崇拜仿效的波特莱尔在“死亡”的咏叹中产生了心灵的共振。他的诗集的出版，直接给20年代中国新诗坛输入了全新的题材与时髦的主题，激起了感伤、迷惘、理想幻灭的都市青年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
      30年代现代派诗人更是一批都市的青春病患者。他们生活的时代，是大革命失败后荒凉破败的现实。“做人的苦恼，特别是在这个时代做中国人的苦恼”，使人们“感到时代的重压”，“因而呐喊，或是因而幻灭”。[4]普遍的幻灭感与绝望情绪激起了他们对于社会、人生与宇宙的冷静的思考。40年代九叶派诗人也是一批现代都市生活的出色表现者与批判者。他们的诗歌更多地感受了后期象征主义诗歌智性思考的特点，同时又表现出更深刻的现实批判的思想内涵。九叶诗人在对都市生活的物质批判与精神解剖中，比西方象征主义诗人多了一种饱满的情绪与自信的精神，他们毕竟看到“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一座新的城市从火烧的“焦土上站起来”（杭约赫），他的人民“在痛苦的挣扎里守候／一个共同的黎明”（陈敬容）。九叶诗人在对现实的理性审视中表现出来的思索人生，探索真理的批判精神，是与法国象征主义精神有着相应联系的，然而他们对人生宇宙的最终信念，却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中一种特有的阳刚精神品质。
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突出表现的冷漠、孤独的主题，成了西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总体象征。在资本主义金钱关系构成的商业文明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关系。西方现代派从本体论哲学角度对人性沟通作了彻底的否定。“他人就是地狱”，人的孤独是与生俱来的。象征主义在中国诞生的2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由“五四”时期的兴奋呐喊跌入到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伴随理想的幻灭，对现实人生的失望，转而归向内心思考，自我游离于时代主潮之外变得孤独落寞，对人生的体验开始变得冷静深沉。自我体验与人生观照中对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生存的孤独感受更觉真切。30年代现代派诗人所经历的大革命失败后的人生体验也大致如此。30年代现代派诗人差不多皆是“茫茫的青空中”寻着精神家园的一群“乐园鸟”，不知“是从乐园里来的呢／还是到乐园里去的”（戴望舒：《乐园鸟》），忧郁、苦闷、孤独、寂寞成了他们反复咏叹的主题。戴望舒的代表作《雨巷》中那悠长与凄清的“雨巷”，正是诗人对人生孤独体验的象征化，“我的记忆是我最忠实的朋友”（《我的记忆》），正是现代派诗人悲凉孤独的人生感慨。像卞之琳的“伸向黄昏的道路像一段灰心”（《归》），“人在你梦里，你在人梦里”（《旧元夜遐思》），无不包含了诗人对人生冷漠、孤独情绪的智性体验。
      40年代九叶诗人也表现孤独与寂寞，但他们不像二、三十年代的诗人那样表现那种茫然无路与时代难以融洽的孤独，更多的呈现的是在时代风暴中一时难以施展抱负与才志的寂寞，是忧愤于现实的愁绪，是为民族、为人民的生存危机而慨叹的悲凉。如辛笛在《寂寞所自来》一诗中写道：两堵矗立的大墙拦成去处／人似在涧中行走／方生未死之间上覆一线青天……这种寂寞之中显然饱含了对生存现实的忧愤与反抗情绪。
      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不止体现在主题之上，另外还突出地反映在形式上方面，它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更加具有现代特征的审美观念的本质变化。总体而言，这种影响以纯诗追求为价值目标，分别从诗歌的音乐美、象征性、神秘美、全官感效果、语言纯化、客观化、智性化等各个层面，表现出对诗歌形式本体意义的影响。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艺术本体特征的关注与借鉴，比起接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思想观念来，要自觉得多，成绩也大得多。其主要原因我认为：首先，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注重意象、讲究含蓄的某些特征与形式观念存在着与中国古代诗歌的较多暗合之处，具有中西诗艺的沟通与融汇的可能性。其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纯诗化倾向，给新旧交替时期处于失范状态，亟待寻求发展的中国新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现代模式。其三，它对古典主义的摹仿写实倾向与浪漫主义抒情的直露倾向的反拨，正适应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新诗竞争发展的潮流，给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外的新诗，提供了新开一路的重要启示。其四，它是一种更接近于表现现代生活、现代人情绪的艺术，也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中最有影响力与生命力的艺术。中国现代主义诗人接受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思想观念的影响，是作了某些具有本质属性的剥离或过滤处理的，这种影响常常显现出思想观念的类属性特征，而无本质上的同一性。而它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形式本体方面的影响也不完全具有质的相同性，但比较起来，形式的影响方面，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更接近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某些本体特征。在这种接近中自然有自己的创化，而探究接受中的创化，正是我们探讨的一个主要目标追求。
      形式与内容的全面影响，造成了中国象征主义诗歌一个阶段的高度繁荣，从另一个侧面同时也反映了那个时期，五四文化冲击波中外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影射：外围突破传统，内核包藏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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