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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文学的前生今世 侯德云 我的文学启蒙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乡下度过，是辽东半岛东南部一个濒临黄海的小村庄。这个村庄没有出现过让后人自豪的前辈，没有进士，没有举人，也没有秀才，更不要说什么大儒。 我在这样一块文化瘠土上长大成人，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文化生活。还是有一点的。能沾上一点时代气息的，是有线广播。每天的一个固定时段，广播里会发出滴滴嗒嘀嘀嗒的声音，然后是播音员的童声：“小喇叭开始广播了。”我对广播的内容，已经毫无记忆，但我可以确定，我曾经最喜欢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之外，就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之类，我听不懂，也不感兴趣。 好在我父亲有一样过人的本领，擅长讲“瞎话”。这是当地方言，指的是神话传说或历史故事，也就是口述文学。他不喜欢串门，每天晚上，在煤油灯下，给我讲“瞎话”。他可能不会想到，他的口述文学，曾经那么明亮地照耀着我的精神空间。稍稍遗憾的是，父亲的口述文学资源有限，他不得不重复讲述，一直重复到我可以完整复述的程度。 等我年龄稍微大一点，也变成讲“瞎话”的高手，村里的孩子，也包括很多成年人，都愿意“团结”在我的身边。众人的吹捧让我沾沾自喜，同时也深深苦恼。苦恼的是，我的口述文学资源，也很有限。
在我读小学五年级或者六年级的时候，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在电台播出。我家当时没有收音机，是一个家中有收音机的同学，每天都在课间复述刘兰芳的评书。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同时也迷住了一大群同学。没多久，村子里出现了抢购收音机的场面，买不起大的，就买小的，都是为了收听《岳飞传》。在这次抢购风里，父亲咬咬牙，也买了一个小型的“半导体”。很多年后，有文章说，由于刘兰芳，那两年全国的发案率都有所下降。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但痴迷刘兰芳的评书，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普遍现象。 在我看来，评书就是口述文学。而且我还觉得，我们所说的评书，跟宋代的“平话”，应该是一脉相承。 父亲的“瞎话”和刘兰芳的评书，是我后来迷上文学阅读的直接原因。这恐怕也是我后来迷上文学写作的直接原因。 在我的文学肌体里，有口述文学的血液。 口述文学的前生 口述文学的源头，很难考证，但不难设想。想想看，一个原始部落的猎手，每次出行，都能给部落带回大量猎物，众人的仰视自不待言，他本人呢，也难免沾沾自喜，要向别人吹嘘一下。这个猎手对打猎过程的讲述，就是口述文学。 还有智者对种种神秘现象的解释，后世称为神话的东西，无疑也都是口述文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源渊。”也就是说，口述文学，是所有文章的源头。 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对古代的文史关系总结了十六字真言：“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这里的“文”，自然也包括小说之类的作品。 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应该从孔子的《春秋》算起，其中关于三皇五帝等等的记载，所据何来？还不是口述文学嘛。 《论语》与《礼记·檀弓》，记载孔子言行，都是由孔子口述，他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记录下来的，是典型的口述文学。孔子“述而不作”，甘当“动口不动手”的君子。 “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迁的《史记》，是被公认为上等的文学作品，其“列传”七十篇，后世史家猜测，可能有一半左右是对道听途说加以整理编写而成，其中明显的“小说家言”，也就是生动的小说笔调，达数十处之多。而汉代所有的“今文家”，都是玩口述文学的高手。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列有“小说家”条目，虽居“十家”之末，但毕竟也是“诸子”之一。“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本质上，就是口述文学。而早期的小说家“稗官”，主要任务是对口述文学加以收集整理，而不是创作。 宋朝的“平话”，元明的“演义”，也都是口述文学。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先以口述文学的方式流传了数百年，后经文人墨客整理成书。 《七修类稿》中关于朱元璋的记载，也是口述文学。是老朱自己口述，由手下一班臣子记录整理而成。为什么要麻烦老朱这个皇帝动口呢？原因在于，这老朱出身寒微，当过叫花子，也当过和尚，晚年时怕别人讽刺，忌讳太多，看见“光被四表”就大动肝火，要割别人的脑袋。你说，他那些破事，谁敢写啊。所以“愚臣”只能请老朱口述。老朱倒也大方，把陈芝麻烂谷子一股脑倒腾出来了。 再说西方。“荷马史诗”是典型的口述文学。荷马是个瞎子，他的史料，都是听来的，而后再口传出去。另一个典型是《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十七岁随者他的父亲和叔叔，沿丝绸之路东行，跌跌撞撞到了元大都，就是后来的北京。颇受官方优待，在中国多方游历，十七年后，想家了，又经泉州、新加坡，穿越印度洋，到伊朗，辗转回国。没想到，回国没多久，赶上意大利内乱，城邦之间，打来打去。一场战斗结束，马可·波罗成了敌方的俘虏，给关进了战俘营。无巧不成书，在战俘营里，有个知名作家鲁斯特企罗，两个人一拍即合。一个愿意说，一个愿意写，就在牢房里，完成了这部口述文学的奇书。这个擅长吹嘘的意大利人，也由此名载史册。 总的来说，一部古代文学史，口述文学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不可等闲视之。 口述文学的今世 在古代，文史固然不分，历史和小说，有时也纠缠在一起，延伸至当代，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把口述历史和口述文学当成一回事，也就不奇怪了。在《小说和历史》一文中，唐老说：“历史是根据实人实事所写的社会现象，小说则是根据实有的社会现象而创造出的虚人虚事，二者是一个铜元的两面。” 按着我个人的大文学观念，当然赞同唐老的观点。 这样说来，当代华文口述文学的发展，唐老算得上是用力最多成果最大的一个，先后有《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口述历史》等多部专著问世，而且他本人也把自己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当作是口述历史（口述文学）。 在中国大陆，按唐老的说法，“最好、最出色的一本口述历史的书，应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应该说，当代的口述文学，主要是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陈毅口述自传》《季羡林口述人生》《梁漱溟口述实录》等等，有大人物的口述，也有小人物的，后者如《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农民工口述史》等等。此外，还有访谈类的口述文学，如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采访了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等文化名人，还有马国川的《我与八十年代》，采访了王元化、李泽厚、刘再复等文化名人。采访底层人物的不多，我印象深刻的，只有老威的一本《中国底层访谈录》，大都是引车卖浆者流，甚至是死刑犯之类，读来颇有触目惊心之感。 就总体而言，我觉得当代口述文学的数量还不够多，影响也不算大。在当当网上，无论是搜索“口述历史”，还是“口述文学”，甚至是“口述”，出现的图书，都不超过二百部，有的图书在同一名目的搜索之下，还会重复出现。这说明，当下的口述文学，很不景气。 伴随口述文学不景气的另一个现象是，文学界对口述文学也很不重视。历届的各种文学奖，从来没有一部口述文学作品获奖。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导向，作家不愿意把精力放在口述文学方面，也就顺理成章。 数量不多，影响不大，被文学界所忽视，并不意味着口述文学没有价值。恰恰相反，从一个读者的角度，我更喜欢阅读口述文学而不是虚构文学。在这件事情上，我仍然跟唐德刚先生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唐老曾经呼吁更多的人来搞口述历史，它是从历史学者的角度，看到了口述历史的重要性。我却是从文学读者的角度，看到了口述文学的重要性。比较而言，口述文学，比小说，能更深刻地展示历史，展示历史中的人性和情感，也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而认识历史，也就是认识现实。 当然，也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受到了口述文学的影响，只是他们的作品，没有以口述文学的原始面目展示在读者面前，比方说，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就是其中一位。赫拉巴尔被称作是二十世纪捷克文坛的两位文学奇才之一，他的作品大都是描写生活底层的“垃圾堆上的人”。他供认不讳，他经常在小酒吧里偷听人们的谈话，然后把听到的内容写成小说。 优秀作家牟大路 现在我要说说牟大路。这人是一个优秀的口述文学作家，可惜他自己并不知道，而我想告诉他也来不及。我是从那本《中国底层访谈录》里看到他的，看到他语言的生动，细节描述的惟妙惟肖，还有叙述的节奏感，等等。有关文学的种种元素，在他的叙述中应有尽有，而且都是上佳表演。他那么有才华，只是没有来得及使用就命丧九泉，真是可惜。 老威采访牟大路的时候，牟大路二十七岁，是个死刑犯，不久就要执行枪决。 牟大路向老威讲述死刑犯们的“快乐生活”，说到两个犯人比赛吃胡豆，他这样讲：“开头两人的动作差不多，都是一手捏一把胡豆，像公鸡打鸣一样伸脖子，咽下去，再填一把。后来，老蒋的手上明显不如叶鸭儿，再加上嘴小些，速度跟不上。半个钟头后，两个人都嚼了一嘴大血泡，灌了些水，那黑浆浆就顺着嘴角流了两条槽。大冷天，头上还热腾腾地冒汗。我和另一个死犯，一张接一张往他们脑壳顶放草纸，一秒钟就湿一张，揭起来再放，又湿。我们放了七八张草纸，那汗都没吸干，不仅没吸干，还变稠了，纸一下去，就变成纸浆，咋也揭不起来。两个人都填了一包多，脸都紫了。叶鸭儿肚皮占有先天优势，老蒋排骨伸缩性再大也赶不上，眼看不行，老蒋就站起来活动手脚，再坐下来。两个人低头，咔咔喳喳又疯吃了一盘，端起瓷碗喝了水，就把抹嘴的血浆搽在对方脖子上……大家都来搀扶冠军，孙大鸟把红布给他拴在头上。老蒋还在叭叭嗒嗒地咬空气，渐渐，才扶墙站定，推开我们。他埋起脑壳哑了几分钟，突然向前一弹，射向厕所……” 在我的文学阅读中，很少看到如此精彩的描述。然而更精彩的是采访的结束语。老威说：“你还没有谈你自己呢。”牟大路答：“入了班房，就四海之内皆王八，谈他也就是谈我。好了，哥们儿，抽支烟告个别吧。” 这牟大路要是还活着，我得天天跟在他屁股后头采访。这家伙一开口就是文学。说什么文学式微，就是因为作家队伍中没有牟大路。 我觉得自己应该为口述文学做点什么。好了，哥们儿，抽支烟，马上开始。 载2012年5月10日《文学报》 | 
发表于 2013-1-14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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