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肖振中 于 2013-1-25 15:17 编辑
很少来到上海,欧阳江河这次也只是匆匆逗留几天,参与一场《凤凰》朗读交流会,与朋友碰面。我们的采访约在交流会的第二天,就在他所住的酒店大堂咖啡厅。
正逢阴雨天,咖啡厅内光线不好,背景音乐也有些吵。我们中途换到了近落地窗的位置,欧阳江河觉得那里没有回声,说话更清楚些。他在衬衫外穿了一件呢料上衣,很利落的样子,和说话一样。近两个小时里他接了几个电话,没有离开座位,即使是一个推销保险的通话,他也很平淡地告诉对方不需要,以及为什么不需要。
欧阳江河喜欢用一连串的定语来告诉你他想表达的东西,或者是用几个传神的比喻,随意说出的人名传达出他极大的阅读量,向你压迫过来。不写诗的时候他更像是个哲学家,都是思辨,重构我们熟悉的几乎每个观念,赋予它们相反的概念,然后把两者放在一起,再次推到你面前。而你一时间忍不住要认同他。
可以说他是骄傲的,他会说"我觉得我天生就是个诗人",但是以很平常的语调说出来的,没有那种不自觉地抬高下巴,拉高声调。让你觉得他并非是深谙说服之道,而是真正的知道。
没有读懂而远离诗歌的人是可惜的,他们可能错过了对幸福感的一种领悟方式。欧阳江河信仰布罗茨基的一句话,他深信,读诗的人,生命一定比不读诗的人要靠幸福更近一点。他希望读者哪怕不懂,也有宽容;希望写、阅读、批评还有传播不要割裂开来。
所以,诗人也有矛盾的时候。他说不在乎有多少人读自己的诗,但是又期盼诗歌与读者之间有顺畅的传播链条。现代诗没有那么可怕,不懂没关系,可以感受它的优美和感动,而最好的感动里应该有一个莫名。为什么一定要知道。
欧阳江河说,"我们从1980年代走过来的人,会感觉,现在的生活与那个时候是脱节的,甚至可以用光年的距离来计算,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活了两次。我们的传奇不在这里,在诗歌里。"
那就谈谈诗歌。
创作经历巨大的转变,不以打动人心为归依
IBTimes中文网:不再做策划类的工作后,如何过诗人的生活?
欧阳江河:我2005年开始就彻底没有做策划类的工作了,基本收入来自销售书法作品,卖到5、6万一张,绰绰有余地解决了稻粱谋的问题。
我随时都可以创作,不一定要一个整块的时间。我最近几年写了几首长诗,写长诗的时候,尤其主体部分,都是在纽约,打扰比较少,在安静的状况下写的。我写诗有一个特点,长诗我会不着急定稿,像《凤凰》那样的长诗,写完之后我至少会放半年,有的时候甚至一年,放到忘掉,然后再回头修改。而且不是故意在修改,突然觉得有地方不完美、还可以改善,它会自动跳到我的脑海里。现在我学会电脑写作,保留起来也比较容易,很多版本就这样不停地改动,最后有一个总的取舍,要把这个诗忘掉以后再回过头来看。所以最终一般一首诗从写作到定稿,长的时候会长达一年,至少是半年。这是我跟原来不一样的一个写作方法。
IBTimes中文网:原来你如何写诗?
欧阳江河:我的写作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在四川的时候,一直到89年结束,那个时候是手稿。80年代的生活气氛和生活方式,在成都,一群诗人隔得很近,又没有现在的网络、手机这种交流方式,固话都很少,大家的交往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那个时候在军队还好一点,他们住在街上的天天混在一起。那个时候就是在那样一种状况中的写作,保留了那个时代的生活上封闭的特征,反而隔得很近。不像现在太方便以后每个人都生活在网络、手机里,书信也留不下来了。那时生活里那种物质文明的落后才造成了当时的写作。中国这30年的变化比过去3000年的变化要大得多,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反差。
第二阶段是90年代初,我去美国了,在美国住了5、6年,在欧洲住了1年。这个时候就是"去国"的写作,完全离开中国,而且经济问题各方面都没有解决,但是我也没有焦虑,花费也不大。那个时候的写作就出现了一种对话的声音,因为我离开中国这个语境,在完全欧美化的语境下写作,声音就被压得很低,不像我早期在四川的写作,声音很大的,是一种雄辩的写作,可以朗诵的,一个人对很多人说话的写作。在第二阶段有点像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写作,甚至是一个人对一个虚无,幻想了一个对话,写作就是这个对话的产物。
第三阶段,中间我回国以后停了差不多将近十年,这十年不是完全没写,但是十年写了十首诗,等于就没写。然后大概从08年左右到现在,这个阶段的写作就是往返于中国和纽约, 来来去去中的写作。生计问题解决了,年龄也大了,很多表演性和幻想性的东西都像落叶一样落光了。
IBTimes中文网:早期《傍晚穿过广场》等作品能感受到很多的个人经验,能打动人,但到了《凤凰》这样的长诗,读者反而觉得难以被打动了。
欧阳江河:这是绝对巨大的转变。我的诗到第三阶段绝对不是以打动人心为我的写作归依。直接点来说,因为感动本身已经变成一个消费对象了,第三阶段的诗,尤其是写长诗,我美学上的诉求是,在消费时代保留一种不被消费的写作:这个东西本身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被消费。
我越来越借助于综合性、复杂性,更多的是带着超出诗歌的一种批判的眼光和综合的眼光,甚至把理性和非理性都调动起来。因为我其实是很反理性的,连理性其实也是一种非理性的一部分,把它调动起来,然后让他们综合构成一种诗意。但这种诗意不是优美的和打动人心的诗意,优美和打动人心对我来讲都太简单了,而且它有青春期的成分在里面。
我早期的诗歌为什么打动人呢,因为我在所有的批判意识、对抗意识之外,还有一种年轻人的青春本身带来的激动、挫折感和欣喜若狂的东西,以及愤怒,是让我年轻过的一种东西。当然我的诗从一开始就追求成熟的东西,但它是一种带有青春体温和心跳的这样一种有呼吸感的成熟。
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到最后连回忆、感动、青春都变成了消费对象,那么我现在想要写一种真的是没有办法被消费的东西,你得付出思想,付出思考,付出智力上的劳动,那么这个东西在付出的过程中一定不是消费的产物,而一定是对消费保持警惕的东西,是一种反消费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碎片化的东西,所以我反过来要写长诗。
IBTimes中文网:中间十年的不写对于现在的写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欧阳江河:特别重要。我觉得我天生就是一个诗人,我不写不证明我就不是诗人了,我不需要像打卡上班一样,每天去写,证明我是诗人。
我认为我的生活方式,感受世界的方式,我阅读文学,我对世界作出判断的时候,我的方式都是诗人的方式,我只是没有写。就像我们讲哲学家,你不能说苏格拉底不写哲学著作就不是哲学家,他对世界的把握都是以哲学家的方式。我就是想试一试,诗人能不能在不写诗的情况下依然是诗人。
而这个不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克制,因为有可能写会变成一种惯性,写作变成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就像"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能这样,我想中断一段时间再恢复。结果证明我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我现在的写作跟我停写十年有很大的关系,不是我原来写作的延续,而恰好是我十年中断的延续。我现在的写作里包含了我过去的写,和十年的不写,所以我现在写的东西里面有大量不写的产物,是两者混合。
但这十年不写的时候我一直认为我同样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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