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桑:与传统的野合

放蜂人

与传统的野合
胡桑
　　这是一个诗歌的意义被逼迫而不断陷落的时代，我们的世界无视价值，憎恶飞翔和深渊，无限地抬高并倾心于利益，一再地用显微镜和测量仪代替内在的目光。在现时代，诗歌的处境是困难的，其困难不是诗人数量的减少，也不是技艺的败落，相反，我们拥有也许是历史上最为庞大的诗歌作者群，诗歌的写作难度也已经到了过度晦涩的地步。所以，诗歌困境的外在表征恰恰是诗人的增多和诗歌技术的复杂，诗歌像癌症一样疯狂地繁荣。不过，大多数诗歌了无生趣，纠缠于一种绚丽的衰败，与存在、意义、价值渐行渐远，它甚至不是一堆折射着真理光辉的碎片。日益内卷化的阴影倾袭而来，使我们时代的众多诗歌成为一种固步自封的呓语。
　　此时，如果看到一批最年轻的诗人不断地为诗歌付出激情，其技艺又呈现出向成熟跃进的迅速，并凝聚着向传统、生活、价值开放的气息，一种具有反讽的愉悦和安慰将是不言而喻的。无须过分强调“进退”诗群的重要性，只要触及过其诗歌中的风度和气质，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对于当代汉语诗歌的特殊意义。
　　汉语新诗诞生已经将近一百年，不同于前驱者们迫不及待地与传统断裂、创造新异的现代性，我们似乎遭遇了新的局面，汉语诗歌突然间有了一种转身的姿态。炎石等人诗歌中出现的大量古典资源表明了这一趋势。1980年代，在如火如荼的先锋诗歌运动中，柏桦、石光华、万夏、柯平、李亚伟等人的诗歌让我们得以瞥见传统与现代事物交织在一起的身影，他们开启了当代汉语诗歌对于悠远时间的切入。不过，传统的处境依然令人感到尴尬。
　　1919年，正是在这中国历史发生巨大裂变的一年，艾略特写下了《传统与个人才能》，作为当时的先锋派诗人，艾略特不合时宜地写道，诗人必须具有历史的意识，对于永恒的意识，对于短暂的意识，以及对于永恒与短暂融汇在一起的意识，应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位置，以及与现时代的关系。艾略特是带着极大的喟叹、忧虑、责任和审慎说这些话的，在他的时代，急功近利的现代性已经让诗人失去了与传统际会的可能，传统成为一个备受误解甚至被诬蔑的词语，传统成为了盲目的因循守旧，或者陷入反面的不幸——出于对传统的疏离而刻意标新立异。他的焦虑与忧伤对于一百年后的我们而言，变得更加切身。在经历过五四运动以及文革之后，汉语意义上的“传统”已经被切断了与历史尤其是超验的联系，即使在备受关注的时候，它也只是如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接受现代人带着惊讶和疑惑的凝视，或者被作为当下历史或国家的合法性依据来进行炫耀，或者变成一种恋尸癖以及与时尚如出一辙的新奇感。时至今日，当传统以国学为形式日益被国有化，我们又不得不警醒于传统被民族主义者、进步论者阉割而带来的危机。但是，传统在“进退”诗人笔下却迅速突破了虚张声势的修辞外壳，挣脱了险象环生的奴隶身份，成功地找到了在时间中的坐标点，成为一种自我圆满的存在。诗人七客在《归田赋》）中写道：“我的汉语之舌，/它倚树而憩，状若游龙/它是我乡下的亲人，淳实重情/眷念着古人。”
　　总之，在各种哲学理论以炫目的方式阐释着世界的现时代，传统已经不再是意义和价值的源泉。历史的记忆被蓄意涂改，那条被叫做传统的锦鲤已经在当代的思想废水中严重变异，失去了优雅且面目全非，现时代和古典时代之间的鸿沟已经大得有点不可逾越。许多诗人花了漫长的时间才从对传统的抵抗和漠视走向服从，但是，炎石、吴临安、独孤长沙、七客、南歌等人的诗歌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可能性和姿态，他们与传统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亲密。比起上一两代诗人对于古典汉语资源的想象式征用，炎石等人的诗中有一个摇曳的深渊，古典资源不仅被细致地反刍，更吸纳了令人晕眩的当代生活，他们的欢愉与忧伤，蜗居与远游，酒和女人，食物和政治，理想与荒谬。他们是用整个生命去亲近生活，亲近语言，亲近传统，于是，其诗歌在意义的道路上显得别开生面：“噢，与传统的野合就发生在纸上/和自己搏斗，灵与肉辩论出新意。”（南歌《读书记》）当然，有时候，他们对语言的把握还有点容易出格，但是，如果将语言的过度视为诗歌自身磁场的要求，那么，在一定的偏移中，诗歌的梦幻才也许可以就此流溢出来。实际的情形是，在他们的诗中，正是这样的偏移使被打磨得越来越丧失棱角的传统重新显示出了具有生命质感的粗粝，释放出了语言内部被囚禁的潜能，正如齐奥朗在《解体概要》中所说的，“一切灵感都来自于一种夸张的能力：抒情手法——还有整个比喻世界——若是没有这种使词汇膨胀到快要炸开的情绪，就只可能是一次拙劣的模仿。”
　　古典汉语的词句以碎片的方式遍布于“进退”诸人的诗歌文本中，仿佛一系列对于记忆的索引，打开了诗歌中众多的时间窄门，使他们的诗歌具有晶体一般的结构，折射着历史、记忆、梦想、潜能、当下以及未来的光泽。炎石的咏怀诗系列尤其值得注意，其言辞与心性在古典与当代事物之间不断游弋，重新赋予汉语以一种优雅和宽容。在他的诗中，各种记忆的、语言中的和实在的事物都得到了尊重，无论是杜甫的诗、张岱的文章、钟山、苏小小墓、西湖，还是方便面、针孔、银行卡和可乐盖，或是微风，落叶和酒。与传统的交合并没有让炎石等人仇恨当代、向过去逃避，反而促使他们带着率真的脾气进入了当代生活，炎石在其中一首《咏怀》中写道：“草木都是个圣人。那金光普照，那碧海/斑斓，如两块袈裟。尘缘未了，始终无法披上//待至天都暗了，潮水涨了，松风都寒了/众石都滚进海里去沐浴，你我却茫茫挤入人群。”这一切都起源于他们对待语言、生活的态度，南歌的一句诗道出了他们期待的诗歌与生命的亲密关系：“词的呼吸就是我的呼吸。”（《甜润之光》）　
　　在商业和技术的挤压下，诗人坚守着思考和想象力的制高点，却变成了一些令人感到压抑的局外人，这并不是自欺带来的幻觉，而是一种对抗甚至纠正，对抗时代的错误，纠正历史的迷途。时代的重力并没有束缚这些年轻诗人的翅翼，相反，他们已经逐渐找到了各自飞翔的姿态。“此刻，我已如一只惊弓之雁/再也没有谁比我更渴望重力的存在。”（独孤长沙《日暮他乡》）独孤长沙是善于书写旅途经验的诗人。时空错位而产生的异乡感缠绕着他的诗歌。在他的诗中，身体的位移无法摆渡精神的的创伤，他写道：“船家，等一等，我的眼泪……”（《等东洲岛》）独孤长沙的异乡感可以用吴临安的一句诗来做脚注：“哦，不要，降生和沦落在一个地方。”（《造像梦事》）异乡也许是一种救赎，是对差异经验和开放人生的执着。七客甚至坚定地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异乡，永远都是目的。”（《南京车中再读<异乡记>》携带着异乡感的旅行或返乡因此也是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正如炎石所写：“在旅途中，积聚着力量，一点点醒来。”（《旅途》）
　　吴临安是一位善于书写梦境的诗人，但是他书写的是“惊世骇俗的夜晚”，或者说，他的“梦事”是在时代的黑夜对时间的溢出和对想象力的解放。他不是凌空的幻想术士，他知道“生活是具体的，不合理的夜色、恐慌和遗憾的电影部分”。（《嘉庚梦事》）相对而言，七客和南歌的诗更具有对经验的敏感，尤其是南歌善于对自传经验的融化，比如《祖父》、《家庭》、《四合院》等，用他自己的句子来说，即，“薄薄的，二十三年时光/在我身上留下了这排牙印。”（《山谷》）他们两个人对汉语诗歌三十年来形成的新传统尤其是九十年代诗歌传统进行了诸多继承。不同的是，南歌的经验中融入了许多家族记忆，而七客则执着于倾听自我内部的裂隙：“昨夜，又一次失眠。/左手摸索着另一个我。/黑暗里，我想看看他，我想成为这个/不曾写下那狂欢似的神谕的人。”（《破壁》）
　　读“进退”诗人的诗，很容易想象他们不拘一格的生活，他们与生活密切联系是诗歌正义的来源，即使在精神的贵族气息备受责难的后现代主义景观之中，这一群诗人的真诚与狂放依然是一种肯定——对时间、想象力、语言和意义的肯定，使我们恢复对这个国度、这片土地的信心，使我们再一次瞥见时间的面目。汉语仍然拥有未来。我们看着他们将未来允诺给了谦逊，尽管里面可能夹带着些许绝望：“‘人的一生足够做一只癞蛤蟆’/荒谬乃伟大的私奔。”（吴临安《嘉庚梦事》）“淤泥是我们的晚餐，就这么站着。”（独孤长沙《山中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通过一种与生俱来的绝望感保持了对生活、对诗歌的希望，在传统不可挽回的陷落中重新发掘潜藏其中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形成一种充满可能的写作态度。
　　（2012年12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