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武则天与文本武则天

方文竹

历史武则天与文本武则天
方文竹       


    还没有一个人物像武则天那样令我感兴趣(历史层面)，还没有一个人物像“武则天”那样吸引着我进行想象式、体验式或理性式的描绘(文化层面)。前者的武则天是复制的或实证的，后者的武则天是情感的或再创造的。说起来可能让大家匪夷所思，在这种属于自己的感思与解读中，我宁可一鳞半爪地熟识武则天和“武则天”，以至我总是把武则天的完整生平传记例如林玉堂大著《武则天传》之类弃之一旁。
    作为历史本身的武则天当然了不起：在一个男权主义盛行的国度，作为一代女皇，威仪天下，天下臣服。但是， 历史又无可避讳，武则天所使用的手段是确切无疑的“恶”(她曾用制马三物——铁鞭、铁 、匕首之喻维持统治)，而“恶”又是武则天本人引起历代唾骂的主要原因。 如她默认了御史中丞来俊臣滥用耸人听闻的酷刑，致使多少黑白不明的人物死残，可是一旦皇权稳握下来或说用不着酷吏或说以“理义”服天下时，她才对来俊臣等人开了杀戒。这就是武则天的统治术。
     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武则天不得不“恶”（杀子杀兄母杀君）。作为一位女性，“恶”是她反制度、反文化、反传统的一种不必可少的武器。同时，武则天的“恶”是用了一番心思的，或说武则天不得不为自己的“恶”寻找“理由”（历史必然性）。按照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武则天清算包括自己几个儿子在内的唐朝宗室，搞特务恐怖政治，最终“革唐命”，不得不苦心寻找依据，即炮制出武家源出于周文王，本身为“圣神皇帝”。我们知道，《周礼》本身就是一部假历史的经典文本，同时她推崇的佛教倡导众生平等，自然也包括男女在内。
武则天无疑是深谙君王之道的。外因和内在的天份终于成就了她。黄仁宇先生曾说：“从各种迹象看来，唐初大规模的组织一种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天适逢其会。”她的成功登位，显示其作为一代女皇的综合素质。但是，无论如何，武则天最终还是改变不了其女性特征。在历史的关头，人性的弱点与优美往往同时展现出来。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武则天不得不在戴着面具的同时又撕毁面具，在“戴”与“撕”之间度过女皇的生涯。她的统治术带有男性化，但同时她又是一位充满情欲的女皇。虽说拥有权力是占有男人的前提，但这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
      当一个女人的美貌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武则天正是骆宾王《讨武照(？)檄》曰：“掩袖工谗，狐媚惑主”)，阴性政治就变成了隐性政治。事实正是这样，女人似乎比男人有着更多的謎性，尤其是一位登上权力巅峰的女人。女人属于黑夜，属于黑夜的深邃，黑夜的曲隐，黑夜的迷茫，黑夜的猜想。武则天无疑属于黑夜的黑夜。历史一旦开始，接着就有无数探照灯探测着它。探测不仅用肉眼，更用心灵——理性、想象、梦幻、感觉、同情、爱、恨、恐惧、欲望、兴趣、潜意识等。主观性的探测只能是变形与改写——创造。一千个人的眼里就有一千个武则天。于是，文本武则天出现了。
      文本产生于历史与文化的动态流变过程之中。格林布莱特(Stephen eenblatt)认为，历史只是文本阅读和文本磋商。历史自身总是在生产大量自身无法言说的东西，或说，历史自身总是隐匿了不少本质性的东西。当历史在后人的眼里不得不成为对象化的存在时，历史的“构造”活动便自然产生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独特传统的国度，做一个女皇难上难。因而武则天步步进逼皇位终能得逞，似乎带有更多的偶然性。偶然性正是猜想与改写的源泉，是历史故事其实是被包装了的当代故事的展开，它摒弃了宿命论式的理性神话，将历史人物放在了本来应该有的位置上。从而，历史人物改变了其“定于一尊”的身份确证，而成为一种平民化了的再造对象。
     作为一代女皇，武则天既独特唯一，又难以言说，她与另一位中国历史上拥有最高权力的女性——晚清慈禧太后的不同是：中西碰撞、社会大裂变的时代将慈禧推向了展现其心机权谋人格的前台。而武则天呢，“人们很容易从她的事迹中看到当日中国之形貌，却不容易在同样情形之下窥测到她的真性格”(黄仁宇)，她所进行的一切是在表面看来似乎悄无声息的状态之中。前者的形象是“扁平型”的，而后者则是“圆形”的，带有更多的人性的“密码”。诚如一部武则天题材的电视连续剧主题歌所云：“做到人上人，滋味又如何？”
     武则天进入了最适宜进行文本处理的当代影视和叙事文类，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戏拟与仿写之中(前几年出现了几位新锐小说家竟写武则天的盛况)，不得不实现了当代帝王文化的双重转换：一重是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成为当代叙事制作者手中的“文本”，即“帝王”成为他或她的想象构建的产物；二重是武则天不仅是帝王，而且还是女性的帝王，同时，武则天作为“女人”的问题似乎比一般女人更问题。于是，本来已被文本化了的“帝王”又多了一重“文本”。于是，针对女皇，青春野心、男女私情、宫内秘闻、老年寻欢、权与欲等等都被大肆铺张、渲染，甚至带有浓郁的野史和裨闻气息。在这样的情形下， “武则天”成为“文本中的文本”了。
     由历史武则天转向文本武则天，其实是由武则天“大叙事”转化为“小叙事”。同样可能的是，历史武则天与文本武则天是同时存在的。前者主要存在于官方的文献与正史的记载中，后者则流行于影视画面、公开或地下的叙事印刷品及民间的口头流传之中。而由精英文化组成的学术论坛则既向官方文献和正史抉取论证资源，又向文化叙事和民间汲取养料，力图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武则天，或说，历史武则天与文本武则天在精英学术文化中得到了糅和与统一。武则天由此成为知识分子的敏感地带、探索据点和思想平台，成为知识分子评说历史和社会的“总体性发言”。事实正是这样，无论是对于历史武则天还是文本武则天，知识分子的发言总是最积极的，如明朝哲人李贽和清朝文人赵翼等。这种现象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启示：知识分子不仅应将思考与探寻指向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和民间文化，更应该面向自身，自己解剖自己，或许，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历史之謎”；没有绝对的真历史与偽历史，因此，历史既是现象也是规律，知识分子应该透过历史的“正常叙述”而抵达历史的真相和真理；历史在知识分子文化中得到了“全息性遗传”，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背负历史的命运。
     历史武则天和文本武则天都将永远存在。永远存在的还有历史的恒定性与文本的变异性，更有探索真理的兴趣以及道义、美和创造。

杜国庆

照(？)

曌

韩庆成

提读

安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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