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天无:文学就是自由
如同个性一样,自由是个令人兴奋的词;自由之于文学,犹如血液之于人体。对于今天的我们,文学的自由或自由的文学意味着什么?大致有这么两种情况。一种是,文学可以成为它想成为,或者写作者想让它成为的任何一种文本。另一种是,文学可以不受干预地进入一个又一个它不曾进入的禁区,触碰那些易于引人注目,甚至让人惊悚的题材。可以说,突破禁忌、扫除边界是两者共享的自由理念,其导致的后果也可能是一样的,即文学标准(什么是文学)的瓦解和文学伦理(什么是好的文学)的丧失。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思想家们关于自由的认知:对自由的渴望乃至狂热说明它远非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自由和自由个体从来都是历史和现实的创造物。这种事实恐怕会让崇奉自由的写作者大为扫兴:在任何领域,自由从来不意味着如释重负,为所欲为。在文学中,它更指背负重担前行,或带着镣铐跳舞。
苏珊·桑塔格早期在《反对阐释》中,曾激烈地批判对作为整体的艺术品的阐释行为,她把那些热衷于“从作品整体中抽取一系列的因素”的批评家,称为“吸血鬼般的阐释者”。她认为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败坏了人们对艺术的直接感受和体验,而“真正的艺术能使我们感到紧张不安”,阐释则破坏了这个效果。可以说,她反对的不是阐释本身,而是批评家用自己行为的任意性肢解了艺术的自足性,是批评家对自由的滥用,而好的批评应当更多地关注艺术的形式而非内容。如果说此时的她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强调了艺术的整体性观念,当晚年的她在演说中提出“文学就是自由”的观点时,她的身份已经转变,是作为作家在思考文学在当今时代的意义:“文学是进入一种更广大的生活的护照,也即进入自由地带的护照。”她一再重申,“文学就是自由”。并且,由于这个时代是“一个阅读的价值和内向的价值都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自由对于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应该得到足够重视。她的艺术整体性的观念,针对的不再是单独的作品,而是作为整体的文学艺术,对自由的界定也随之更深刻和鲜明。在日趋多元化的世界里,文学应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行事,这是作为整体的文学的诉求。但这个自由必须放在两种交互作用的语境中理解,一方面是文学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淀,那些在时光淘洗之后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一方面是在强权政治和工具理性时代,文学应该为、可以为读者提供什么样的资源,更进一步的,文学可以为人类更好的生存带来什么。在这两个维度中,自由就注定成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反义词,一位视文学为自由的作家也一定会严肃而严谨地约束自己;文学的自由不是由谁赐予写作者的权力,而是内在于文学这一古老艺术的灵魂之中。因此,对于写作者而言,自由是一种信仰,他得为这一信仰而义无反顾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使文学朝着理想目标前行。具体地说,“文学就是自由”这一命题有以下几个基本面相。
首先,文学的基本功能是对抗。“文学的一个任务,是对各种占支配地位的虔诚提出质疑、作出抗辩。哪怕当艺术不是对抗的时候,各种艺术也会受引力作用而朝着对抗的方向运动。文学是对话,是回应。”(《文学就是自由》)对话与回应意味着差异的存在,也意味着对忽视差异并试图抹平差异的控制力量的抗衡。“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部分和经验。”(《文字的良心》)精神抢掠者的强大和凶残,足以使相当一部分作家放弃抗辩而成为谎言制造者或其同谋。更可怕的是,屈服与顺从强者逻辑而为其辩护,为其歌功颂德,在强权操控的霸权话语中,往往被表述为文学“自由”的一个有机构成。在这种情况下,对抗的力量将何其悬殊,对抗的必要性又何其迫切!
其次,文学既是一个个人的世界,也是一个超越了自我而通向陌生的他者的世界。人类对自我的探索总是关联着与他人的交流与沟通,用文字创造一个独特的世界总是为了呼应另一个或另一些独特世界的存在。“我们会是谁,如果我们不能同情那些不是我们自己或不属于我们的人?我们会是谁,如果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自己,至少有时候忘记?我们会是谁,如果我们不能学习?宽恕?成为我们以外的其他东西?”(《文学就是自由》)如果文学能让写作者和阅读者忘记自己,为自己不认识的人喜悦或哭泣,并且激发自己和他人去尝试另外的生活,它就把人们向自由推进了一步。桑塔格极为推崇的作家维克托·塞尔日,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这样写道:“写作变成一种对多个性的追求,变成一种体验各式各样的命运,浸透他人、与他人沟通……逃避自我的一般局限的方式……(无疑,有其他种类的作家、个体,他们只寻求自我维护,看不到世界,除了通过他们本身去看。)”桑塔格评价说:“对塞尔日来说,小说就是真理——是自我超越的真理,是替喑哑者或替声音遭打压者讲话的义务。”(《不灭:为维克托·塞尔日辩护》)写出世界本来的样子,说出真相,让人意识到自我的局限或对世界的误知,是“文学就是自由”的精髓所在。
第三,无论是对抗简化的世界还是超越褊狭的自我,都要求写作者对既存的一切保持怀疑,以便在文学中打开一个“豁口”,带领自我和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或在不可能前进的地方继续前进。“作家比那个试图做(和支持)正确事情的人,更倾向于怀疑,也更自我怀疑”(《文学就是自由》)。这种怀疑也包括对自我的文学观念的怀疑,“每一个文学观念,哪怕是最苛求和开明的文学观念,都有可能变成一种精神自满或自我恭维的形式”(《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每一种文学观念都生成于特殊的语境,也会随语境的转换而变化,这就要求作家以自由的良心来应对,以避免牺牲文学的自由。
苏珊·桑塔格“文学就是自由”的观念带有浓烈的伦理色彩,也就是说,她希望写作者清楚地知道文学目前的艰难处境,明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糟糕的文学,以及他(她)在其中所承担的使命,并将之作为行使自由权力的前提。戴维·里夫在回忆母亲时写道,桑塔格从内心认同这样一个过去的时代,它具有“内省的能量、热情的求知、自我牺牲的准则和巨大的希望”。这样一个不复存在的时代既是催生“文学就是自由”的信仰的动力,也是对何谓自由的最好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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