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首要行为是自我解决,而不是担当
王西平
诗人如何保持写作的独立性,现实又不至于对其的创作构成泯灭,诗人的担当是文本,还是体现在社会上?当人类面临巨大灾难时,有些诗人以沉默来保持自己独立的诗学特性,有些诗人却一拥而上,通过诗歌行为来向自然宣誓。
在这里,我不想探讨诗人应不应该写应景诗歌,也不想以此来实施道德绑架,更不想厘清诗人的行动与公共职责的关系。我想表明自己对诗人的个体写作与诗歌的社会性的认知。
诗歌不是幼稚的启蒙术,而是一项靠智力谋取和雕琢的巨大工程。虽然每个人离不开生存的社会环境,但好诗是真真切切地熔炼出来的。每一首好的诗歌,必然服从着某种天然的召唤,恪守着诗意的“混乱”和冒险,继而伴随着每一个先验性的社会模具的瓦解而诞生。
那么,诗歌的社会性又是如何体现的呢,“社会”在诗歌中担当的是“介质”还是“终端”呢?
我想当然是介质了,社会在诗歌中,只是一种“经过”。文本才是终端。
比如现代生活中的噪音,在诗人眼里,将有助于寻找那些被计算机控制之外的事物,这些近乎霉质的事物将在树荫里被孵化,并作为活跃因子,向诗人提供多种奇异的言说方式。好的诗歌都存在于这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唾手可得,问题是,先要得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做一个纯粹的诗人方可接近那些“奇异的言说”。
再比如,我们时常接触的报纸、广告以及通俗文化,对诗歌的伤害到底有多大,看天下诗歌有多“无味”便可知。所谓的“无味”之诗,即经不起推敲,经不起咀嚼,经不起阅读,经不起存放的白水诗歌。这类诗歌写作的人,五毒中的,六亲模糊,七情皆无,长期持久不衰的攻击与谩骂致使他们面目极为可憎。可是,我们每个人却无法回避社会中的这些“无味”,怎么办?吸引?摒弃?融合?对诗人来讲,这是个技术性问题,做不好会讨人嫌。
有一位南方媒体人(有可能也是一位诗人),曾经在微博上号称发明了一种诗歌体新闻时评,并自鸣得意,大为推广,向众诗人约稿。且不说它的是否具有新闻革新的重大意义,但对诗歌而言,我觉得这是一种极不道德的做法。这位怂恿者无法正确审视诗歌美学,而且与时事有关的评论方式,也会让诗歌沾染上“警匪气”和暴躁感。也就是说,用世界上最美妙的语言,去针砭现实,无疑于“把警察用棍子殴打示威的人群视为一场芭蕾舞,或者将飞机投下的炸弹看做神秘的盛开的菊花”(如果是这样,要杂文干什么?)。我相信,阅读这样的诗体新闻评论,首先的反应肯定不是审美。
因此,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用艺术来再现的。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事件是错误的,却偏偏不选择最具担当性的手段加以干扰,那必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在我看来,诗人的首要行为是帮助自己解决问题。否则,所谓的“担当”只是一句空话。
当下现实问题是,每一个诗人都面临着在新知识和新环境下,如何让新语言顺利产生。诗人如若对语言没有贡献,证明至少在思想,或感情上严重缺失,或者,患上了商业大众化的毛病,要么就淹没在旧标准之中。所以,每一个诗人要懂得将现实带入“现在性”的语言中来,但不是镜子性的简单复制。而是掘开镜子,寻找那隐藏灵性深层的光源——真正的诗歌就是那些被光芒剔除之后的,留下来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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