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周瑟瑟 于 2013-5-2 19:51 编辑
“元诗歌”阐释下的诗写承担
――关于周瑟瑟 “元诗歌”写作的延伸阅读
央旦才让
周瑟瑟从2012年开始了一种迵于当下诗歌标准的新诗歌探索，并在2013年春天提出了“元诗歌”的概念，藉此写出了与其以前的诗写相对保持了距离的“元诗歌”。继“卡丘主义”之后再次引起了诗歌界的关注。那么什么是“元诗歌”呢？在周瑟瑟的未来诗写以及“卡丘主义”的方向上“元诗歌”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虽然周瑟瑟对什么是“元诗歌”已经有所解释，但是具体到“元诗歌”在“卡丘主义”中的位置和探讨“元诗歌”本身的理论架构方面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只有就此做出某种界定，使“元诗歌”在当代诗写乃至诗歌史占有一席之地，才可能使“元诗歌”走出更为宽阔的空间。
究竟什么是“元诗歌”呢？通过周瑟瑟对“元诗歌”的写作实践和“元诗歌13条”只言片语式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周瑟瑟的意识中，“元诗歌”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诗写趋向：第一方面，“元诗歌”承担着坚持传统的诗写发展痕迹，在探索和试验中使用“他者化”的语言方式对现在的普遍一致趋于平面化语言进行驳逆，形成富含传统文化力量的内在性书写传承，来反映诗歌的内在精神；第二方面，周瑟瑟更着力于建立以“元语言”为基础的一种新的诗写选择，用来描述这个世界日益被标签化/抽象化和臆症化的现实和历史寻找，并期待这种新型的叙述方式可以克服以往诗写发展到高峰时垃圾化的弊端，能够在“元”恒定的外在附着变化中变成“大众性自我”的鲜活的发展，形成“卡丘主义”诗写的倾向性尺度的完善和延宕；第三个方面讲，“元诗歌”在语言符号的指代性上讲又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平面性和语言符号原始初始性，“元诗歌”就是要以平面性的叙过，通过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构建有别于当下流行而又泛滥的普通话符号指向完成对被已经无数次的附加过的语言进性归零，使其符号指向区域恢复到单纯的初始化状态，以形成新的可阐释点。以上三点基本构成了“元诗歌”的理论框架，也意味着“元诗歌”理论的界定意味着要借助于文化内在里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内，使这种不同性在一个文本的延展中形成审美的趋同方向，最终使我们的思考在统一的现实/历史里，也使我们置身于思考之外，形成诗性的历史和现实，指向人类共同命运追问的过去、现在、未来，最终抵至彼岸。这种选择也决定了 “元诗歌”写作将是卡丘主义在诗写中的具体延展、传递和支点。
要讨论“元诗歌”对社会的作用及对历史的理解，我们必须对周瑟瑟“元诗歌”的几个决定性方向词语做一个必要的界定和梳理。才能以珠结串，比较清晰地梳理出“元诗歌”的价值所在。通过周瑟瑟的“元诗歌”写作和关于“元诗歌”的认识。我初步的提取“方言与消灭普通话”、“个人史与生活底部”、“客观与直接”、“叙述与细化”作为对“元诗歌”解读的重点。这些词语将从四个方面构成“元诗歌”写作的基本元素。而这些元素所具有的地域性、民族性、个人状态下的非官方化都从诗写基础性上充分地从传统感中找到对复杂的社会的叙述渊源，从乡间的压抑里挖掘和总结现实的面对方向，使其成为时代所指的背景，再现文化对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怀疑、记忆、复读和作用。
一、方言与消灭普通话
方言是人类社会活动里最具生命力和发展力和活跃度的人类活动平台，是人类社会交往、信息传递的基础。因为其具有很强的原生态性和多层次的记忆下的习惯承续性和界线模糊地个体化心理认识和体验性，能够在相对区域组合为全新而面对受众的隐喻载体。因为强调了区域性，所以形成的是半封闭的陌生状态下对经验的新的接受选择，可以产生较大的认知距离。把握方言的写作选择，就是通过方言意义下的差异性和完全的表达空白，使现代汉诗的写作摆脱泛滥的普通话写作中僵硬和可阐释空白日渐稀薄的沉入的尝试性摆脱和揭开，去除漂浮在普通话写作中的泡沬和社会化表达的无力。强调方言与消灭普通话对于“元诗歌”写作而言，就是强力的抵至目至所及，耳之所闻，剔除依赖于对主观的围绕和叙述，形成不附加主观认的陈述。经历了普通话的意义强加和解读麻木后，方言更能在人们的心理意识中摆脱冷落的已被普通话熏染的后现代主义及浪漫主义的侵蚀，在一个个新鲜的碎片中抓住稍纵即逝的瞬间，从方言丰富的透视抵至新现实主义的叙述中间，揭开不同以往的现实体验回归，体觉比较真实和没有外在附加的事件元素，在这种独特的区域性经验里获得与众不同的视角后延，使区域的范畴与叙述 者、阅读者的广泛体验联系在一起，形成对存在主体的客观认识和历史真相/真实意义的零度唤醒。
虽然方言回归和消灭普通话并不构成相互间绝对的消解性，而且也无法从实际意义上完成对方言话语的完全确立和对普通话的否定，在诗写中强调消灭普通话的方言写作更多的体现的是以周瑟瑟倡导的“元诗歌”写作者们一种写作态度和语言选择，是诗写在这个流派分立，主义行盛而语言在诗歌中实际能指能力不断萎缩下滑的时代诗人们对诗歌未来和诗写突破做出的刺激性反应，是在洞悉了传统诗歌的发展脉搏后诗人选择中被赋事的“社会认识”的深度工具，完成着传统诗写面向现实的继承和发展的使命，背负着拯救者的形象。
真正展开对普通话消失的发力，是在反映写作者对固定语言和话语方式的超越，只有超越了普通话的外壳，利用方言才可能使普通话本身，才可以与当下的写作流行方式形成分离，构成取消普通话的方言写作的本初意向，获取以时间为链条的新的写作力量的文本式呈现和经验暗示。在任何类型下来对应选择的取舍，“元诗歌”写作者所提出的消灭普通话并不是指向完全地根除普通话存在，在“元诗歌”写作者看来，普通话诗歌写作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实验沉淀加工之后，语言已经开始僵化，缺乏审美的情趣性和可思的新鲜感，呈现了某种虚弱的衰败迹象，写作的指向也缺乏明确的力量，因此普通话必须接受被改造，因为只有在它还有一定的气息时，才能剔除依附在其身体上的附着物，使其恢复元气和指向的生命力，保持话语旺盛的生命力。使汉语言得到话语的复活与延续。“元诗歌”写作者所提倡的，就是让普通话回到自己的母体――方言之中，利用方言写作，在这种状态的重新梳理中疏离普通话的强指性，取缔其在长期的语言符号霸权中形成的腐朽的虚弱，才有可能产生对于普通话的演绎和元气的修复，恢复普通话健康的肌体。消灭普通话也就变成了十分暧昧的对普通话的放置和修正，在放置中使集体对话语符号的附加回归，使普通话不具有模糊地群体性经验的强加，使普通话在被消失中演绎动人的死而复生的仪礼，在修正里使方言经过长期的沉淀，重新归纳为普通话，更普通的发掘和分解，使普通话在审读积累中获得再一次的重生和追溯。
而实际上，方言写作下的“元诗歌”并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更多的是在诗写麻木和东西放化矛盾冲突下失语的汉诗写作者的一个责任承担者，在对汉诗写作的病症进行把脉问诊的基础上千方百计地进行本体调理的责任显现，在畅通个体的交流中使诗歌留下更宽广的阐释空间。
二、客观与直接
客观表达要求叙述本身的单纯性，这种单纯性不需要反映出写作者对于事件的人物、历史的反思，只追求叙述的直观性，在过程性地叙述中不需要进行内省与反思，在叙述中，直接的形象是自然性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存在的呈现，并不依赖于作者在语言和现实之间的情感转换，因为对存在的叙述，本身已经达到与现实与历史、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联关系的存在，因为这些潜行文本意识本身就在客观中存在，不需要以个体经验的沉淀完成更新和重构。当我们意识到，客观的外向性呈现的时候，就是叙述性元语言可以把握的存在，是通过语言的此在性完成对对象本身的场域的东西，客观本身所具有的是不被修饰和熏习的本体性的存在，是在脱离修辞技巧后对包孕的事物重新确立可以基于日常性（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宏大抒情的精神禁锢进行真实性的批判），生活的取材，借助于对对象的此在性的发问，将注意力引向受众个体的发问而不是沉默在模具中的服从抑或是洗脑。
实际上，客观写作击碎的是先于写作阅读之中的神秘论迷信，消除经验论的强加与经验因素之间的摩擦。使客观存在在不同的受众者的意识里保持具有不同的受众者与叙述者间相对地平等性，在这种同一认识层面上讲是客观的主体并不存在一致的完整性，从客观的叙述出发，我们对应的不是对事物/社会/历史的认知经验，而是现场感下多元触点的一个现场点，从而由个人的反应走向公共的透视。
直接是指向于从第一触角中展现对所书写对象的注视和认识，它所展现的是不加过分修饰的文化内在的渊源，即以镜像阶段进入对所指物象的关联，可以说，“元诗歌”所提倡的直接可以被认为是建立在现实内外在基础关系上对内在性的抽取或者屏蔽，是为消除内在性对于物象的认识干预，使受众通过单纯的镜像完成自我内在与镜像之间的互应，从而实现对事物的自我统一认识。
当周瑟瑟把直接作为“元诗歌”写作的关键词的时候，直接便具有双重的内在意义，一方面，直接形成了诗写的选择角度的恒定性。在周瑟瑟看来“元诗歌”是在坚持对内在意义和消解，从消解的存在里部确立诗写对象的不动感和恒定感，这个才是真实的客观世界。这里强调的消解只是遮蔽了对真实的世界的修饰，才能从个体上发掘出不同的世界，由此看到完整而丰富的世界，在重新定义了外在性的内涵后，使直接的阅读中获得的对认知的独立共感，这将会使我们在普世性中有效的获取独立于权力话语之外的言说能力。
另一方面，直接呈现所揭示出的是某种类型的行为诗学，直接的涉取意味了对所观事物、事件、人物的直接陈述，在这里面不包含任何抽象和附属的抒情，在这里保留的是原汁原味的材料的诗性陈列而不是加工，是为人们论证对象的原点提供足够的表象性展示，这类同于行为艺术的直观性的形象表达，直接的呈现是以对象的行为的非思想包含性实举抵达直接基因里可以震撼或触读阅读者内心的东西，用来反动和激活受众者的怀疑，思考和批判意识，而不是让受众者进入叙述者提供的先验认识里，被叙述者的思想所左右。由于是行为陈述所具有的真实性，这将使受众面对的对象认识尽可能地将认识成见带入阅读中，形成被写作者先入为主的观念性安排，防止了文本本身可能带来的认识偏见和对对象的立场的既定性的选择。
三、个人史与生活底部
个人史的记忆在于从个体角度探索和取证历史，是返回个人认识的现象描述和自觉体验，把握个人真实生活画卷对于生存空间/社会时代的涉入和组合，并将这一切纳入到广泛的社会象征之内表现个人对社会的发现和顿悟。
个人史的强调在于完成的并不是英雄者的历史，而是普通人的经历。因为长期英雄史观的书写需要，我们的诗写中拥有了太多的英雄形象，他们或者拥有高度一致的怀济天下的气度，或者具有引领时代发展的思想深度和知识广度，或者具有英雄一统天下的荣光的呈现，或者怀有对悲情者叹惋的渲染。这些可以以情致胜，以典型取巧激发人们对历史和个人的认知和体悟，但是这种以偏盖全的历史／现实书写行为影响了对社会的根本基础――普通人的认识和了解，无法与社会的真实保持协调，无法反映人类活动的全部，并不能以一窥中的外在的世界中揭示社会整体历史／现实的内在变化。“元诗歌”写作强调的是从更广泛的人群和自然中去认识世界，让人们可以放下本体的唯一性河流，沿着不同的河流去体觉人生和人性，展现世界的方方面面，从他者的角度关注普通人的个人史和情感存在，其实是在关注自然生命和时代历史的延续，对普通人世俗生活的体验，其本质是追求对于历史关怀和抒写的内在动力，寻找自然情感和社会众相，从一个个鲜活中发现社会的真实，从不同的侧面最大限度地拼凑出社会、历史、情感的完整性。实现对人性价值的社会功用的多线程理解，完成对完整的世界/时代/社会的全面发言和判断。所有的这一切指向界定说明，“元诗歌”写作中个人史中的个人是完整社会的个体化表现。正是由这些“世俗的人”、“名不见经传的人”、“卑微的活着的人”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和完整性，并推动着社会一步一步地经历漫长的时空，构成了波澜壮阔或平淡无奇的复杂社会。对普通人的“个人史”的诗写，不但将丰富诗写的内容，给诗歌写作提供一个更为宽阔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这种丰富性将能展现出充满各类欲望的活力及矛盾的世界，表达出不同情境下的时代的寻求和精神节点，那么，借助“元诗歌”的写作，我们的精神史将会在完成对隐秘的民间性的历史关怀和体验中获得更为复杂和丰富的清醒悟知。
反映生活的底部其实就是反映民间和普通人的历史。在现代史研究中，很多学者强调，民间历史代表着对形而上的社会的线性把握和点状散射。而民间和生活在底部的阶层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缺失了基础，一切都将失去支撑，所以在诗歌中把握住民间的历史，掌握生活底部群体的生活现状和存在意识，就能把握隐藏在个体间/民间历史中对于整体社会的作用和生活世界的穿越。回归生活底部的关注，按照历史进程的跳动性范畴而言，是在实现底部群体对于历史的作用和正动，携带着强烈的传统意义，这是作为社会主体的群体的社会符号化，作为“元诗歌”叙述的主体承载者，底部的故事，具体地承担着社会的集体记忆的个体差异反映。关注底层群体，是在被异质的底层群体对历史的作用被抹杀后的主体质疑和寻求，是祛偏扶正的历史折射， “元诗歌”写作对底层群体的关注在于拒绝被异化的社会主体，运用一种文化策略，寻找民族的记忆和精神寻求，阐发出底层群体在文化历史中复杂身份性，发掘隐含着过去时期内而又融合着现代性现实的差异性和文化传统的不可分割性。以底层群体为主题重新解读历史存在和真实，感知民族文化身份/历史指向以及现代提供，并且考察区域底层文化形成时在不断地阐释、融合、分裂中扩展社会化定义，将多元文化因素纳入复杂和社会生态中形成对精神世界存在的积累和复现、赋予底层群体更为实在的符号指向。
四、叙述与细节
叙述是指对事件及人物进行描述，这种描述强调事件及人物的在“他者视野里”的单纯性，要求在叙述中尽可能地避免参杂作者的观念，完成原貌的直接呈现。 “元诗歌”的叙述性要求就是强调诗歌写作中的事件性，力争使诗写所面对的对象处于原始的，不为人为加工的状态，从而使诗歌开始呈现其叙述中的本来面目，从而忠实于对象的认识，在诗歌写作中，周瑟瑟的这种固执性强调首先将“元诗歌”做为一种现代诗歌写作的摹本，使诗歌初次体验从感性向具体的过度改变为直面的视角向感性的无限渗透，使诗歌在新的方式中取获充满想象力的奇异的空间。
融入了叙述的细节的诗写，并不是取消了诗写的抒情，相反它承接着语言天生所具有情感色彩予以了零度还原，使被人人为附着的抒情外壳被击碎，或者是对抒情在语言本质中的特点的标注，使自然地抒情不被涂脂上粉式的伪抒情所侵害，在细节构架下的叙述中保持汉语传统的诗意。
细节强调的是话语内容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借助于其种场域下的理解给世界提供不同声音的现状，正因为强调了细节对于整体的重要意义，读者才能够更有效地获取事实的真相状态，更加地接近真相的发现，使事实真相与自我经历的契合及历史记忆的形象形成清晰而透明的适应，完成对事件的认识和发言，从而化解读者信马由缰式的联想和无限制的加工，最终使人们得到具备现实社会意义的思维渗透，而不必承受习惯性强迫意识的结果式接受，这就是细节的力量。当我们透过烟笼雾罩的叙述，抒情的时候呈现出来的清晰地物象就是一个“参照物”，在相对宽泛地程度上使写作者和阅读者同时摆脱“压抑的情感救赎”的游戏式荒诞体验，在游戏中肯定情感在细节里无处不在的存在和人性真实价值的真实含义。叙述和细节的结合注定将使周瑟瑟的朝着颠否抒情传统的现代诗写小说化架构的方向发展，是在拒绝意象话语下的具象性情节活跃度的标尺的调高，是用细节铺展和推动思绪的发展。当然在这里必须认识到的是叙述本身指向的是事实的平铺，是从细节里呈现出存在的合理性，使读者可以在这种带有直接体验里获得与自我内心链接的想象组合。根据“元诗歌”叙述的细节把握，处在抒情中间不再使诗人成为语言承担的唯一判定者，诗人将会在摈除了强抒情方式的时候，成为叙述化内在抒情的必然引发器，体现更高的抒情散点模式。在诗写这个层面上，通过细节与叙述整体的关联，达到丰富的抒情超越，最终使我们体悟抒情的丰富性和无限性，使诗歌在自觉中脱离“禁锢状态”，开拓开阔的空间。所以细节与叙述、与语言内在的抒情在“元诗歌”写作中自动地生成了趣味性，使诗歌充分地体现和凸现了艺术对世界的判断，说的更为明白一点， “元诗歌”写作就是从叙述和描摹的细节中更纯粹地使抒情开始最初的变化，并形成诗写后完成生命和现实的洞察，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着话语变化的某种引领性和代表性，使我们得以在一粒尘埃里读到整个的世界。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元诗歌”在于强调完全相融于“卡丘主义”的文本确立，这仅仅是一种“他者”的解读。而“元诗歌”就本质来说应该突破当下诗歌界对诗写的普遍性认识，进一步讲是对当下诗歌审美的批判和颠覆，周瑟瑟的“元诗歌”作为对“卡丘主义”下的诗写的延展应该说是非常到位的，如果能够沿着具有批判意识的道路走下去，将诗写重新放置在对民族、历史、社会、传统、政治的解读和反思之中，形成富有新鲜的、充满活力的诗写文本来对一切发言，并且通过这种发言使文化语境适应于传统向现代的延伸和转换，形成对社会比较全面的认识。形成一个“元诗歌”写作群体，那么“元诗歌”将会冲破当下流行诗歌写作的固步自封、唯我独尊的文本偏执，从更深的角度讲，“元诗歌”的成熟和自信将推动语言符号指向间的互文和互相作用，不断充实和丰富文本的书写和表达，使文本具有更强的社会意义自信，与“卡丘主义”形成内部实质上的互质，推动和深化“卡丘主义”的未来视角，使其与社会泛世美学形成有效的间性互读，在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呈现对文化多重意义的显现，丰富文化符号的多元有效性。
这也许是在强调“卡丘主义”面向多样性世界的开放意义，也许在融入了传统意义和时代特征后，教会我们通过现实的差异性获得的内在性的外在化阐释，将形成对社会的真实接触，事实上，我们正在进入这个过程，并期待通过这过程达到一个关于叙述发展的终点，也许，我们将永远无法走到终点。但我们必须沿着对文化与美学的认识和感知的方向上前进，并且赋予其一个完全脱离于流行轨道的存在，从而找到一个接近真实的文化背景下社会阐发和行走的支点。 |
发表于 2013-5-2 19:49
收藏
分享
发表于 2013-5-3 08:42
楼主
发表于 2013-5-4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