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热爱有关——我为什么编《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兼答“网络诗选”
■李荣
一直不想写这篇文章，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我做了什么，在诗歌面前我觉得都不值一提，而且我所做的一切并不屈从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仅仅与自己的热爱有关；另一方面，一个选本的好与不好并不是编者说了算的，读者的评判才是唯一也是最后的检验标准，过多的自言自语，只会招惹是非。可是，“网络诗选”的主办人郑正西兄三番五次地约我谈谈自己的感受，我就有点盛情难却了。因为他这么多年如一日坚守在“网络诗选”这个阵地上的确不容易，可以说让人肃然起敬。其次，他约我写这篇文章也是为了宣传这个选本。诗歌相对这个浮躁的社会而言，是寂寞的、冷清的，诗坛却一直热热闹闹，单就年度选本而言，林林总总就有不下二十种，郑正西兄则像雷平阳的诗歌中写的那样，他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他只爱我这个选本，因为其他的选本他都不爱。哦，就凭这一点，我也应该义不容辞了。
我觉得在切入正题之前很有必要自我介绍一下。我1990年开始写诗，1998年远离诗歌，时隔13年后的2011年9月在鲁院学习时回归诗坛。那漫长的13年，我几乎过着与诗歌隔绝的生活。最近在成都和著名诗人、《星星》诗刊主编梁平兄聊天时他说，诗歌就是鸦片，无论你远离了多久，只要闻到那一股香味，你就会手痒、就会心痒。而我，正是这无数手痒、心痒者之中的一个。我远离时很彻底，回归时也很投入。在回归之后着手编选这个选本之间的三个多月中，我网上网下、刊内刊外大体上把握了诗坛的大致脉象。当下诗坛乱象破多，在我看来有两个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一是诗人对现实的漠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导致诗歌缺少了地气，离读者越来越远，几乎成为了圈子内自娱自乐的工具；二是各种诗歌选本虽如雨后春笋，然而却大都受到了非诗因素的干扰或者某一个、某几个圈子的局限，当然，也有一些是受制于编选者本人的审美。这件事看起来小，实则关乎诗歌的未来：因为诗歌选本往往是诗人或者准诗人最为信赖的参考、借鉴和学习的范本，一个拙劣的选本是会误人子弟的。正是基于这两点考虑，我萌生了编选《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的想法。当然，我也是有私心的：为自己争个名份从而尽可能较快地得到认可并融入到诗坛中去。我从来不否认也不隐瞒自己的这一点私心，哪怕招来轻视甚至鄙视。
想象总是美好的，真刀实枪地干起来后才知道把一个相对完美的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有多么具体多么复杂多么艰辛。2011卷从2012年元月开始启动，由于此前没有编辑出版图书的经验，直到8月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由于出版社的原因，还无法面向全国上架发行。尽管读到这个选本的人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由于受众有限，也最终导致影响力有限，让这部倾注了我大量心血的优秀选本无法引起诗坛的足够重视。我原来简单地认为，只要把选本编好就行了，没有考虑出版发行方面的问题。当这一问题呈现在我面前时，我不得不放弃原定的把这个选本的出版方圈在湖南这一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重新寻求最佳的出版方。我必须感谢网络，是网络让我了解到了在湖北有一个名叫沉河的诗人和编辑家，他对诗歌的真诚和为诗歌的出版所付出的努力让我看到了希望与合作的可能。于是，我通过新浪博客与沉河兄取得了联系，并迅速达成了一致意见。2013年4月，在谭克修兄主持的《明天》承办的首届“湖广诗会”上，我们有缘相见，也进一步加深了了解与友谊。5月，我利用公差之便又到武汉与沉河兄再聚，共商《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选编出版大计，并达成共识：为确保质量，也减少我的工作量，决定自2013卷开始，这部选本的封面与版式设计及印刷全部交给长江诗歌出版中心负责。沉河兄在审校完2012卷后，高度评价这部选本“是众多年选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基本上达到了为优秀的“新现实主义”题材诗歌文本立照、存传的目的，尤其是在可读性方面体现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下一步的发行充满了期待。
为编好这部选本，我可以说穷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比如从2012卷开始按100元每个页码的标准发放稿费，拿出一定的版面收录相关诗歌理论和评论文章，并增聘著名诗歌评论家程一身教授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又比如在新浪博客上推出“请你当编辑”活动，与国内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合作设立“新现实主义”诗歌专辑或者专栏等。2013年4月更是作出了一个有重大突破的决定，通过网络聘请了著名诗人玉上烟和《海燕》文学月刊主编李皓两位同志担任副主编，与我一起共同负责诗歌稿件的初选工作，从而结束了我两年多来一个人“单打独斗”的选稿局面。与此同时，当我了解到微博的巨大影响力后，我又腾出精力义无反顾地开通了新浪微博，并在微博上推出了《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2012卷“微博找读者”免费送书活动，短短几天之内，该条微博的点击阅读量就达到了16万余人次。
通过不断的总结和梳理，我给这部选本找准了定位，明确了 “以重塑诗人的社会角色和担当意识为己任，倡导现实主义创作方向，试图通过选本的导向作用对当下诗歌创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干预、介入和校正，力图在诗人与社会之间、诗歌与读者之间焊接一座精神与灵魂的桥梁” 的编选理念，并形成了“注重诗歌的艺术性，强调作品的可读性，不选无病呻吟之作，不选人云亦云之作，不选不知所云之作”的选稿原则。这个定位可以说把持住了诗坛的要脉。
当然，在编选这部年度选本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困难，感到过困惑。自己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自己的写作甚至工作耽误了不说，有时候还得不到理解，这种心情是很没落的。从选本本身而言，文学期刊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支持的力度还不够大也让我甚觉困顿。毕竟，我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从事这一项工作，精力有限，阅读面也不可能没有局限性，既不可能将全国出版发行的文学期刊全部收集到，也无法做到将所有的作品一一阅读，遗珠之憾便在所难免。如果文学期刊的支持力度更大一点，这样的遗憾自然便会更少一点。
从不愿意说到说了这么多，原因在于从事诗歌写作以来我就一直固执地认为，真正权威的诗歌选本绝对不是教授、博士、评论家和所谓的“掌门人”能够编得出来的，这项艰巨的任务只能由独立的、自由的非著名诗人来完成。譬如《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孙洙，是清朝文学家，但绝对算不上大家。再如《朦胧诗选》和阎月君，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既没有教授、博士之类的身份标识（我连大学的门都没有迈进过），又不是任何门派的掌门人，甚至连诗人这一身份都是自我赏赐的。正是我的“三无”身份以及对诗歌审美的认知与自信，才让我有足够的勇气从事这项工作，且认为自己具备别人并不一定拥有的优势：我没有门户之见，不受人情干扰，不受制于任何圈子。而这三点，又恰恰是编好一个权威选本的必要条件！
2013-5-16 匆就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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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7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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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17 11:55
发表于 2013-5-17 1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