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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诗歌，另一种可能？
——公共立场视阈下当代诗歌写作的困境与突围
魏斌宏 吴长青
诗歌写作和评论在当代成为一种问题，也许一直就存在着，只是相比于社会矛盾而言它的问题可能在知识界更加常态一些。以至于到现在各级教育选拔考试中都审慎地使用这种文体。对于诗歌，似乎谁都能说上点问题可谁又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俨然成了巨大的历史之谜抑或是世纪的难题。吊诡的是，尽管诗歌面临着一种诠释的尴尬，但却并没有抑制住写作者的写作热情，至少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说，老诗人并没有多少减少，诗教传统同样在青少年当中有所呈现，诗歌的传统功能仍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效用。具体到当代诗歌，颇具争议的形式和语言非但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价值多元、众语杂陈反倒将诗歌变本加厉的推向了悬置的边缘，也加剧了诗歌写作的分野与浮泛，同时抑制了诗歌力量向人的未知世界的更深处漫溯。
一
心理学研究认为，意识与认知，存在与心理交互影响，极具综合性，语言作为一种机能受到它们的巨大牵制。在语言和认知编织成的网络中，诗歌承担着传播人类情感和释放表情的重任，它在理性光辉的驱使下显得既便捷又充满着无限玄机，从而造就了其独特的魅力和神奇的力量。
作为人类精神的彰显，诗歌的出现自有其特定的历史机制与人类学价值。从遥远的古希腊到我们脚下的土地，到处都能寻觅到诗歌的踪影。作为一种极具广泛性和延展性的文学文体，任何与此有关的“不合时宜”都值得遐想和探索。百年中国，新诗一路坎坷，其中不乏激越与怀想，同样也有冷清与奚落，犹如承载养活民族精神的一把农具。而当代诗歌踏着现代化的曲调高歌猛进，诗人群体异彩纷呈，诗风摇曳多姿，甚至在大众文化中还搭载着为“经济唱戏”的重任，所有一切似乎都呈现出一派祥和的气象，俨然有借诗神缪斯的意志实现现代化的“节日狂欢”意味。但是，如果仔细回味，我们会发现，在诗歌创作“百花齐放”的胜景之下，其实同时掺杂着种种的精神欢畅与日常抒情，甚至也有特定状态下的腐朽与萎靡，这也说明了诗歌生态是众人意识的具体显现，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诗歌派别之分正是顺应了这种要求，既有社会性的一面，同时也具有文化生态个性化的特性。黄桂元对这样的现象给予了极大的包容，“诗人是不知终旅的精神探险者和写作者，不具有被克隆、相互复制的任何可能性。有时候，即使看上去诗貌似喜欢扎堆儿，那也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一种激励方式。”（1）显然黄先生试图从总体性上把握这样一种趋势，我们不妨预设诗人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卢卡奇在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赋予总体性以这样三种内涵：首先指的是当下发生的社会历史的本体建构过程；其次是一种乌托邦理想；最后才是人们所熟悉的总体性辩证法。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当下的社会视阈进行合理的审视与甄别，如果缺少这样一个大前提，那么我们对结论的推断必定是谬误的。
2009年，诗评家杨四平编著的《中产阶级诗选》在争议声中悍然入场，初遇这个概念之时，国内思想界关于经济危机背景下由社会制度的变迁而引发的中产阶级的相关讨论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尽管其力度尚很难称之为一股思潮。与之对应的是活跃的诗人频频出现在一些经济场域，诗人身上闪耀着资本的身影也不再是个别现象，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有自己的经济实体，整体呈现出西方社会沙龙式的漫谈和悠闲。所以，杨四平的诗选与具体的经济现象决不是没有联系，他是借助社会外部提供的视阈和发生的事实进行自己的知识考古，为新诗研究提供了一种维度。程光炜的反思也许对这样的研究提供一种佐证，他说：“怎么去对自己做历史整理呢？我认为有两个问题：一是我们都在本学科的‘想象共同体’内工作，现有的知识积累，已成的结论，大家在一定年代的历史共识等等，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但我们又无法不在这种知识框架中想问题和处理问题；二是如何将自己的研究‘有所偏离’和‘陌生化’的问题。”（2）他高度评价了洪子诚等人的研究，认为他们对问题的反思，首先是从对自己的反思开始的，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相对自足的知识和思想立足点。
回到《中产阶级诗选》上来，我们当下的历史或叫总体性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从主流层面上判断，有注重介入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有对意识形态的某种暧昧与拆解，也有在观望中模仿抒情或是拟神性地内心描摹，可以这么说，是相对固定的区域文化所引发的精神内蕴和诗人的知识系谱共同影响了整体创作。所以，才有了黄桂元所说的“扎堆儿”，至于说是相互“激励”兴许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地“互仿”。当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诗歌仍处于自发状态，暴露了日常意识对个人的误识与遮蔽，诗歌呈现出的个人化始终流于机械反映论的理论层面，对社会历史的浅表陈述或是对日常的抒情极易雷同与扎堆儿。日本学者初见基的卢卡奇研究姑且为我们找到了一些可以解释的原因，“现实社会中的劳动者被‘现代化’牢牢地束缚住了，他们的日常的意识成为物化了的虚伪意识，根本不能寄希望于他们的主观意志决断。”（3）在初见基看来，卢卡奇所描述的“历史”，不是机械的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而是主体的行为，以及从无意识状态和拘泥于虚伪意识的状态向意识化转化的动态过程。我们认为，杨四平或许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到了诗人意识的局限和时代所呈现出的新的特征，在为诗歌的表述注入新的思维。
较为敏感的是，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既定的概念更容易牵动人们注视的目光，张清华同样对此进行质疑，他认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作为文化批评的概念无法达到社会学概念所表达的关于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主体建立。（4）2011年初杨四平在《南方文坛》撰文全面阐释了自己的诗学观点和对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基本判断，“凡是具有公民意识这一新时代新心理共性的写作都属于中产阶级立场写作。”（5）姑且不论这个判断是否粗鄙或是武断，前文笔者已经提及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学背景下的社会问题的探讨，同样是出现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安全感、自信心、良好的教育、对各种信息和机会的广泛接触，这些都赋予了中产者独立思考、判断和行动的能力，也滋长了他们对参与超出熟人社会以外的公共事务的兴趣和能力；而同时，他们的财力又不足以去收买政客和操纵公共事务，而只能依靠个人的积极参与和自下而上的合作组织；这些条件，正是现代公民社会得以生长的适宜土壤。”（6）另外一种观点截然相反，认为“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做基础，数据统计出来的中产阶级只能是一个假象。”（7）显然，杨四平的中产阶级观是立足前者的思考，以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观判断当代诗歌创作，立足点和落脚点在于建立怎样的公民政治文化，这本身也是中国中产阶级存在合法性的条件之一。这与“对抗写作”“尖锐写作”虽不是同一个问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了为什么会存在“对抗写作”“尖锐写作”，以及“对抗写作”“尖锐写作”存在的问题。笔者以为，确立一种“立”的意识而非一味“爬行”的意识，改“变动”为“主动”的价值立场凝视诗歌现场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在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当是中性，而在写作倾向与建构上理解为褒性，这将更有利于主体上的独立与对自由的仰望。韩少功曾经说：“也许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一个重建精神价值的方向。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种非权力化和非利益化的文化核心、级差以及组织，即文明教化的正常体系。”（8）因此，对当代诗歌进行知识考古和对诗人知识系谱的重新检视，方能在总体性上有所作为。
二
诗歌的直立既需要对日常消弭性的抵挡，更需要对时代的逼视与审问。这需要知识领域的拓展，更需要超越式的自觉与激情，对散乱的意识进行甄别与厘清，对散落在精神领域的林林总总进行级差排序，对发生在当下的事实投射历史的善意和理性的光辉。水只有在横断面上才能看到它的截面，她的力量也不在于它是载舟或是覆舟，而是截面的所向披靡和流淌在大地上的声音。诗歌当是这样的水，它的力量来自对人类精神的无限覆盖和社会生活的悄然碰撞产生的激情与思想，在语言这座匍匐在大地上的闸门前内生出的智慧的动能。
诗歌的直立，诗人何为？同样需要直立的诗人，直立的艺术境界，乃至尊重传统前提下的超越意识和感知意识，而不是因袭前人或是同声大合唱。当然，最为拙劣的是走上一条文化的教条或是达官贵人式的文化猎奇和形式上的现代颂歌之路。诗兴和诗性的直立，语言和感知、意识的匍匐节制，当代诗歌亟需坚定地立足于真正的历史主义立场。
当代中国文化语境正处于全球化与重构儒学传统的双重论之中，诗歌也将面临着这股思潮的洗刷和荡涤，正确判断我们时代的特性，把握同时代的精神走向，既避免资本主义文化带给人的精神焦灼和日渐趋同的文化审美，同时又要区别过往历史中文化的势利和偏见。孙绍振先生在实践层面上对诗歌的写作曾提出过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我们用定义的方法，它的好处是可以克服古典诗论的缺陷，有深刻之处。但光有这个办法不行，另外一种方法是经验的方法。应把两者结合起来，不要拘泥于任何某种方法，在一颗树上吊死。我觉得应该从事实出发，从现象出发，从社会功能出发，来讨论诗应写得怎么样才比较好。”（9）定义的是否准确、经验和现象的把握是否切中要害，需要建立一种价值立场，这样的价值立场既贴切我们这个时代，同时又能穿越我们这个时代，达到引领并剔除我们时代的精神流弊。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曾因经济引发了一场文化内战，传统文化与新文化形成了完全的对立，新文化彻底成了一种社会变革。“新文化的拥护者认为，摈弃形式与理性的权威便能解放感官、释放本能，并提供最广泛的途径进行体验。他们不用政治术语或经济术语来解释解放，而是将它定义为释放与冲突。”（10）拥趸者之一的苏珊·桑塔格对新文化的内在诉求予以热烈的肯定，她看到了艺术功能的转换而不是艺术的消亡，她这样定义当代艺术：“感觉，情感，感受力的抽象形式与风格，全都具有价值。当代意识所诉诸的正是这些东西。当代艺术的基本单元不是思想，而是对感觉的分析和对感觉的拓展（或者，即便是‘思想’，也是关于感受力形式的思想）。”（11）当代中国诗歌写作的当代“感觉”可谓空前盛行，这样的景观同样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而当下诗歌突破的难度也恰恰在于过多“感觉”的缠绕与待解。问题意识的凸显虽已暴露出对破解的焦虑和对理论的渴求，但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需要更高的文化意识进行优选和分离。
米格在对中国劳工的研究中保持的谨慎和超越可为我们的诗歌写作提供了一种借鉴，通过这样的实践来改造我们对时代的感知，以及检视我们的意识反映与真理的距离。他的论述从另一种角度勾画出我们对于时代每一处细微地方的深刻反思和认知方式，“构建整体论式之外，我们还应当尝试由微观结构与微观进程入手，从社会生活世界和民众的视角，去认识和解释宏观角度下转型时期的形象与本质。而‘新劳工史’（newlaborhistory），正是立足于关注工人的文化与生活背景、经历与劳动状况，尊重以无数普通人为主体创造和传承的历史，细细体察每一个活生生的研究对象的点滴温凉、倏忽流光以及日常生活中至为坚固的内容。”（12）基于这样的立场思考，诗歌的写作主体仍旧存在诸多的疑惑和不稳定，这也才有了张清华对《中产阶级诗选》发出“走错房间上错床”的茫然，以及黄桂元对《中产阶级诗选》的立场发出痛彻肺腑的抗议：“这种居高临下的打压和挖苦，非但没有起到加分效果，反而暴露其贵族式的傲慢与偏见。”但是，杨四平所坚持的立场和方向却是鲜明、果断的，重新定义、命名诗歌主体，其理论主张及打破常规的创构勇气与时代的精神气质如出一辙，其作为的破坏精神或许为我们对时代的反思提供了与米格一类的维度。
不管诗的形式如何的蜂拥而至，又是何等的汪洋恣肆，在传统与现代汇集的闸前都会得到细疏与分流，作为诗歌主体必得对语言的深入把握以及了如指掌的顿悟，才能构建自己澄明的精神之河。中国区域幅员广阔，方言土语众多，区域文化的强势在一定意义上瓦解了国家语言的霸权，所谓的“诗派”林立，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与语言的先天潜质和整合思想的力度都有着一定的联系。法国革命派作家拉法格在对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关于现代资产阶级根源的研究中发现，语言之所以总是在一种经常改变的情况下活动着，那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的最富于自发性，最有特征的产物。四个世纪以来作为法国的文学语言的贵族或古典派语言，正如浪漫派或资产阶级语言，都是从平民的语言中提炼出来的。这是伟大的公共基金，各时代的文人从那里汲取单词、词句和短语。毫无疑问，我们的新诗传统带了一个不好的头，那就是“在社会文化整体弃置传统的选择下，汉语新诗无法不沉浸在破坏和告别传统诗歌的兴奋之中，解构传统汉语诗歌的一切既是手段也是最终目的，所以主体建构问题并不为当时汉语新诗所考量。”（13）在全球化话语的倒逼之下，当下儒学正进行着所谓的“现代转型”，在这一轮的文化思潮到来的勃兴时刻，诗歌能否在思想的、语言的，乃至时间的闸门前保持直立的站姿仍旧需要我们以流水般消融的潜质和柔体熨帖在时代的肌体上，诗歌的骨质和节奏定能唤起历史的温情。
三
相对的历史主义直接破坏了原则，同时暴露了立场的可疑，带来了主体的危机与焦虑。文化专制和权力崇拜是扼杀文化创新的刽子手，同样静止式的恋物癖同样是一副精神毒药，丧失的不仅是知觉和感知的灵性，同时阻塞了思想之河的狂飙突进。日常的鸡零狗碎跃然凌驾于思想之上，艺术的旨归趋于平庸，而且直接堕落为市场的买办。这将陷入时代的沉沦与人性堕落的双重灾难之中。
诗歌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似乎既具备集体呈现时间风景的能力，同时又在浓缩着历史的沉疴和滥觞，权力作为可怕的魔鬼侵蚀着文化的肌体，麻醉着沉默的灵魂，直至丧失主体对时代的感知，集体失语症候之一，便是对风景静止的赞叹和对自我的沉迷。布尔迪厄一语成谶，指出了我们时代面临着的危机，“权力不是存在于语词或符号本身中，而是存在于人们对‘语词的合法性的信仰以及对说出这个语词的人的信仰’。对于布尔迪厄来说，符号权力不是存在于理念的力量中，而是存在于它们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中。”（14）《中产阶级诗选》解构了权力的阴谋，也展示了权力者变异的面孔。语言和形式的双面性均指向了彼岸，但无法揭示关于到达彼岸的真相。
毋庸讳言，杨四平式的结论或命名无论带来怎样的怀疑和如何的不靠谱，穷尽其力或许并没有达到他所想要到达的目标，也无论怎样的“笼子”绑架进怎样的鸟，其动因还在于吁请一种超越时代特质的介入公共诗歌的出现。阿伦特在《论革命》中直陈这种历史的悖论，“无论一个动机有多么真诚，一旦拿到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之下，就会变成怀疑而不是真知的对象。当公共性的光芒投射在它身上时，它呈现出来甚至光芒四射，但它与行为和语言不同，后者的本意就是呈现，它们的存在也依赖于呈现，而这些行为和语言背后的动机，就其本质而言，正是通过呈现而遭到破坏。当动机呈现时，就会变成‘纯粹表象’，‘纯粹表象’背后其他不可告人的动机就会再度隐藏起来，诸如伪善和欺骗。”（15）杨四平的沉默和表述都会陷入二律悖反的境地，回避私人性，归隐公共性或许是一种规避的策略，很多当代诗歌的立场问题之所以流于坊间和茶憩的空隙或许正是这样的奇诡的逻辑在发力。
王家新在读意大利思想家阿冈本的《何谓同时代》，感同身受地揭露了同时代的危机与真相，“在阿冈本看来，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恰恰是像尼采这样的‘不合时宜’或看上去与时代‘错位’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因此，‘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16）诗歌主体与“同时代”虽然不是同一个命题，但是前者会不自觉地围绕后者进行证词的收集，后者会对前者不遗余力地同化与改造。两者在无意识中形成了同盟，达成了意向上的一致，静止的河流、流动的风景成了一对互文式的铺陈和表述，最终成功地腰斩了精神感受力和语言对世界的认知。
如果将“同时代”的危机作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间离的手段或是人类文化学伦理上的必要前提，在远时代的方式上保持一种历史的总体性，那么它就定能获得新的自足的空间，在公共性的光照下回归“动机”的严肃性和崇高感，回归诗歌的民间色彩和普世的价值诉求；更进一步，如果能够建立一套具有公共情怀的心理机制，特别是能够介入社会事务，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级差秩序进行重组的机制，那么有效地激发一种新的话语场域，将也不再是不可能是事情。“诗歌社会场域的重构，不仅要考虑写作的外部功能，它同时也应在写作内部发生。它必须提供一种关于文学生活的全新理解，必须有能力置身于当代精神生活的危机之中，而不只是一如既往地陷入伦理与美学的习见冲突。”（17）这应当是个时代的命题，也是汉语新诗在当下必将面对的现实。
汉语新诗的未来在于行动和创造，一切观望和抱怨都将会折戟沉沙。“笼子”与立场、身份阻碍不了诗歌发生的可能，当然更不必刻意为了某种所谓的文化研究，让“动机”在公共性的光辉下显得无所适从。
“文化的创造力来自‘时势’的挤迫及观念的重释，需要一种‘斡旋实效’的智慧，审时度势，另立门户，以求关键时刻的瞬间出手。这一过程，不是某个领域苦心孤诣可以设计出来，而是需要更广泛的心智联合。当代诗并非因为自身的边缘化，就丧失了对话的可能，其实践性品质的重塑，关键是看它是否有意愿且有能力“加入”进去、加入到当下价值重构的戏剧之中。”（18）姜涛在《巴枯宁的手》一文中，指出了我们的难处，同样也说出了我们可能的出路，作为一种实践的可能，我们现在所做的也许就是为了将来的那些对于“意义”和“可能”的探讨，所以，现在的困难和危机、质疑和责难都将融入文化的长河，成为历史久远的回响。
注释：
（1）黄桂元：《立场、身份与诗歌“笼子”——读〈中产阶级诗选〉的一种观感》，《南方文坛》2010年第4期。
（2）程光炜：《“当代文学”的理解：基于八十年代文学研究》，《艺术评论》2011年第6期。
（3）【日】初见基：《卢卡奇——物象化》，范景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
（4）张清华《精神的冰与诗歌的雪——2009年诗歌散记》，《当代文坛》2010年第2期。
（5）杨四平：《公民意识、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与当代中国诗歌——兼与张清华先生、黄桂元先生商榷》，《南方文坛》2011年第2期。
（6）周飙：《中产阶级缘何衰弱？》，《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月19日。
（7）孙骁骥：《中国存在“中产阶级”吗？》，《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1月25日。
（8）韩少功:《扁平时代的写作》，《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6期。
（9）伍明春：《“我坚定地相信诗本身的独立存在”——孙绍振访谈录》，《新诗评论》2009年第2辑（总第10辑）。
（10）【美】戴维·斯泰格沃德：《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周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47页。
（11）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
（12）米格：《他们在这里制造中国》，《书城》2011年2月号。
（13）陈爱中：《认同危机与汉语新诗》，《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4）【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15）【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16）王家新：《诗人与他的时代》，《天涯》2011年第3期。
（17）（18）姜涛：《巴枯宁的手》，《新诗评论》2010年第1辑（总第11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bd7dc3010170sx.html | 
发表于 2013-6-3 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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